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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后不久，岳托和他的三弟萨哈廉，一起来到他们的父亲大贝勒代善府邸，谈起了努尔哈赤死后的政治形势。他们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汗王之位不宜久虚，应该早定大计。这两位年轻人对父亲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受老汗王努尔哈赤器重，大家对他也都心悦诚服，应该由他速继大位。代善同意他们的看法，然后，亲自出面去和其他几位大贝勒沟通。史料中，找不到任何人对此发出不同声音的记载。第二天，后金汗国所有位高权重人士一起联袂推举，由此，汗王权位在一片安详平和中顺利转移到了皇太极身上。（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八月；《清史稿》太宗本纪一等）
岳托是镶红旗旗主，代善是正红旗旗主，萨哈廉则是议政贝勒。当时，皇太极只是镶白旗旗主。论起实力，代善和岳托父子三人的力量显然比皇太极大。他们没有凭借实力争夺权位，却联合其他人，一起推举了皇太极。
他们可能谁都没有意识到，在不经意之间，他们已经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极为辉煌的纪录。一个游牧渔猎部族国家，在众人的和平推举下，产生了一位最为优秀而称职的领袖，成为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成功、最了不起的一次权力转移。他们的名字理应载入丹青史册。
后来，这件本来明明白白的事情，愣被涂抹得乌七八糟、七扭八歪。一部好经被歪嘴和尚念得不是个东西，在皇太极继位的话题上，表现得特别充分而又典型。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对于后金政权来说，这一年，开年就不好。正月里，老汗王努尔哈赤亲自领兵西进，结果在小小的宁远城下伤亡惨重。有传说，连老汗王本人都受了炮伤。
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烈的老人，如今更加乖戾。这个横绝一世的人，变得有点儿像祥林嫂，时不时就要回忆自己一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光荣历史，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怎么就会败在宁远城下，有时，又会叹息自己身心倦怠，打不起精神，要不然就不停地咄咄自恨，觉得事事好像都无法顺心如意，仿佛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放心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八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努尔哈赤的死讯。在一片愁云惨雾中，王公贝勒们从四十里地以外的叆鸡堡，把老汗王的遗体抬回了沈阳城里的汗王宫。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前后，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和硕贝勒们转达努尔哈赤遗命，让大妃为老汗王殉葬。大妃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是努尔哈赤众多妻妾之中的首席夫人。六年前，阿巴亥曾经受到了努尔哈赤下令离弃的严厉惩罚，后来，努尔哈赤又把她接回汗王宫，直到死后让她陪伴自己于地下。
大妃认为，努尔哈赤去世前五天，自己一直随侍在旁，大汗并没有流露过让自己殉葬的意思。
无奈四位大贝勒众口一词，四位小贝勒包括大妃的三个儿子：二十二岁的阿济格、十五岁的多尔衮、十三岁的多铎也没有异议。须知，在其当时，十四岁的女真人已经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成年人，后来，也是大清皇帝亲政的年龄。这表明，此时此刻，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可能确实听到过努尔哈赤有此遗命。于是，大妃只能在他们恭而敬之却又寸步不让的坚持之下，悬梁自尽。多年以后，多尔衮抱怨过皇太极夺了自己的汗位，却从未提到过皇太极逼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
根据努尔哈赤生前的安排，大妃阿巴亥的三个亲生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继承了正黄旗与镶黄旗的家产。过去，两黄旗一直由努尔哈赤自己亲自掌握。按照八旗制度，只要成为一旗之主，就不仅仅代表着崇高的地位，还意味着拥有了在其名下的土地、人民、军队、牛羊、财富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力。这些权力所能够支配的力量，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层面上，至少相当于后金全部国力的八分之一。这就使努尔哈赤的遗产继承变得颇为耐人寻味。
按照中国人的皇权制度与传统，国家权力的传承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皇帝名位的继承，谁继承了这个名位，谁就拥有了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得不到这个名位的人，也就自然失去了一切。在那里，国家根本大法、一切权力与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继承权总是笼罩在血雨腥风中的根本原因。
努尔哈赤死时的后金汗国，则不是这样。在那里，至少从理论和当时实际情况上看，汗王的名位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继承这个名位的人，需要由八旗旗主即八位和硕贝勒推举产生，假如这位汗王的工作与为人得不到八位和硕贝勒的认可，他还有可能被轰下台去。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成立，在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后金汗王的实际地位，与任何一个八旗旗主的地位是一样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努尔哈赤临死时一直处于神志清醒状态，却始终没有为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
女真人源于游牧渔猎生活的文化与农耕社会的汉族文化差异极大，完全不可以用帝王政治和儒家文化传统去生搬硬套，特别是前清时代的情形。许多出自汉文化训练的文人，将这一段历史解释得牛唇不对马嘴，原因端在于此。
仔细考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女真人和在我国境内生活过的以及世界上众多游牧渔猎部落一样，有过许多相同或类似的习俗——
譬如，他们习惯于迁徙，习惯于追逐水草丰美的地方。努尔哈赤的祖先曾经多次移居迁徙，努尔哈赤多达五六次迁移首都，便可以看成是这种习俗的遗风。这和农耕社会的安土重迁显然不同。楚汉相争时，刘邦的根据地定在关中，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元明之际，朱元璋的大本营扎在南京后，便牢牢地钉在那儿不动。
这些游猎部落习惯于以小核心家庭的方式分散生活，于是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便由大家来推举那些勇敢、聪明、公正的人物，将人们召集并组织起来。他们之间由习俗而产生的约法简单而严厉，不能严守这种组织约束的人，常常要受到死刑的惩处。他们的司法制度看上去粗暴简单，却十分有效。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常设的监狱，即便有，里面也时常是空的。八旗制度——从牛录到甲喇到固山八旗再到后金汗国便是在这种培养基上生长与发育起来的。
而那些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将他们强力整合或组织起来的人，就成了他们天然的领袖——单于、可汗、王等等。
这种整合或组织与他们原有的游牧渔猎生活并不吻合，因为在那广阔得几乎无边无际的草原山林、雪野戈壁上，要想将他们组织起来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整合后的军事行动必须具有下列两种情势方能长久持续：其一，军事行动战果显赫，能够得到比游牧渔猎更高的经济利益；其二，整合他们的领袖人物已经或正在被神化。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告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王族有一个来自天上的祖先，或王本人曾经接受过某种神秘的授权。努尔哈赤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天上的仙女，努尔哈赤的脚上长着贵不可言的红色七星，满族人不吃狗肉并爱护乌鸦因为狗曾经受神灵指派，掩护了努尔哈赤，而乌鸦则衔来朱果，使仙女受孕生下努尔哈赤的祖先等等传说，即属此类。他们的领袖必须是得到上天护佑的半人半神才行。
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是：尽管他们差不多都是从一个首领和一群情同手足的战士开始其英雄传奇的，比如，从努尔哈赤起兵时就跟随他的著名五大臣，但最后上天仅仅保佑首领一族，政治权力的继承，全部为王族所独占，其他部族不能侵犯这种神圣的权力。这就是以王族血统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传承制度。
困扰大汉三百多年的匈奴，困扰大唐盛世的突厥，使大宋烦闷不安了一个多世纪的契丹辽国，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如今的女真黄金种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家族，只要一一解剖就会发现：这些游牧渔猎民族都在恪守上述原则。在他们那里，国家万世一统，以王族的开始为开始，以王族的结束为结束。从来没有发生过王朝在国家内部被推翻更替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从来没有落到过王族之外。这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帝王梦寐以求数千年而不可得的一个梦想。
最后，与王族血统主义继承原则相配合的，则是领袖推举制原则。从秦汉的单于时代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两千多年时间里，这一原则一直坚定地在我国上述几乎所有游牧渔猎部族中发挥着作用，与王族血统主义相表里，成为一个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这一根本制度的含义有二：其一，部族国家的元首只能在一个受到上天护佑的、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王族中产生；其二，元首必须在有资格的王族成员中经过推举产生。
这种制度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必定与下列情形有关——
分散的游牧渔猎部族与农耕社会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要分散得多、动荡得多也险恶得多，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甚至整合成为国家，一个普遍的原因是出于战争、抢掠财富等与军事相关的动机。
本来，这些游牧渔猎部落的人们并不关心农耕社会里发生的一切，但是农业社会和城市文明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唤醒了他们对物质文明的最初欲望。那里的金银珠宝、铜铁器具、绸缎布匹、粮食茶叶无不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动荡的生活。于是他们学会了通过贸易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为此他们时常需要忍受对方的欺骗、敲诈、傲慢无礼和有时真正的背信弃义、下流无耻。当天灾人祸降临时，情形就会变得更加悲惨。当他们忍受那些屈辱却得不到自己需要的物资时，战争就将无可避免。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淳朴豪迈的牧人猎手，如今变成了极为勇敢又能干、凶狠而剽悍的战士，而且这种转变，似乎不需要跨越任何障碍。这种军事冒险，常常能够给他们带来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得多的财富。于是在不同的游牧渔猎部族中，这种同样的冒险行动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这种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地地道道孤注一掷式的赌命，在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远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无数倍的危险。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缺少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获取这些收益、抗拒这些风险；同样，没有了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游荡在山林草原上的人们，也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够得到那些巨大的财富与收益。
这种收益与风险，对于他们的关系实在太过重大。
因此，当他们接受了首领家族成为王族的神圣地位时，王族和支持自己的那些凶猛战士之间，就必定要有一个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加上某种程度民主主义的妥协性考虑，那就是：肩负部族国家生死存亡重任的权力继承者，必须将那些体弱多病者、胆小鬼、懒虫、酒鬼、笨蛋、贪心不足的守财奴、心术不正的坏蛋、不孚众望者和年幼者排除出去，只有那些智勇双全，富有生命力、才干和王者风度的人，或者简单说，就是那种众望所归的人，才有希望成为继承最高权力的候选人，通过众人公正而挑剔的审视目光后，被推举为王，成为他们新的领袖。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那些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首领，许多人常被冠以“勇猛”、“贤明”之类美名，在漫长的世代里，受到族众的热烈爱戴，这就是原因所在。
从大名鼎鼎的匈奴首领冒顿时代，一直延续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这种氏族长会议、部族长会议、大人推举会议和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帝国推举大汗的忽里台大会，直到努尔哈赤生前所定的八王议政、八贝勒推举汗王制度，全部贯穿着上述思想与原则。不但最高权力的传承需要靠这种会议推戴、认可，而且重大国是如战争与军事行动、大型宗教仪式、财富分配与赋税等等也要在这种会议上获得通过或决定。不幸的是，这种制度从来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机制，以便防止不适当的欲望、野心和阴谋，防止滥用权力、武力乃至暴力等等。不论是中原帝制王朝，还是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们，谁也没有能够走出这最后一步，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无论如何，在那几乎广大无边的山林草原上，没有人愿意拿自己与族人的生命，跟着一个没有名誉的坏蛋或者没有本事的笨蛋去冒险。但凡出现此种情况，届时这些部族国家便会飞快地滑向解体和衰败。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流星般飞快地消失在历史夜空深处，盖源出于此。
只要能够不带偏见地仔细审视努尔哈赤死去前后的后金汗国形势，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发生的一切，和历史上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几乎一模一样。由此，我们也就会大体靠近皇太极继位的真实情形了。
在未来的岁月中，在关于大妃阿巴亥和她儿子多尔衮的故事里，我们将会知道：她的死是情势注定，很有可能与皇太极没有太多的牵连。将皇太极硬扯进去，想象出种种阴谋与毒计，其实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的一种思维惯性所致，皇太极九泉之下有知，大约会深感委屈、郁闷。
事实上，努尔哈赤之所以幸运，之所以没有流星般消失在历史深处，大体上是由下列两个因素决定的：
其一，他死后的权力传承，基本上是在上述制度与原则的框架内正常进行的。因此，他的子孙中最为优秀的一个——皇太极被推戴成了后金汗国汗王。
其二，皇太极死后，努尔哈赤另外一个优秀儿子多尔衮，虽然改变了上述制度与原则的表面形式，却辗转腾挪、十分奇异地在一种特殊情形下贯彻了这些制度与原则，避免了大清国祸起萧墙、过早衰败的命运。
说来说去，努尔哈赤的幸运，的确与他拥有这样两个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大有干系。
对于皇太极来说，事情可能就远没有此时说来这么轻松了。
女真人与历史上其他游牧渔猎部族，如契丹辽国和成吉思汗蒙古一样，在财产继承上实行一种很重要的“分家子与未分家子”制，其核心是“幼子守产”制度。根据这种“幼子守产”制度，成年后的儿子们应该立即分家出去，单独成家立业；而将年幼的儿子留在家中继承父母的遗产。这种制度和汉族文化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完全不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精通中国宫廷政治的汉族学者和专家，时常会把汉族人的思维定势硬安在别人头上，要不然就把财产上的继承制度和政治上的继承制度当成一回事儿，于是屡屡产生强烈的错觉：不是认为皇太极耍阴谋诡计，抢了他哥哥代善的班，就是说他一箭双雕，逼死大妃，夺了他弟弟多尔衮的权。
这种说法，说得好听一点，是一厢情愿地忽略了一种异质文化中的根本制度和原则；说得难听一些，则大体可以这样形容：用汉民族政治文化中最肮脏的部分，愣去强奸了一种不同政治文化中最美好的成分。说来说去，都把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扔到了一边：在游牧渔猎部族国家里，经济上的“幼子守产”制度和政治权力传承上的推举制度不是一回事儿，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功能，是在不同领域里同时发生作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因此晚年努尔哈赤特别喜爱大妃乌拉纳喇•阿巴亥是事实；他特别喜爱大妃所生的三个“未分家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也是事实；他将自己亲自兼任旗主的两黄旗作为遗产留给了这三个“未分家子”还是事实；甚至他还像成吉思汗晚年考虑让“未分家子”——幼子拖雷继承汗位一样，考虑让自己的“未分家子”多尔衮继位，然后让长兄代善辅佐多尔衮，这同样可能是事实。
但所有这一切重要而明显的事实，全部都没有另外一个事实更简单、更明了，也更重要，那就是：努尔哈赤服从了他们文化中的根本制度与原则，在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承上，制定并实施了基于八旗制度的后继汗王的推举制。根据这个制度，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汗王这个位子，不可能有虚岁十五岁实则差一个多月才满十四岁的多尔衮什么事儿。在经济上，按照“幼子守产”制度，他可以和一兄一弟继承努尔哈赤的两黄旗遗产，但在推举制之下，他若想在政治上发挥作用，那就只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培养起足够的功业威望来才行。努尔哈赤死得太早，使十四岁的多尔衮没有来得及培养起足够的才能与威望，他需要假以时日，在皇太极当政的岁月里，实现这一点。
事实上，皇太极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实行得相当彻底的推举制，他的胜出，正是这种制度的胜利。
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是后金汗国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努尔哈赤先是下令处死了他的嫡长子褚英，然后正式编定八旗制度，正式设置了听讼理政五位大臣。这五位帮助他治理国事的国务大臣，都是跟他一同起兵的老弟兄，可能和他还有过结义兄弟的交情。四年前，努尔哈赤的亲弟弟舒尔哈齐被幽禁并杀死后，同生共死打天下的人，只有这五个人资格最老，最为功勋卓著了。他们分别是何和礼、额亦都、扈尔汉、费英东和安费扬古。
在编定八旗时，完全贯穿了王族继承的血统主义原则。八旗旗主分配如下：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领两红旗，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努尔哈赤的嫡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领镶蓝旗。那五位开国老臣可能比上述任何一位王族子弟的功劳都大，但他们全部与八旗旗主之位无关。我们知道，八旗制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而是将后金国的土地、人民、军队、财政、司法、民政等等全部一分为八，成为一旗之主，就意味着当上了后金国八分之一的主子。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后金汗国实际上已经被分成了八个小国，八旗旗主就是国主。
上述五位“开国元勋”被设置为国务五大臣，大约是努尔哈赤对他们多年出生入死的补偿。事实上，此时的旗务由八旗旗主为最高裁决者，五位国务大臣在崇高的名义和荣誉下被边缘化了。
五年后，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汗国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这一年三月，努尔哈赤的继妃衮代被控有罪，努尔哈赤下令将其离弃。随后不久，衮代被她的亲生儿子杀死。这个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恶棍，就是后来的四大贝勒之一莽古尔泰。应该说，没有努尔哈赤的暗示或者默许，即便这厮再混蛋，应该也不会做出这种恶行。而杀死自己的母亲后不久，莽古尔泰便被努尔哈赤指定为共主国政的四大贝勒之一，人称三贝勒。
九月，努尔哈赤表达了想在子孙中立八人为王，称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将汗王置于八和硕贝勒的监督之下的想法。
次年二月，努尔哈赤便指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四大贝勒，协助自己“佐理国政”。四人按月轮值，一切军国机要事宜，由当月轮值的贝勒负责处理。（《清太宗实录》卷五）
一年后，努尔哈赤以《汗谕》即国家元首文告的形式，宣布了以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以推举制传承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度与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