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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在贬谪路上走走停停，随着官职与贬所一步步降低，他也在不断改变行程。
旅途多艰，他却重新焕发出了士大夫的飘逸之风。最初，于九月下旬赴任扬州途中，在无锡两游惠山，与弟弟对酒啸咏，不无慷慨。停留一日，即闻有贬谪建昌的消息，当日即命车队过虎丘，临剑池，月夜漫步松江长桥，与亲友告别。
而后渡钱塘江，经严陵瀨，从衢州的三衢山入江西，途径上饶、弋阳，于当年十二月抵达建昌。
在建昌，又闻有谪宁江之命，随即又乘船由临川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与故人同游翠岩寺，此后一路经过筠阳、上高、宜春、萍乡、醴陵，遍游名山名寺，最后抵达长沙。
这一路的旅程，有的是他第一次被贬沙县时就游历过的地方，有的更是童年时到过的地方，令他顿生“半世重来若浮萍”之慨。在长沙，他游览了岳麓寺，看到了大量唐人手迹。当时正值暮春时节，李纲诗兴大发，壮志幽怀尽发于诗赋之中。
在信州道中，他咏月色：“皓魄半轮横道左，清光千古照江南。”行至江南，他吟梅花：“江南为客见江梅，似为行人特特开。”在建德开化寺，他题壁道：“残腊未曾看雪舞，劲风何事扫云屯？”这些，都还显现出他并不沮丧，且有打压不灭的磊落之气。而另外一些诗句，则可见出他另一面的心情。
在弋阳道中，他感叹：“卧龙三顾今寥落，抱膝空为《梁父吟》。”夜宿江村时，他叹息：“片言无补空来往，赢得萧条两鬓霜。”在山间驿站，他夜不能寐：“久旅怀家归尚远，暮烟残照宿邮亭。”这些，又分明透出一股彻骨的悲凉气！
贬谪途中，失意之时，人最容易怀旧和反思。古人寿短，人生七十古来稀，李纲的年纪已渐渐有了向晚的意味。回首人生，一路黯淡；莫不成最辉煌的，就是在汴京城头箭矢如雨的那几日？
第二年（靖康二年）春，他在长沙因路途不安全而受阻，却意外地得到一个消息，钦宗忽然“良心发现”，恢复了他的官职，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代理开封知府。
难道昏君忽然变聪明了？还是天道终于回转了？
都不是。
是其间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大事——金军再次“犯阕”，兵锋进抵京城脚下。
汴京这次没有了李纲做城防司令，城外金军围得像铁桶一般。京师与外界的道路、消息完全中断，孤城一座，命若残阳，还能支持多久？一切未卜。
李纲受命之后立刻抛却了所有的个人恩怨，亲率湖南勤王义军入援京师。
靖康二年四月初，李纲手把令旗，雄风再振，率大军从巴陵（今湖南岳阳）登船，顺江东下。
长风皓月，楚天寥阔。四十五岁的李纲屹立船头，听江风拂动战旗猎猎，心事如月夜般浩茫……而今宵小当道，国事没有一天如人意，奸佞乱政于内，强敌启衅于外。大宋，真到了要覆舟的那一天了么？
他不敢多想，只想着此次入京，重返朝堂是小事，只要事有可为，一定率全城军民，再次重创宗望这个没有记性的武夫！
可惜，李纲的这番雄心壮志到底还是落了空。
船行虽速，世事却比浪上飞舟变迁得更快！
那么，是什么事让李纲的壮志落了空？我们从头来看——历史上皇权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不单是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无发言权的问题，而是国家实际上只由几个人在说了算！整个国家的命运兴衰，都是由不到十个人的小团体所决定的。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欲望，代替了万千苍生的选择。
如果百万汴京军民能说了算，那么李纲当然是大宋军事首脑的不二人选。但是耿南仲、唐恪、聂山等七、八个人看不惯李纲，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想到也就能办到。在皇权体制下，这种不顾民意的事往往百分之百得逞。
民族脊梁，国之干城，他们随便安个罪名就可以撵走。撵走了以后，局势会不会因此恶化？民心会不会因此涣散？这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他们要的是——朝堂上只准看到我们的人！
逼走李纲后，耿南仲、唐恪之流便可弹冠相庆了。这是一群脑子很成问题的高官，去冬今春大金两路大军折腾了一回，未能得到大宋寸土，今秋岂能平安无事？汴京以北近来因宋军新败，河防十分松弛，耿南仲等却全不在意。
防务不管，孤悬西部的太原他们也不打算管，反正三镇是打定主意要割了，生死随他去。只是把拒绝献城交割、苦待援军的太原守将王禀，晋升为“建武军节度使”了事。
如此的倒行逆施使河北百姓大起恐慌，“皆渡河南奔，州县一空”！大宋的窝里乱，大金从来是明察秋毫的。你想以妥协换和平么？那不是千秋大梦？靖康元年八月，天气一凉，大金看准了大宋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完全按去年的模式，以宗望、宗翰分领东西两路大军，从大同、保州南下，名义上是武装接收三镇，实际上是要直捣汴京！大宋朝廷的小儿们，没有了李纲，看你们拿什么拯救自己？
铁流如注，势不可挡！宗翰军猛扑业已弹尽粮绝的太原，在外围修垒筑堡，断绝交通。太原军民饿极，以弓弦、皮甲、树皮为食，苦撑不降。
至九月初三终于不支，城破。王禀仍然率军民巷战不止，身中数十创，最后投水殉国。城中军民也大半战死。
烈士血染征袍，宰执醉生梦死。这样的情形我们后人并不陌生！金东路军此时也抵达真定城下。这里的守军大多去援救太原了，城中仅有守军两千。知府李邈、守将刘翊率军民誓死抵抗，其间三十多次向朝廷求援，均无答复。坚守四十天后不幸城破，刘翊战至力竭自尽。
知府李邈被俘，拒不接受伪职，连宗望都叹道：“其人高节不可屈致！”后被送往燕京囚禁，因不屈而被杀。
前线形势极为险恶。虽然现在金军还在三镇地面上，理论上这里已不是大宋领土，但焉知他们会不会越境而来？老将种师道正在病中，见势不好，急召刚刚组建的四道都总管府派兵勤王。
那个不知好歹的钦宗反而怪种师道多事，以议事为名，将老将召回汴京。种师道抱病匆忙赶回，到京不久就不幸病逝了。
大宋朝堂上的酒囊饭袋，对境外虎视眈眈的金军，竟然视为友军一样可靠；对各地激于忠君大义赶来的勤王军，就像见了苍蝇一样厌恶。
当时南道都总管司和陕西制置司两路人马，受老种之命赴京勤王，耿南仲闻讯后却大惊，令速返回原地！他说：“和约已成，金人自会守约。两军不战，勤王何益？再者京师缺粮，大军集于城下，朝廷将何以堪？”
乱臣贼子的道理，从来比唱的都好听。金军已经南来，送上门来的勤王军却不要，不知这帮混蛋在打什么主意？
主和派首脑之一的唐恪到底还是有些心虚。他问耿南仲：“勤王之师，理应罢废，然而金人倘若来攻，何以应付？”
耿南仲大笑：“差矣！屯大军于城下，岂非更易遭金人猜忌？今尽解勤王之师，以表我守约之诚信，且割让三镇，金人为何还要兴兵？”这套卖国理论，说得唐恪茅塞顿开：“相公高明，三镇割之，诚不足惜！然百官中定有异议，不可不防！”
耿南仲对此早有谋划，他说：“太原、真定已失，三镇不数日将尽归金人。割让与否，虚名而已。百官亦厌恶战乱，谁肯务虚名而召实祸？且李纲不在朝，彼辈又能如何？我辈数人，定则定矣！”几个小人在朝堂之上把如意算盘打得山响，可惜世事并不如他们所料。金军的步伐并未因大宋的忍让而停下来。西路宗翰军又接连攻陷汾州（今山西汾阳）、平定军（今山西平定），战火就要烧到钦宗鼻子底下了。
钦宗被几个奸人蒙在鼓里，看不透金人的用心，还想以三镇税钱做交换条件，换取金人罢兵。他派刑部尚书王云，作为议和使跑了一趟，但金军只是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其余免谈。钦宗慌了，在尚书省召见大臣商议。唐恪、耿南仲之流按照既定思路，提出“以三镇换和平”的主张，态度坚决。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当堂大哭，苦苦恳求。
钦宗只得派尚书左丞王寓、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去金营谈判如何“以三镇换和平”。王寓不肯干这卖国的勾当，以辞官拒绝受命。钦宗就将他贬官，换了知枢密院事冯澥与赵构一块儿去。
就在大宋君臣手忙脚乱之际，时间已到了十一月中旬。西路金军又连克平阳府、威胜军、隆德府、泽州，一直打到了黄河边；东路金军也已进抵黄河北岸。两军对汴京城的钳形攻势业已形成！
大宋的灾难又降临了！
钦宗慌忙派宣抚副使折彦质，率军十二万前去阻截。
宋军开到黄河边，依河为阵，于南岸连营立寨。此外还有李回率精锐骑兵一万多人也赶到，一时旌旗蔽空，军声颇壮！
金西路军统帅宗翰折腾了快一年，这次是第一次跃马登上黄河岸。他放眼一瞧，吓了一跳，对部下说：“南军十余万人，胜负难料，不可轻易渡河！”
他的部将洛索是个仔细的人，向他献计道：“依末将看，南军人数虽多，然而营列不整，旗帜紊乱。可将我全军战鼓集中一处，通宵擂击，且吓他一吓！”
宗翰半信半疑，依计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