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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和一位虔诚的贵妇
稍微有点生气的想法在那儿被看成是粗野，那儿的人已经是如此习惯于平淡无奇的话。谁说出有独到见解的话，谁就该倒霉！
福布拉斯[1]
在几个月的试用以后，于连到了管家把第三个季度的薪水交给他的日期。德·拉莫尔先生派他监督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地产的管理工作。于连频繁地去那些地方旅行。他主要负责的是有关那件与德·弗里莱尔神父之间的、著名的诉讼案件的通信工作。皮拉尔先生曾经指点过他。
侯爵在各种文件的空白页边上，潦草地写上简短的批语，给于连送来；于连就根据这些简短的批语写信，这些信几乎封封侯爵都感到满意，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学神学的学校里，他的教师们都抱怨他不够勤奋，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不把他看成是他们最优秀的学生中的一个。这些不同的工作，于连怀着从苦痛的野心产生出的全部热忱投身其中，很快地就把他从外省带来的红润的气色夺走了。他的苍白在他的同学，那些年轻的神学院学生的眼里，是一个优点。他觉得他们远没有贝藏松的同学们那样坏，那样拜倒在一个埃居前面。他们相信他染上了肺病。侯爵曾经给了他一匹马。
于连担心骑马出去会被人碰见，于是对他们说这种运动是医生规定的。皮拉尔神父领他到过好几个冉森教派教徒的社交圈子里去。于连感到惊讶；宗教的观念，在他的心里，跟伪善的观念以及希望赚钱的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钦佩这些虔诚、严肃、不多考虑收支的人。有好几个冉森教派教徒，友好地对待他，给他出了许多主意。一个新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他在那些冉森教派教徒的家里，认识了一位阿尔塔米拉伯爵；阿尔塔米拉伯爵身高近六尺，是在他的国家里被判处死刑的自由党人，而且笃信宗教。笃信宗教和热爱自由，这种奇怪的对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连跟年轻的伯爵关系疏远了。诺贝尔发现于连回答他的一些朋友的玩笑话回答得太尖刻。于连在做了一两次失礼的事以后，规定自己从此以后决不先开口跟玛蒂尔德小姐说话。拉莫尔府里的人对他仍旧非常有礼貌；但是他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已经下降。他的外省人的常识用一句普通的谚语来解释这种变化：“新的总是好的。”
也许是他的眼光比头几天稍微敏锐一点了，要不然就是巴黎人的文雅一开始所产生的魅力已经消失了。
他一放下工作，就陷在极度的厌倦中。这是成为上流社会特征的礼貌造成的毁灭性结果；这礼貌如此值得赞美，然而又如此有分寸，按照地位不同区分得如此清楚。一颗稍微敏感一点的心必定会看到矫揉造作。
当然，您可以指责外省粗俗或者缺乏礼貌；但是那儿的人回答您的话时多少带着点热情。在拉莫尔府，于连的自尊心从来不曾受到过伤害，但是常常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感到自己真恨不得哭出来。在外省，一个咖啡馆侍者，您走进他的咖啡馆时，如果遇到意外，他会对您关心。但是如果这件意外有伤害您自尊心的地方，他会对您表示同情，把您感到受不了的话说上十遍。在巴黎，别人很当心地躲起来笑，但是您永远是一个外人。
我们略过许多小事不谈；这些小事，如果不是因为于连这个人可以说是不值一笑的话，也许会使他显得十分可笑。不可思议的敏感使得他干出了许许多多笨拙的事。他的所有消遣就是采取预防措施。他每天都练习手枪射击。他是那些最著名的击剑教师的好学生中的一个。只要有一点时间可以支配，他就不像从前用来读书，而是跑到练马场去，并且要最难驾驭的马。他跟骑术教师骑马出去，几乎每次都从马上摔下来。
由于他顽强工作、沉默寡言、头脑聪明，侯爵觉得他很有用，逐渐地把所有那些稍微有点难解决的事务全交给他去处理。侯爵在他的雄心允许他暂时息口气的时候，就精明地做生意。他消息灵通，在公债上搞投机买卖很成功。他买了许多房屋，许多树林；但是他很容易动肝火。他几百路易几百路易地送人，却为了几百法郎打官司。具有远大抱负的有钱人，他们在生意中寻找的是乐趣，而不是成果。侯爵需要一个参谋长，能够把他的所有金钱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容易了解。
德·拉莫尔夫人尽管生性是如此审慎，有时候也嘲笑于连。从敏感产生出来的意外是贵妇人最反感的。它跟礼仪正好处在相反的两个极端。有两三次侯爵为他辩护：“如果说他在您的客厅里是可笑的，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却取得了出色成就。”于连这一方面呢，他相信掌握了侯爵夫人的秘密。只要一通报德·拉儒玛特男爵来到，她就会赏脸对什么都感到兴趣。这是一个脸上毫无表情、冷静沉着的人。他长得又矮又瘦，相貌丑陋，穿戴却非常考究。他的时间都是在宫里度过的，通常对什么事都不发表意见。这就是他的思想方式。德·拉莫尔夫人如果能够得到他做为女婿，那她一生中将头一次打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
[1]福布拉斯，显然是法国小说家卢韦·德·库伏雷（1760—1792）的小说《福布拉斯的奇遇》中的主人公。这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787年至1790年，深受司汤达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