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后金克星袁崇焕 (第1/3页)
李亚平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大明天启六年，是为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正月二十三日，宁远城下，炮火惊天撼地。努尔哈赤指挥他那勇猛的八旗将士，猛攻宁远城。在袁崇焕周密布置的猛烈炮火中，八旗军队遭遇重挫，伤亡惨重。
四十余年纵横天下的努尔哈赤，排山倒海般的脚步，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去世。
在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相抗衡的大明帝国诸多人物中，袁崇焕可能是表现得最为特殊的一个。他给后金汗国父子两代汗王带来的烦恼，比其他所有大明帝国君臣加在一起的还要多。
然而，他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和一切努力，他的辉煌与悲惨，仅仅能够证明：大明帝国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前途。
袁崇焕，字元素，又字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史书说他：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谈论军事，特别喜欢与那些从边疆退伍回来的老兵畅谈边关情势，自认为是治理边疆军政的一把好手。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正是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汗国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具有重大影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年。
三年前，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如果不是怀有特别的仇恨，努尔哈赤应该不会使用这个国名。因为，他长期和汉族官员打交道且身边有汉族工作人员，他应该知道，大金国曾经给中原地区人民带来过深重苦难与屈辱，如今仍然使用这个名字，显然包含了对于中原人民民族感情的完全轻蔑。
两年之后，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有“七大恨”，誓师伐明，并顺利打胜对明战争第一仗——抚顺战役。
袁崇焕考中进士的这一年，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萨尔浒大战以大明帝国军队的全线溃败而告结束。
这些，对袁崇焕的刺激想必不小。
史书记载说，他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福建邵武县知县。他特别喜欢和那些退伍老兵谈论边塞上的事情，一有机会便要了解辽东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
有一次，他本来要去做考官阅卷子，谁知他却招来一个从辽东退伍回来的老兵谈起辽东战守来，结果一份卷子也没看。史书中说他“好谈兵”、“以边才自许”，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天启二年正月、后金汗国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按照帝国制度，袁崇焕来到北京参加“大计”，就是接受三年一次的文官政绩考核。当时，有一位名叫侯恂的御史发现了袁崇焕的这个特点，他认为袁崇焕“英风伟略”，才堪大用，建议皇帝不拘一格地破格使用。这位侯恂就是在著名的《桃花扇》中，与更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相好的那位侯方域侯公子的父亲。后来，他还发现并保护了一位折腾出不少事儿来的大将——左良玉，据说是唯一能够令这个桀骜不驯的将军信服的文人。和袁崇焕一样，侯恂御史可能也是一个“肝肠颇热”的人物。
就这样，袁崇焕被留在京城，成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当时，兵部有四个司，最重要的就是武选司和职方司。武选司负责军官的升降，职方司则负责军政管理。职方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与从七品或正七品的知县比较起来，的确算得上是破格任用了。
袁崇焕来到兵部任职之后，十分关心辽东局势。结果，他十分沮丧地发现，与后金汗国开战已经近五年，整个大明帝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里，竟然找不到具有军事价值的关于辽东地理、地形、地貌等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现有的资料不是残缺不全就是道听途说，或者干脆就是许多年前的产物，如今大约已经具有了古董般的文物价值。整个国防部——兵部里，既没有人具有这种知识，也没有人知道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派人出山海关外去收集，得到的信息则在道听途说与模棱两可之间，甚至收集情报的人是不是真的到了山海关外都不得而知。
当时，正值广宁陷落，熊廷弼和王化贞放弃辽西大片土地，一口气撤进了山海关。北京城里一片混乱，除了再次宣布戒严，满朝文武没有人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多数人主张彻底放弃辽东，集中兵力扼守山海关。
在这种情势下，袁崇焕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之举——
他没和人打招呼，便一个人单人独骑到山海关一带实地考察去了。兵部的同事们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他的家人也搞不清楚他的确切行踪。袁崇焕失踪数月后返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纵论辽事，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曰：“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守住那片地方。”
那时，人们相信，非常之时，需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在举朝惶恐之际，袁崇焕此举不同凡响，确有慷慨伟丈夫之古风。于是，朝野上下奇其才。在孙承宗的推荐下，朝廷再一次不拘一格，破格任用，将袁崇焕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兼宁前道道尹、兼山海关外监军，这是一个五品阶级的官职。所谓宁前道，指的是宁远和前屯卫两个县治地方，主要包括了今天山海关外前所、前卫、绥中、沙后所到兴城一线。这一年，袁崇焕三十八岁。
袁崇焕到任后，面临的局势极为错综复杂。孙承宗当时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相当于内阁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他在推荐了袁崇焕的同时，还推荐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即接替熊廷弼的新任辽东经略。这位新任辽东军政最高首长的治辽方略很简单，那就是彻底放弃辽东地区，然后，在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外八里铺的山海之间，再加筑一道雄关，叫作“重关设险”，以保证山海关固若金汤。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否则，今天山海关的景致想必会好看许多。
该计划没有实施的原因是，袁崇焕等一批中高级官员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并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
努尔哈赤拿下广宁后，并没有在那儿长期待下去的打算，也未乘胜进击山海关。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从广宁撤退进了山海关，他们为了坚壁清野，避免资敌，实施焦土政策，放火烧毁沿途的城镇村庄。努尔哈赤见此情形，下令退回广宁，并继而退回沈阳。结果，从广宁到山海关之间的近五百里土地，平白落到了出没其间的蒙古部落手里。
袁崇焕出任新职位时，皇帝曾经拨下二十万两白银，让他用来相机收复被蒙古部落占去的那些土地。说白了，就是要用钱把丢失的土地赎买回来。而事实上，那些蒙古部落在拿到这么一大笔真正从天上掉下来的银子后，也确实陆陆续续把那些土地还给了大明帝国和袁崇焕。
在袁崇焕担任的三个新职位中，有一个虚职，就是那个山东按察司佥事；两个实职，即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监军。有了这些土地，袁崇焕的两个实职才算落了地，他才能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新任辽东经略的计划实施了的话，袁崇焕等一大批山海关外职衔的官员立刻就成了待业青年。
从个人角度，他们必须反对这项保守的计划。
从辽东大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他们的反对也很有道理，从大道理上看，固守山海关，不思进取，难道丢失的辽东地区从此就不要了吗？那如何面对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从眼前来看，广宁到山海关，四百多里国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辽西地区的锦州、葫芦岛两市所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即便单纯从军事上看，守关当守在关外，建立起有广大战略纵深和层次的防御机制，总比坐守孤城来得好，哪怕这孤城凭借着山海之险。
结果，皇帝和内阁首席大学士云里雾里地不知听谁的是好。于是，这道难题便摆到了孙承宗面前。此时，孙承宗不但是皇帝的老师，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而且眼前争论的双方，还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才担任了目前的职位，因此难题只能由他来解开。
孙承宗来到山海关，很快选择了支持袁崇焕。据说，为了说服那位辽东经略，孙承宗与他连续恳谈七天七夜，他坚决拒绝接受孙承宗的看法，并且很动感情地谈道：与国家安全比较起来，个人身家性命微不足道。过去的失误就在于帝国过于轻佻：抚顺之战失之于轻敌，萨尔浒之战失之于轻进，沈阳辽阳失之于轻战，而广宁则失之于轻逃。一个轻字，导致帝国的辽东覆亡。时人有言：自辽东战祸以来，从未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如今只能慎重于固守山海关，方是君子务本之道。
最后的结果是，孙承宗无法说服他，只好回到北京，告诉皇帝：这位仁兄担当不了捍卫帝国边疆的重任，请皇帝把他官升一级，调到南京去担任兵部尚书，明升暗降地冷冻起来算了。历史没有给当事者本人机会验证他所说的一切，只是令他安静地度过了晚年的官场岁月，却也在史书上留下了胆小怯战的丑名。不久以后，随着山陕地区的农民暴动，帝国很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不知是否可以算是间接证明了他的判断。在激昂慷慨的感性情绪中，诉诸崇高得无法辩驳的真理，以此令论辩对手闭上嘴，是从官场到民间历久弥新的利器，哪怕由此导致了无数惨痛的后果，虽九死而其犹未悔。
孙承宗则自请接替辽东经略一职，皇帝欣然批准。于是，孙承宗以帝师、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职衔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成为辽东战事以来权位最高的一位督师。
袁崇焕就是在这位督师的指挥和支持之下，完成了他在山海关外监军和在宁远城的布置。其间，他在整顿部队时，又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儿。
当时，军队中军官喝兵血、冒军饷、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一个校级军官犯这种事儿撞到了袁崇焕的手上。袁蛮子根本不管自己是否有权限杀人，也不请示报告，便自说自话把一个级别不比自己低多少的中级军官行军法干掉了。孙承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将袁崇焕招来痛骂了一顿，差一点儿就祭起尚方宝剑把这个袁蛮子也行了军法。
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在风雨飘摇的辽东前线，以宁远城为中心，以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处为前锋，以山海关为后盾，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战略纵深、多层次相互呼应的防御体系。在仅四年时间里，他们先后修复山海关以外的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立了十五个战车、火器等多兵种兵营，制造军械数百万具，拓地四百里，屯垦田地五十万亩，年收入达五十万两白银。辽事整体上迅速向“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目标迈进，努尔哈赤在此期间内一直停留在辽河以东，没有越进辽西一步。在孙承宗被迫辞职后，这个防御体系成就了袁崇焕和宁远城的光荣。
孙承宗的离职令人黯然神伤。
就在他和袁崇焕等一班人苦心恢复辽东局势时，朝廷中的局势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
大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奸大恶之人魏忠贤，逐步走向九千岁的辉煌。天启皇帝则躲在偌大的皇宫院落里，专心致志地施展他那天才的木匠手艺，雕凿出了不少极富创意、精巧绝伦的好玩意儿。每当全身心投入那富有创造性的、心爱的工作中时，除了身边伺候的人之外，皇帝特别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的劳作。于是，魏忠贤就会时常在这种时刻，适时前来请示军国大事，皇帝通常的反应是：我知道了，你用心去办罢；或者是亲昵地斥骂：连这点儿事儿都办不好，要你这奴才作甚？
到大明天启五年下半年，魏忠贤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中枢。前一年，一大批东林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或被迫退休，或被开除公职，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从而全线溃败。孙承宗功勋卓著，被认为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却也是公认的东林党人，或至少是东林党的亲近分子。当时，宁锦防线已经相当稳固，孙承宗和袁崇焕等计议向前再推进二百里，直到锦县东部的大凌河畔，然后就可以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可以谈论恢复辽东了。为此，孙承宗报告朝廷，希望速拨二十四万两军费，以便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战略转折作准备。德高望重的孙承宗甚至在报告中乐观地写上了大功可以“告成”一类的字样。
此时，正值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刻。由于努尔哈赤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数年间辽东地区的汉人暴动此起彼伏。努尔哈赤则采取了近乎丧心病狂的铁血手段予以镇压。其直接后果，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就是出现了辽东开战七年以来，双方战略态势逆转的最佳时机。从这个角度观察，孙承宗的乐观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结果却真的令人扼腕叹息——皇帝看到孙承宗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拨给这笔军费。谁知，皇帝的命令却被这几个有关部门卡住了。兵部、户部、工部的几位领导就此协商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这笔钱可以答应给，但不能真的给。原因据说是，他们担心孙承宗有了足额军费之后，会胡作非为。于是，在这几个部门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公文往来过程，以便将此议拖成不了了之的局面。官场亦有专门术语用来称呼此类做法，曰：淹。
我们找不到证据能够说明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最后，只能找到唯一的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可能不希望孙承宗成功。因为孙承宗倾向东林党，不是他们自己人。孙承宗的成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他们个人没有好处，甚至可能还有坏处，因此，没有理由让他成功，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让他得到这笔钱。这种解释符合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每当到了即将亡国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这种根本无法理喻的乱象。人们时常用一个术语来归纳这种现象，那就是——亡国之兆。
随后，孙承宗不断发来催促的报告，于是，这些人在皇帝面前将他们的担心解释成：双方已经将近四年没有打仗了，孙承宗轻启战端，恐怕会惹来不可测之祸。因此，他们正在想办法找出一个万全之策。此时，天启皇帝已经培养起了对于木匠手艺的高度热爱。在数年一心一意钻研这种技艺的岁月里，皇帝可能真切地感受到了和平时光的宝贵，感受到了不受战乱消息烦恼的舒心可贵，于是，欣然同意关于战端不可轻启的说法。就此，真的就把那位帝国前敌最高统帅的战略规划给“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