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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因父亲升职，按照古代官场规矩，李纲获得了候补“将仕郎”的官职。这是一个最低品级的文散官，无具体职务，是专门赏给还没考中进士的官员子弟的。
第五年，他参加“国学贡士”考试，又得了个第一。这年春天，他已经具备了考进士的资格，但是突然听说家中有亲丧，于是决定不参加考试。有朋友写信给他说，那不过是不确切的消息，劝他还是参加春季的考试，中了进士，也好安慰尊亲。李纲是个大孝子，坚决不干，宁可错失了这次机会。这一年，他被正式授予“将仕郎”和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法参军的职衔。
从上面这个履历来看，李纲也就是一个走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宦子弟，似乎看不出他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他少年时的一次经历，在这里必须一提。他父亲早年在延安为官时，李纲才十四岁。当时有西夏人来攻，围城甚急。李纲的父亲组织城防，万分紧张。小小年纪的李纲那时就有胆量骑着马，时时在城墙上绕城巡逻，无所畏惧。父亲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敌寇的蔑视，给了小李纲以深刻影响。
——良好正派的家教，就是英雄的摇篮，不管这个家是华贵之所还是贫寒之屋。
在太学就读的日子，是李纲仕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开封城内蔡河湾南岸的这所森严学府，在李纲踏入仕途之前，就锻造了他刚正不阿的为官理念。
宋朝是个重文抑武的朝代。宋代的太学规模甚为了得。这所当时世界上罕见的人文学院座北朝南，气象恢宏，共有一千八百七十多间大小屋宇。院内有亭园射圃，供太学生门练习射箭，触目皆是庭树森森、花木繁盛。
从全国各州县推荐上来的优秀学生，就在这里潜心攻读，学生人数常年保持在三千八百多名左右；再加上行政官吏、教师、工役，整个学院的人数总计当在四千人以上。
这里是全国读书人无限向往的深造之地，典籍丰富，浩如烟海，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太学生只要经过几次考试，朝廷就可正式授官，所以人们也把太学叫做“储材之地”。
李纲赴太学就读之日，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一路水陆兼程，心潮难平。船一过尉氏县，远远就眺见汴京城楼高耸天际，端的是人间天上。进入东水门后，只见一座百万人口的繁华之都矗立眼前……年轻的李纲饱读诗书，心怀天下，从此就要从太学的亭亭柏荫下，走上修身治国的坦荡大道了。想到此处，他怎能不心事浩茫！
入学之时，朝中正是蔡京当道，朝政糜烂如江河日下。一路所见，太湖采石所的官船，高挂“应奉局花石纲”的皇家大旗，十多艘一队，在水路上横冲直撞。
沿途百姓不堪搜刮，怨声载道，都说国家将要败在这伙奸贼手里了！
民间疾苦深深震撼了从深宅大院里走出的年轻的李纲。他不禁浩叹：人间何世，百姓何辜，要遭这刮骨剔肉的残酷盘剥？
李纲是精英教育熏陶出来的学子，坚信儒家真理。古来孔子讲“求仁”，孟子讲“民本”，可是眼前的景象，哪里有一点仁义和爱民可言？他搞不懂，难道真理就是写在纸上来哄老百姓的？
在太学里，人也是物以类聚的。李纲结识了同学李彪、陈朝老等人，彼此情投意合，如同手足。他们目睹奸臣弄权，朝政腐败，都压不住心头的一股怒气。几个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慷慨陈词，指斥时弊。
李彪这个人，入太学已有些年头了，因为敢言而触怒了学官，同时又无强势人物做后台，因此迟迟得不到授官。同年的学子，到了“释褐”（脱下布衣、换上官袍。意为毕业）之时，大多都顺利进入官场，混得风生水起。而他，则一直伴着真理的化身——孔老夫子的塑像吃冷猪头肉。
越是郁闷，他越是要说！
借酒浇愁之时，他总要破口大骂：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宦官阉人只知残民，朝廷只知敲骨吸髓，还让百姓活不活了？
除了骂以外，李彪还将所见所闻种种，写成了一道奏疏草稿，全面抨击当朝执政的弊病，准备有机会上奏给皇帝。
学官们对李彪的大逆不道早已很不耐烦，经常派人去监听。这日李彪骂得太狠了，太学当局认为不能再容忍，便将情况密报给了蔡京。蔡京大怒，说：太学本是弘扬朝廷教化之地，有如此悖逆，还要太学做什么？于是下令将李彪逮入监狱究治。
太学当局杀了鸡，但是却没吓住众多不满的猴。李彪被逮后，又有陈朝老奋身而起，上书皇帝，说皇帝五次任命宰相都所用非人。当朝大佬只知贪婪跋扈，坏事做绝，天下万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太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员，是国家的栋梁，老是这么闹，着实堪忧。
这日，徽宗、皇太子赵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议，如何打压太学里的这股逆流，内侍又递上来一个东西，是太学生邓肃进呈的政治讽刺诗十首。
徽宗看罢，心里有气，半晌不语。
蔡京在旁趁机奏道：“邓肃以诗讥讽朝政，还敢公然上呈，应予严处。如不杀，有人将更肆无忌惮，浮言谤语，将扰乱天下而不可收拾。”
宋代没有杀大臣的先例，更别说杀太学生。徽宗虽然觉得蔡京说得有理，但权衡再三，还是不敢开这个恶例。于是下令将邓肃除籍，遣返回乡，交给州县严加管束。
十天后，太学将邓肃开除遣返。临别的那天，李纲一直把他送到东水门外，执手洒泪而别。
几番整肃，太学里的刺头给收拾得差不多了，当局终于落得耳根清静。
古代的昏庸之主，有一个习惯性思维：以为人家不说了，问题就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怕腐败弊政能亡国，而只怕人们发牢骚。
高压之下，太学生们的表现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花天酒地，无心向学，一天到晚去干谒权贵，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出路；另一种就是埋头苦读，从读书中寻求解脱。学院当局也抓紧了课程，想以沉重的学业来压制思想自由。
太学的课程，后来发展到十天一小考，每月一中考，三月一大考。考得你焦头烂额。当局还出一些拍皇帝马屁的题目，比如《喜见黄河清》、《天下太平赋》、《鹤瑞呈祥诗》等，让学生们写诗做赋。实质上，考试教育就是精神奴役，学校里没命地举行考试，就是为了磨掉学生们的锐气——几年考下来，你就是烈马也能给驯服了。
这种吹牛文章，李纲不愿意做，即便是写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也感到是种耻辱。于是常常一下笔就离题万里，写成讽刺文章了。太学官员对李纲的这种不驯服也是大为头疼，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刺头：从出身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官子弟，但从言行看，又分明是个异端分子，不向学校当局靠拢，专和闹事者同气相求，专看异端的书，专写异端文章，显然不堪造就。
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讨论来讨论去，也只有听之任之。
李纲这位“愤怒青年”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到最后，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恰好李纲这时也中了进士，他们才松了口气，赶紧送走这尊瘟神。
跨出学院大门，李纲已经二十九岁了，即便在今天，这也算是超龄学生了。
消磨了的光阴固然可惜，但这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此后他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有一个“叛逆太学生”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