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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流行时,我家周围出现了许多黄色的老鼠。用木棒敲打老鼠皮,跳蚤就直往下掉。正当我们在死亡的深渊里进行挣扎的时候,中国人民政府派来了救护队。”
“救护队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白色防护服,戴着头巾、防尘眼镜、胶皮手套、口罩等,穿着胶皮长统靴,进行全身防护。作为紧急措施,封锁了流行病地区,进行了消毒,还给居民打预防针。”
“我的一家19口人,被救护队从死亡线上救出了7口。活下来的,除我之外,还有祖母、叔祖父的弟媳、母亲、哥哥、小叔的弟弟和堂妹。如果政府不派救护队来,我也活不成了。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充满了悲愤。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细菌杀害了我的一家。”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这些数不清的罪行,下一代人也绝不会忘记。我们绝对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能重演这种悲剧。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我们,广大的日本国民也是反对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日本人民的家庭也被拆散,流离失所,遭到破坏。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团结起来,为防止这种悲剧的反复而努力。”
当讲话结束时,靖福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但双颊却被泪水浸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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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不断的噩梦
第三名证人是陈芳盛(73岁,平房区保国街198楼423号)。他说:“我曾住在正黄旗五屯。村子的面积为1200垧,其中有200垧被强占。当时的土地每垧约500元,可是,731部队只给了120元。1938年,我们被赶出了正黄旗五屯,迁到裴家窝(新五屯)。当时盖一间房需要200元,但只给了50元。因此,只好在地上搭个有顶的马架,连马架也盖不起的人,只能到处流浪。赶走我们的原因,主要是不让我们看见细菌工厂的建设。”
“他们命令我们在1938年8月15日至9月15日一个月内迁出。这时庄稼巳经收割完毕,天气很冷,已经下霜了。同村的金志福、张志宝和文道周三人对强迫搬迁表示不满,被宪兵队逮捕。被捕后强迫劳动,死在鞍山。金的儿子自杀,妻子改嫁。这些不幸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
第四名证人是金国忠(57岁,东方红公社正黄旗四屯)。他说:“日军侵华时,我才十四岁,住在四屯。四屯也被划为731部队的军事特区。当时,四屯有125户人家,820口人,土地面积为650垧,有151名劳动力,不得不从外地请人来种地。外来帮忙的人没有居住证明书,宪兵队就把他们逮走,有的杀害,有的被赶走。结果,还是没有人种地,土地荒芜了,打不出粮食,农民缺吃少穿。”
“我的邻居是一位叫文业志的人,当时他家有6口人。1943年4月15日,文到731部队机场砍柴时被捕。逮捕时,用白布把双眼蒙上带走了。被毒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受了重伤,再被蒙着眼睛放了出来。他半死不活地回到家中,第三天就死了。他满身都是被鞭打的伤痕。
“当时文业志有一位65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的孩子,老母亲由于过分悲痛哭瞎了眼。他的妻子改嫁,两岁的孩子由姥姥带着。失明的老母亲于1943年12月去世。现在他的孩子文立学已经长大,当了赤脚医生。”
金国忠在动力班服劳役,每天用手推车把煤运到锅炉旁。他说:“锅炉每昼夜要消耗150吨煤。每辆货车的容量为50吨,一天必须运三车煤,需要20个劳动力。劳工的午饭是橡子面团子和玉米面窝窝头、腌黄瓜。早饭和晚饭是高粱米粥。”
金国忠继续说道:“从1943年3月的一天开始,731部队给劳工颁发了劳务证明书,干活时必须随身携带,早晚出入时要出示,接受门卫的检查。劳工身份证明书上写着‘满洲第731部队’,盖有石井的印章,右上角贴着本人照片,左下角盖有‘普通劳工’的印,左上栏写着劳工姓名、性别、年龄和职务。劳工分为普通劳工、班长、小队长、副队长和大队长等级别。”
“有一天,我干完活以后回劳工宿舍(马架),途经门卫室时,劳务班的头目真田(似乎和白在证词中提到的真田为同一个人)要我出示身份证明书。由于总是随身携带着身份证明书,纸面磨起了毛,731部队这几个字不太清楚了。真田把我带到卫兵室后用皮鞭抽打5次脑袋,又用木棍在后背殴打4次,从下午5点收工起一直打到8点,开始还数数,后来巳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8点以后好不容易放回去。由于殴打得太厉害,巳无法出工。但是,第二天还是被叫去运煤。1945年6月到7月初,731部队发出通告,说天气巳暖,不需要烧锅炉了。锅炉一停,我们没活干了。不久,日本军官把中国劳工赶出工厂。在此期间,他们每天用十几辆马车从口字楼运出许多装满文件的箱子,在锅炉里烧,整整烧了一个星期。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不清楚。那时,‘保密队’监视中国人,不让靠近,保密队员也是每天一换,似乎也是怕他们过多地知道秘密。保密队开始时在东门,后来挪到西门。其队员由宪兵队派遣。”
731部队选定据点的条件
结束了在平房两天的釆访之后,我们返回哈尔滨。从进入中国之日起,连日来一直是好天气。汽车沿着两旁白杨树成荫的草原中的大道直奔哈尔滨。夕阳在地平线上映着余辉。原731部队人员用“金盆”来形容夕阳。但是,在我看来,并没有感到那么大。今天,这块土地巳不是“红色夕阳下的满洲”,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角,到处都是建筑物、行人和车辆。
这里虽比日本辽阔,但到处都是人工的。沉落在人工范围内的夕阳,和在日本所见到的,是相同的色彩,大小也差不多。
昔日,日军渡过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北上,通过满铁线路侵略“满洲”。这里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未开垦的土地。在侵略者看来,是在远离“故乡几百里”的大原野上看到的夕阳,它像鲜血涂过的那样红,像“金盆”那么大,这不过是侵略者随心所欲地描绘出的梦想,是一种伤感的错觉。
今天从东京到北京的飞行时间约5小时,从北京到哈尔滨的飞行时间为1小时40分钟。北京到哈尔滨和哈尔滨到北海道西端,几乎是等距离。在中国任意设定的日本生命线的幻想业巳消失,夕阳也还原到极为普通的尺寸。
今天的日本,已变成了美国的前沿据点、“不沉的航空母舰”,成了“美国的生命线”。航空母舰并非为航空母舰本身而存在,作为它存在的理由的实体设在后方。又是谁把日本卖给美国,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和“生命线”呢?
我边追忆着时代的演变边思考。731部队为什么把根据地选在平房呢?在参观了平房现场之后,我想出了若干理由:
1.作为细菌战基地,便于保守秘密;
2.附近地区人口稀少,万一细菌外泄,可以把受害控制在最小限度;
3.靠近大城市,容易确保制造细菌所需的人才、器材、技术设备和劳动力;
4.这一带地形平坦,没有峡谷、山脉、沼泽和岩石等自然障碍,有充分的土地可供划定军事特区;
5.靠近中苏边境,是能够抑制苏联南下的战略要地;
6.便于研究细菌战的主要武器——鼠疫;
7.容易确保实验材料(“马鲁太”、老鼠);
8.研制出的细菌武器容易用于实战。
上述理由中的5、6、7、8条尤为重要。在当时的“满洲”,作为鼠疫的媒介物——老鼠甚多。当地被称作“黄老鼠”(大眼贼)的松鼠科土拨鼠,每只体重约250克,此外,还有沟鼠、田鼠、鼷鼠和仓鼠等,甚至用手就能够捉到。
在1910年至1911年期间,整个满洲地区曾有过鼠疫自然大流行的历史。作为鼠疫菌的研究环境来说,是最理想的。另外,作为供应实验材料用的“马鲁太”很充足。
由于能够充分具备上述条件,所以才选定了平房这块土地。
高级队员的小传
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战争结束时任支那派遣军司令的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直到石井四郎晚年一直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731部队创建直到结束,他做了如下的回忆。这个当时军部最高的实权人物的回忆录,证实了“平房以前”731部队选点,使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冻伤实验以及美苏围绕着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争夺战等的真相。
“时间在1933年某月某日,在哈尔滨东南拉滨线车站附近的背阴河设置了石井研究机关,邻近就是关押土匪的收容所。”
“因为用活人代替了土拨鼠做实验,所以自然取得了效果,并稳步地取得了医学成果,但其详情我不知道。据石井战后透露,约有200多项取得了专利权。”
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叙述了有两名军医大尉“因实验马疽和其他项而以身殉职”,731部队制造虚假的战绩,为“这两个人申报功勋”的事实以及人体冻伤实验的成果之后,这样写道:
“……战争结束以后,石井留下了许多问题。与其说是战争结束前,倒不如说是我作为第二师师长,于1937年春到哈尔滨赴任时,那时,石井机关在哈尔滨南郊已建有相当漂亮的建筑物,石井军医中将也兼任军医学校的教官。苏军迫近哈尔滨时,他把最宝贵的研究资料装了三大皮箱,乘飞机回到了东京,把它藏在牛込户山町的家中。”
“战争结束后,苏美两国之间围绕着细菌战的权威——石井的研究资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同满洲有着密切关系的苏联已经知道石井机关的存在,这并不奇怪,但是,美军也重视它,说明美国的谍报机关是很优秀的。
“战后有一次,盟军占领军司令部当局,要求联络官有末精三中将‘把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带来’!”
“有末询问道,这是战犯还是利用?对方说是后者。所以有末就放心地陪同石井来到司令部,尔后进行过许多交涉。他们还赠送金子等给石井。结果,把这三个装有贵重资料的皮箱全都带回美国。后来,美国虽把没收的陆海军的文件大部分都交还日本,但是,那三个皮箱始终没有归还。”
“苏联方面要求获取石井研究资料的运动极为积极。苏联军官访问石井,开始时,按照规定,是在占领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后来,他们背着有关人员在深夜访问石井。当时石井在自己家中经营旅馆,所以不能谢绝来访客人。苏联军官又是威胁又是哀求,有时做出让步说即使提供一部分资料也可以。由于他们频繁来访,石井得了神经衰弱症,搬到老家去了。”
原陆军大将冈村认为,苏联判断“从石井那里得不到任何资料,而采取了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审讯731部队人员的办法”。(引自“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集)
“冈村宁次大将资料”记述了731部队于1933年在哈尔滨市背阴河诞生的情况,但《真相》杂志于1950年4月1日发行的第40号以“370000人之谜——活着的细菌部队”为题做了如下的记述。虽说引用的稍长一点,但是由于它是被埋没了的贵重资料,我想在版面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作一介绍:
“当时(1934年),石井是军医中佐,头衔是满洲医科大学教授,去满洲以后,秘密组建了‘东乡部队’——后来,利用石井的家乡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部落的名称,改称加茂部队的细菌研究所。它设在哈尔滨东南方约70公里的拉滨线五常车站附近。
“著名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别名第731部队’这个名称,是在5年以后,部队的根据地迁至哈尔滨郊外平房火车站附近以后才使用的。当时,和队长石井中佐在一起前往的有增田知贞军医中佐(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太田澄军医中佐(冈山医科专门学校,医学博士)、佐藤俊二军医中佐(京都大学,医学博士)、渡边连军医少佐(熊本医科专门学校,医学博士)、早川清军医大尉(东京大学,医学博士)、西村英二军医大尉(京都大学、医学博士)等军医军官,还有天辰良道药剂中佐(长崎医药专科学校,理学博士)、川岛三德药剂大尉(东京大学,理学博士)、增田美保(东京医药专科学校、理学博士)、山之内药剂大尉(金泽医科大学,理学博士)等药剂军官。这是主要阵容,此外,还有五六十名下士官。在用铁丝网包围着的研究所内,由乙津一彦宪兵(法制大学毕业)等20余名部队直辖的宪兵队队员进行着严密的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