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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快要开学的时候，权虎和姐姐的案子也开庭宣判了。姐姐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冯伍犯窝藏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并处有期徒刑九年；权虎犯串谋杀人罪，买卖和私藏枪支弹药罪、窝藏罪，合并判处无期徒刑。
那一阵保良忙于联系落实雷雷上学的事情，但每次庭审还是会去旁听。姐姐被判后从看守所转押到监狱，在狱中给保良来过一封信，信是寄到东富大酒店的，信中要求保良给她寄些钱去，还说她的身体如何糟糕。保良马上给她寄了五百块钱，他知道寄多了在监狱里也花不了的。他同时还给监狱写了一封信，要求狱方批准他前往探望姐姐。
雷雷终于上学了。
雷雷的学校离保良的住处和单位都不太远，上学前保良带着雷雷在三点之间多次往返，好让雷雷尽量熟悉路线。上学后的雷雷已经能够自己回家，或者在路过东富大酒店时到酒店职工出入口等候保良下班，然后和他一起走回家去。
保良和雷雷的生活，进入了新的阶段。每天早上，两人一起起床，一起洗脸刷牙，一起准备早饭——上学后的雷雷应当有所成长，所以保良开始教他干些家务——雷雷不仅学会了使用煤气，厨房从此不用再锁，而且，他还得到了一把家门的钥匙，他们每次走出家门时保良都让雷雷动手锁门。孩子的动手能力需要点滴培养，而动手能力的培养又可大大启发智慧。所以凡雷雷能动手的事保良都要他动手去做，动手也可以养成劳动的乐趣和服务的精神。
锁好家门之后他们并肩下楼，一路走到东富大酒店的街口才告别分手，保良上班，雷雷往学校的方向继续前行。中午雷雷就在学校里吃学校准备的学生餐，保良也不用天天冲刺般地赶回家里热饭了，他终于可以安心地坐在职工食堂的椅子上，和同事一起有说有笑，享用一顿从容不迫的午饭。享用这个字眼对保良来说，并不夸张，恰如其分。
因为有了菲菲给的一千块钱，也因为“骆驼祥子”这份额外的工作，保良在交完雷雷的学杂费用，中午的学生餐费，上学应用的所有配备的费用之后，钱包里还余几百元钱可供机动。他从中拿了两百块钱，去分局还给夏萱。夏萱当初在他行乞被收容时给了他二百元钱，他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还她。
他想，他今后一旦攒够了钱数，一定要向过去承诺的那样，把菲菲的钱全部还上。如果说，他偿还夏萱的钱是因为内心对夏萱始终若有的那份崇敬和感激，那么他偿还菲菲的钱则是因为他不想欠着菲菲。菲菲的钱是卖身的钱，用这种钱让人难以安心。
还有，他暗暗发誓，他以后一定要还掉张楠的钱。
想到张楠，保良的心情总要陷入伤感，已经成了难以克服的一个“条件反射”。想到张楠他就不能不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每个幸福时刻，那些记忆仍然保留着锋利的刀刃，让他的思绪稍一触及就会疼痛流血……
保良去了分局，去找了夏萱。
他和夏萱的见面，就在分局的食堂里边。
不是开饭的钟点，食堂里没有声音，这给保良带来一种异样的心情，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而夏萱和他显然不同，她用她一向特有的平静，用一种事务性的表情，接受了保良的好意，拒绝了保良的偿付。
“我不记得我借钱给你，”她说，“我不记得了。”
保良把那两百元放在桌上，他说：“那天我在地下通道，碰上你们和派出所一起清查。后来在派出所你们把我放了，你给了我两百块钱，我当时……我当时连声谢谢都忘记说了。”
夏萱淡淡一笑，反问一声：“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派出所去了！”
保良愣了半天，不知夏萱是不是真的忘了，他说：“因为我乞讨。”
夏萱说：“既然你是乞讨，那我给你的二百块钱，就是施舍，施舍是不需要还的。”
保良低了头，并没有收回放在桌上的钞票，他说：“也许你不愿意承认，可我一直把你当成……当成是我的同学，我的校友，你可能不愿意承认……”
夏萱打断保良：“我没不愿意承认，你是公安学院的学生，我知道的，我为什么不承认呢。”
“因为我是被学院开除的，因为我犯过很多错误，有我这样一个校友，你也许觉得耻辱。”
夏萱沉默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只说了一句：“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把话题岔开，“你姐姐的判决已经下来了，你知道吗？”
保良点头：“知道了，我前两天给她寄了点钱去。”
夏萱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保良想了一下，想不出什么，他说：“没有。”
夏萱说：“以后你有什么难事，需要我帮忙的话，就来找我。”
保良不知道夏萱是在表达一种由衷的友情，还是一种常规的客套，抑或是希望见面到此结束。但无论如何，他站了起来，向夏萱说了告别的话。
“谢谢你，”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也请尽管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夏萱也站起来了，笑了一下，但很节制，她说：“我又不去你们酒店消费，你能帮我什么忙啊。”
保良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是个体力劳动者了，有需要出力气的活儿，我都能干。”
夏萱很认真地接话：“不用出力气活儿，你能办吗？”
保良马上回答：“当然能啦，你说吧，我一定能办。”
“把这两百块钱拿回去。”夏萱说，“过去的事情别总放在心里，你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幸福的感觉。我真心地祝愿你，能找到那种感觉。”
周三，保良接到了女子监狱寄来的通知，通知他在本周的周日，可以前往监狱，探视他的姐姐。
周日，保良和雷雷早早起床，天没大亮就走出家门，提着为姐姐买好的食物和用品，向公共汽车的车站走去。
女子监狱设在省城附近的一个镇郊，清晨出发，乘公交车和长途车在途中辗转，上午九点就能到达那个无名的小镇。那一天从全省各地赶来探视的犯人亲属相当不少，青年壮年，老弱妇孺，全都拿着刚刚领到的探视证，排在监狱巨大的铁门前面。
上午十点，保良和雷雷随着第二批会见的亲属被民警带进铁门，鱼贯进入会见大厅，肃静地坐在一面玻璃隔墙的一侧，等着自己的亲人出来。五分钟后，犯人们从隔墙的另一侧被带进来了，保良和雷雷竖起脖子紧张地张望，在列队而进的女犯当中，竟然没有找到雷雷的母亲。当进入大厅的女犯全都依序坐定，面对自己的亲人用通话机开始交谈以后，保良才看见一位女警扶着面色苍白的姐姐，从门外蹒跚地走了进来。
雷雷没有遵守和保良事前的约定，眼泪哗哗地哭起来了。保良本想忍住不哭来着，但看到姐姐病入膏盲的样子，看到姐姐顷刻哭歪的面孔，他的眼圈立刻红了起来。他听着雷雷用通话机叫着妈妈，看见姐姐边哭边叫雷雷，他听不见姐姐说了什么，但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想到，日复一日的与世隔绝，日甚一日的疾病磨损，姐姐乍一见到她亲爱的儿子，那是怎样一种肝肠寸断的心情！
那次会见只有二十分钟，大部分时间由雷雷占用，保良和姐姐说话时注意到姐姐的目光，在他的左耳的耳垂停留了很久。那里有母亲留下的一只耳环，那只耳环一直是母亲和儿女之间彼此相思的念物。
姐姐的声音虚弱，先问保良雷雷听话不听话，说雷雷要是真不听话你该打就打，别惯他宠他。然后，姐姐又问保良能不能去求求父亲，让父亲替她去求求公安厅司法厅的头头，让她尽早出去，求父亲可怜她现在一身是病。保良含混地点头，答应姐姐去找父亲尽量说情。他没有告诉姐姐，他和父亲因为雷雷，因为陆权两家的前仇旧恨，已经中断来往，他不想让姐姐感到绝望。当一个人的肉体受到束缚的时候，内心残留的希望也许是生活下去的最后支柱。
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犯人们听到民警的命令，纷纷站起身来。姐姐仍然由一位女警扶着，一步一挪地走在最后。保良和雷雷从另一侧走出会见厅时，有民警高声在问：“谁是陆保珍的亲属，谁是陆保珍的亲属？”保良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连忙出声答应：“我是。”民警说：“你过来一下。”
保良便拉着雷雷，尾随那位民警走进旁边的一间屋子。在那间屋里，一男一女两位民警让保良和雷雷坐了下来，由女的开口，第一句先问保良：
“你是陆保珍什么人呀？”
“我是她弟弟。”
“你叫什么？”
“陆保良。”
“这小孩是陆保珍的儿子吧？”
“对，他叫权雷。”
保良表面镇定，心里紧张，他抓住那位女狱警低头在小本上记录的间隙，插进去问道：“我姐，我姐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你姐姐进来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位年长的女警说道，“进来后我们发现她的身体不好，经过监狱医院和省监狱局医院检查，诊断她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风湿病，比较严重，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自理也很困难。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我们考虑让她保外就医。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姐姐除了她这个未成年的儿子之外，现在外面还有你和你父亲两位亲属，你回去和你父亲讲一下，家里也准备一下，等过两天这件事上面一批下来，我们会立即通知你们，把她接出去保外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