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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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她曾想过把狗带走，但他看了看它在拐杖边瞌睡的样子，用指尖轻抚了它几下，说：“对不起，伍德罗·威尔逊先生得跟我在一起。”他写信时，让她把狗拴在行军床的床脚上，可她却系了个活扣，好让狗能够自己松脱。这是她对他唯一的一次不忠，但情有可原，因为她希望今后还能从狗那双冰冷的眼睛里忆起它的主人。乌尔比诺医生打断了她，告诉她狗最终没有挣脱。她说：“那就是它自己不想了。”随后，她又高兴起来，因为她宁愿如他请求的那样去纪念这位死去的恋人，昨晚，他写信时突然停下笔，最后看了她一眼，说：“请用一枝玫瑰纪念我。”
她到家时，刚过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抽烟，不断用烟蒂点燃另一支香烟，以给他足够的时间写信，她知道，那一定是封又长又难写的信。快到三点时，街上的狗开始狂吠，她把用来冲咖啡的水放到火炉上，从上到下换上丧服，并在院中剪下清晨绽放的第一枝玫瑰。乌尔比诺医生早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厌恶这个无可救药的女人的回忆，他认为他自有他的理由：只有没有原则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
拜访结束前，她又对医生讲了很多事。她不会去参加葬礼，因为她答应了自己的情人，尽管乌尔比诺医生认为，信中有一段话的意思正好相反。她不会流一滴眼泪，不会浪费自己的余生，在慢火煮炖的回忆的蛆肉汤中煎熬，不会把自己活活埋葬在四面墙壁之间，成日为自己缝制寿衣，尽管这是当地人乐见寡妇做的事情。她打算卖掉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房子：根据遗书上的安排，这座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从现在起都属于她了。之后，她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住在这座穷人等死的墓穴中，无怨无悔，因为在这里，她曾体验到幸福。
回家路上，这句话一直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耳边回响：“穷人等死的墓穴。”这个评价绝非信口胡言。因为这座城市，他的城市，至今仍处在时代的边缘：它依旧是当初那座炎热干燥的城市，夜晚也仍旧充斥着那些让他觉得恐怖不已的事，但同时，也仍能让人感受到青春期那种孤独的快乐。在这里，鲜花会生锈，盐巴会腐烂。四个世纪以来，除了在凋谢的月桂树和腐臭的沼泽间慢慢衰老，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冬天，瞬间而至、席卷一切的暴雨使厕所里的污水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泥塘。夏天，有一种看不见的灰尘，粗糙得就像烧红的白垩粉，被狂风一吹，便会从各个缝隙钻进屋里，堵得再严实也无济于事。此外，狂风还会掀开屋顶，把小孩抛向空中。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的穷人们会乱哄哄地离开用纸板和锌铜合金板搭建在沼泽边的棚屋，带着牲畜和吃饭饮水的家什，一窝蜂兴高采烈地去占领殖民区那布满岩石的海滩。直到前几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身上还带着真真正正的奴隶印记，那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胸口的。整个周末，这些人都毫无节制地纵情跳舞，拼命用自家蒸馏酿制的烧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在梅子丛中交欢。而到了星期日的半夜，他们会以一场血腥的群体争斗来结束自己的方丹戈舞。一周的其他几天，这群风风火火的人则混迹于老城区的广场和大街小巷，摆起小摊，做起各式各样的生意，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注入一种散发着炸鱼味的集市的躁动：一种新的生活。
先是从西班牙的统治中取得独立，而后又废除了奴隶制，这些都加速了贵族的衰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昔日的显赫家族在他们撤消了守卫的城堡里渐渐归于沉寂。一条条铺着石砖的崎岖街道曾经那么有效地抵御了突然来袭的战争和登陆的海盗，而如今，杂草从阳台上沿街垂落，石灰和石块砌成的城墙裂开一道道缝隙，即便是最好的府邸也难逃衰败的厄运。下午两点，唯一有点儿生气的迹象，就是在午休的昏暗中传来的阵阵无精打釆的钢琴练习声。府邸里，凉爽的卧室中弥漫着熏香的味道，女人们躲避着阳光，就像躲避某种令人不齿的传染病，就连在清晨的弥撒中，她们也用纱巾遮着脸。她们的爱情迟缓而艰难，常常被不祥的预兆干扰，生命对她们来说简直没完没了。傍晚，街上车水马龙，一大群嗜血的蚊子从沼泽中飞起，带着一股柔柔的人粪气味，温热而感伤，扰得灵魂深处泛起对死亡的坚信。
因此，这座殖民城市的所谓独特生活不过是记忆中的一种幻觉，年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每每在巴黎心生伤感之时，总是把它美化了。十八世纪，这座城市的商业在加勒比地区最为繁荣，尤其是靠着那项令人厌恶却又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它是美洲最大的非洲奴隶市场。此外，它还是新格拉纳达王国总督的常驻地。总督们喜欢待在这里，面对大洋施行统治，而不是在遥远且天寒地冻的首都，那里的连绵阴雨会扰乱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在这座城市的辉煌时期，每年，满载着波多西、基多和维拉克鲁斯各地财富的大帆船船队都会在这里的海湾聚集多次。一七〇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点，圣何塞号大帆船载着当时价值五千亿比索的宝石和贵金属，刚刚起锚开往加的斯，就被英国舰队击沉在港口的入海处，漫长的两世纪后依旧没被打捞上来。这批躺在珊瑚丛中的珍宝，连同侧着身子漂浮在驾驶舱的船长尸体，常常被历史学家们提起，作为这座淹没在记忆之中的城市的象征。
在港湾另一边的拉曼加住宅区，坐落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家，这里的一切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房子又大又凉爽，只有一层，室外的露台上有着多利克式的柱廊，站在那儿可以将海湾里弥漫瘴气的水域和沉船残骸尽收眼底。从门口到厨房，铺的是象棋棋盘式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人们不止一次地将之归因于乌尔比诺医生的个人嗜好，却忘了这也是加泰罗尼亚建筑大师们的通病，而在本世纪初，这个地区暴发户的房子都是由他们建造的。大厅很宽敞，天花板像所有其他房间一样很高，还有六扇面向大街的落地窗。大厅和厨房之间，由一扇装饰繁复的巨大玻璃门隔开，上面雕着葡萄藤枝蔓和一串串的葡萄，铜制树林里，几个少女正陶醉在农牧神的笛声之中。主客厅中的所有家具，连同大厅里那座像个活岗哨的摆钟，全都是十九世纪末的正宗英国货。吊灯上装饰着水晶坠子，塞弗勒的瓷瓶、花瓶以及以情爱为主题的雪花石膏异教小雕塑也随处可见。不过，这种欧式风格在房子的其余地方就见不到了，那些空间混杂着藤制扶手椅、维也纳摇椅和当地手工制作的皮凳子。卧室里除了床，还有张精致的圣哈辛托吊床，上面用丝线绣着主人的名字，哥特式字体，两边还垂着彩色的流苏。饭厅一侧原本是设计用来举办豪华晚宴的，后来变成了一个小音乐厅，每逢有著名的演奏家来到此地，都会受邀来这里举行私人音乐会。地砖上铺着从巴黎世博会上买回来的土耳其地毺，为的是让环境显得更加幽静。摆放整齐的唱片架旁是一台最新款的电唱机。角落里放着一架钢琴，上面盖着一块马尼拉披肩，乌尔比诺医生已经有很多年没弹琴了。整座房子里，随处可以看出一个脚踏实地的女人的精明与细心。
然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书房那样尽显庄严与肃穆。在衰老将乌尔比诺医生掳获之前，那里曾是他的圣地。在父亲的胡桃木写字台和带皮制软垫的安乐椅四周，他让人用上釉的隔板架把墙壁连同窗子都挡得严严实实，然后以一种近乎癫狂的秩序，往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了三千册书，每一册都装裱着小牛皮，书脊上用烫金字印着书名的首字母缩写。其他房间都不得不忍受着港口的嘈杂和各种难闻的气味，书房却截然相反，永远弥漫着修道院的幽静气息。加勒比地区的人有一种迷信，以为打开门窗可以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凉爽引至屋内。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起初也曾因门窗紧闭而感到压抑，但最终，他们还是采纳了罗马人抵御炎热的绝妙法子，即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八月紧闭门窗，不让街上炽热的空气钻进来，等到了晚上再全部敞开，让凉风入户。从那时起，他们家便成了拉曼加区炎炎烈日下最为凉爽的处所。先在卧室的昏暗中睡个午觉，然后下午坐在门廊上，望着来自新奥尔良的沉甸甸的灰色货船和带木制桨轮的内河船来来往往，简直是一种享受。一到黄昏，那些内河船便灯火通明，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将淤积在海湾里的垃圾卷走。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三月，北方的信风会肆意地掀开屋顶，夜里像饥饿的狼群一样在房子周围呼啸盘旋，寻找可以钻进来的缝隙。在这种时候，医生的家也是保护得最好的。从来没有人想过，安居在这样一座坚实牢固的房子里的夫妻，会有什么理由不幸福。
但不管怎样，那天早上乌尔比诺医生在十点之前回到家时，并没有感到幸福。两次拜访搅得他心烦意乱，还不仅仅是因为让他错过了圣神降临弥撒，而是在这样一个一切似乎都应该尘埃落定的年纪，它们险些把他变成另一个人。他本想在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豪华午宴前凑合睡上一会儿，却赶上仆人们乱哄哄地在捉鹦鹉。那只鹦鹉趁着人们把它从鸟笼里抓出来修剪翅膀上的羽毛时，飞到了芒果树最髙的枝杈上。这是一只毛羽稀疏且性情怪僻的鹦鹉，别人求它开口，它偏不说，而就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却说个没完，而且表达得十分清楚明白，那种条理甚至在人类身上都难得一见。它是由乌尔比诺医生亲自训练的，这让它拥有了家中谁都没有的特权，就连医生的孩子们小时候都没有享受过。
它在这个家已待了二十多年，但谁也不知道这之前它还活过多少年。每天下午午觉醒来，乌尔比诺医生都与它为伴，坐在整个家中最凉爽的地方，院子的露台上。医生怀着教育家的热情，借助了最为艰辛的手段，一直训练到鹦鹉能把法语讲得像个学者一样好。之后，纯粹是出于对美德的癖好，他又教鹦鹉学会了拉丁弥撒中的伴唱和从《玛窦福音》中挑出来的几段经文，甚至试图机械地向它灌输四则运算法则，可惜最终没有成功。他最后几回到欧洲旅行时，有一次带回了城中第一台带喇叭的留声机，还有许多流行唱片和他最喜欢的古典作曲家的唱片。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地让鹦鹉聆听上个世纪风靡一时的依维特·吉尔贝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的歌曲，直到鹦鹉最终把这些歌都背了下来。唱那位女歌手的歌，它用女人的嗓音，唱那位男歌手的歌，它则用男高音，最后，还用一阵放荡的笑声来收场，和女仆们听完它用法语演唱的歌曲后爆发出的哄笑声一模一样，惟妙惟肖。这只鹦鹉美名远扬，常有一些乘内河船从内陆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要求一睹它的风釆。那时期，有很多英国旅游者乘坐来自新奥尔良的运输香蕉的船只途经此地。有一次，几个英国佬甚至不惜任何代价想要把它买走。然而，鹦鹉最为荣耀的时刻还得数共和国总统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带着他的全体内阁部长来到这座府邸，想亲眼证实它声誉的那天。他们大约下午三点钟到达，个个头戴礼帽，身穿呢子长礼服，热得喘不过气来。三天以来，他们一直在进行正式会晤，在八月炽热的天空下始终不曾脱去这身装束。可最终，他们却不得不怎么带着好奇心来，还怎么带着好奇心回去，因为在两小时的绝望等待中，不管乌尔比诺医生如何恳求或威胁，鹦鹉始终一言不发，仿佛在说“嘴长在我自己身上，”可就连这句话也绝不宣之于口。医生当众出了丑，怪只怪他当初不听妻子明智的提醒，执意发出了这个莽撞的邀请。
在那次历史性的无礼举动之后，鹦鹉仍旧保持了在家中的特权，这充分证明了它的神圣地位。在这个家，除了它和一只陆龟，不许饲养其他任何动物。那只陆龟曾消失过三四年时间，大家都以为永远地失去它了，可它竟又在厨房里出现。不过，它并不被视作一件活物，而更像是一种矿物质，一个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且向来没人能说清它究竟待在什么地方。乌尔比诺医生拒不承认自己厌恶动物，相反，他用各种杜撰的科学或哲学借口来掩饰这一点。这些理由总是能说服很多人，只除了他的妻子。他常说，过分爱动物的人可能会对人类自身做出至为残忍的事来。还说狗并非忠诚，而是卑躬屈膝；猫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死神的传令官；金刚鹦鹉不过是惹人厌的装饰物；兔子助长贪婪；长尾猴会传染欲火；公鸡则该遭天谴，因为正是它造成了基督三次被人否认。
与此相反，他的妻子费尔明娜·达萨却是个热带花卉和家养动物的盲目热爱者。她如今七十二岁了，早已失去年轻时小母鹿一样的身姿。刚结婚时，她利用两人间爱情的新鲜劲儿，在家里养了许多动物，远远超出了理性范畴。最先养的是三只达尔马提亚斑点狗，分别给取了三个罗马皇帝的名字。它们为了在一只母狗面前争宠，撕咬得你死我活。而那只名叫麦瑟琳娜的母狗也真无愧于它的名字，刚刚产下九只狗崽，就又迅速怀上了十只。之后，费尔明娜·达萨又养了几只集老鹰轮廓和法老风范于一身的阿比西尼亚猫、几只斜眼的暹罗猫和橘黄色眼睛的宫廷波斯猫。它们像幽灵的影子一般在各个卧室里窜来窜去。到了发情期，从它们的妖魔聚会上传来的号叫声搅扰着夜晚的平静。有几年，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上，竟还有一只用铁链拴着腰的亚马逊长尾猴，由于其痛苦的面容、天真的眼神和极其丰富的肢体语言都酷似大主教奥布杜利奥·雷依，常常引来人们的某种同情。但费尔明娜·达萨最后之所以抛弃它，还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它有向女人们献殷勤并自鸣得意的坏毛病。
走廊的鸟笼里养了各种各样的危地马拉鸟，此外，家中还有几只未卜先知的石鴴、几只黄腿修长的沼泽草鹭和一只常常从窗外探进头来啃咬花瓶中的火鹤的小鹿。在最后一次内战爆发前不久，当第一次有传言教皇可能会来到此地时，他们从危地马拉弄来了一只天堂鸟。可当得知教皇来访的传闻不过是政府为了恐吓图谋不轨的自由党人而散布的谣言时，这只鸟又被送回了故土，去得比来得还快。还有一次，他们从库拉索岛走私者的帆船上买回六只关在一个金丝鸟笼里的香乌鸦，和费尔明娜·达萨小时候起就在父亲家养的香乌鸦一模一样，她希望嫁人以后还能继续养这种鸟。可它们总是不停地扇动翅膀，弄得家里充满了它们身上那种殡葬花圈似的气味，谁都无法忍受。他们还曾带回来一条四米长的蟒蛇，为的是用它那死亡的气息吓跑蝙蝠、蝾螈，以及雨季里侵入家中的多种害虫。尽管也达到了目的，可这位不眠猎手嗤嗤的呼吸声扰乱了卧室黑暗里的宁静。当时正怀着职业道德忙得不可开交，并且醉心于社交和文化事业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虽然身处这样一大堆令人厌恶的活物之中，但只要想想他的妻子不仅是加勒比地区最美，而且也是最幸福的女人，他也就知足了。然而，一个雨天的下午，他筋疲力竭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竟撞进一场将他推回现实的灾难。从客厅一直到他目所能及的地方，动物的尸体连成了串，漂浮在血泊之中。女仆们都爬到了椅子上，满脸的不知所措，显然，是对这场大屠杀惊魂未定。
事情是这样的：几只德国獒中的一只突然得了狂犬病，发起疯来，不管见到什么动物都扑上去咬，最后还是邻居家的园丁挺身而出，挥刀把它砍成了碎片。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咬过哪些动物，又或者它嘴里吐出的那些绿色泡沫沾染过哪些，于是，乌尔比诺医生下令杀掉所有幸存的动物，并把尸体带到偏远的旷野焚烧，还请仁爱医院的工作人员到家里进行了一次彻底消毒。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那只象征好运的雄性美洲陆龟，因为根本没人想起它来。
费尔明娜·达萨头一次在家庭事务上完全赞同丈夫，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小心翼翼地没再提过动物的事。她用林奈《自然史》中的彩色插图聊以自慰，还叫人把这些图镶上画框，挂在大厅墙上。若不是有天清晨几个小偷打破浴室窗子，偷走了一套五代家传的银制餐具，或许她早已断了念头，以为再也没有希望在家中看到动物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窗子的铁环上装了双锁，各道门也都用铁闩加固，并把最贵重的物品放进保险箱，还养成了某种迟来的战时习惯：睡觉时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底下。但他反对再买一条烈狗，无论是否注射过疫苗，也无论是散养还是拴着：就算让贼把家里偷个精光，他也绝不同意。
“凡是不会说话的，一律不许进这个家。”
这么说是为了让妻子不再为此事纠缠，因为她又固执地想买一条狗回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自己匆忙说出并且意义过于宽泛的话竟会有朝一日要了他的命。费尔明娜·达萨那桀骜不驯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微妙的变化，她立刻抓住丈夫用词轻率的疏漏：失窃案发生几个月后，她又去了一艘来自库拉索岛的帆船，买下一只帕拉马里博皇家鹦鹉。虽然它只会说些水手的粗话，但说得竟和真人一模一样，也算值了十二生太伏的高价。
这只鹦鹉的确品种优良，而且比看上去还要灵巧，长相上唯一区别于热带丛林鹦鹉的地方就是它头黄舌黑，可即使用松节油栓剂也无法让丛林鹦鹉学会说话。乌尔比诺医生向来是个输得起的人，他在妻子的才智面前低了头，并惊讶地发现，自己也觉得鹦鹉在女仆们的嬉笑中取得的进步十分逗趣。雨天的下午，这只羽毛被淋透的鹦鹉尤其欢快，放开了舌头，滔滔不绝地说出很多它不可能在这个家里学到的老话儿，让人觉得它恐怕比看上去要老得多。乌尔比诺医生的最后一丝保留终于在某天晚上被彻底瓦解。那天夜里，几个盗贼再次试图从屋顶平台的天窗钻进屋里，而鹦鹉用几声德国獒的狂吠把他们吓得落荒而逃，即使是真狗也无法叫得更逼真了，而它一边叫，还一边喊着“有贼”、“有贼”，这两种有趣的救命本事可都不是在这个家学的。自那以后，乌尔比诺医生就亲自接管了它。他命人在芒果树下搭起栖木，上面放两个容器，一个盛水，一个盛熟香蕉，此外，还挂了根吊杆供鹦鹉练习杂耍。尽管乌尔比诺医生怀疑，它的慢性鼻疽病对人的正常呼吸有害，但从十二月到翌年三月，夜晚转凉，当北风使得鹦鹉无法再在室外待下去时，它便会被放进一只罩有毺子的笼子里，接进卧室睡觉。多年来，他们总是为它剪短翅膀的羽毛，放它自在地迈着那老骑士般的步伐，曲着腿走来走去。但有一天，它正在厨房的横梁上兴致勃勃地耍着杂技，却一下子掉进了炖杂烩的锅里，嘴里还念叨着它那一串叽里呱啦的水手呼救语。幸而它的运气足够好，厨娘用做饭的大勺把它捞了起来。它被烫得全身通红，羽毛也掉光了，但还活着。从那以后，就连大白天它也被关在笼子里，顾不上民间流传的关于笼中的鹦鹉会忘记所学东西的说法了，只有在凉爽的四点钟，乌尔比诺医生在院子的露台给它上课时，它才会被放出来。谁也没有及时发现它翅膀上的羽毛已经过长，而就在那天早晨，大家正准备给它修剪羽毛，它逃到了芒果树的树冠上。
他们花了三个小时还没有捉住它。女仆们在邻居家女仆的帮助下，用尽各种办法想把它哄下来，可它依旧固执地待在原地，一边放声大笑，一边高喊着：“自由党万岁！他妈的自由党万岁！”近来，因这种莽撞的呼号而丢了性命的快活酒鬼已不下四个。乌尔比诺医生几乎看不清繁叶中的鹦鹉，他试图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来说服它，而它则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重音和同样的音色回答他，却始终寸步不离树梢。乌尔比诺医生见谁也无法让鹦鹉心甘情愿地下来，便下令找消防队员来帮忙，这是他作为一名爱国市民，最新搞出来的一项玩意儿。
事实上，直到不久前，火灾还是由自发的人们用泥瓦匠的梯子和一桶桶随便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水扑灭的。那种混乱无序的法子有时甚至会造成比火灾本身更大的危害。而从去年起，多亏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担任荣誉主席的公共改善协会发起的一项募捐，这里开始有了一支专业的消防队，外加一辆带有汽笛、警铃和两条高压水管的蓄水卡车。这些东西红极一时，甚至每逢听到教堂敲响警报的钟声，学校都会停止上课，好让学生们前去观看消防员如何救火。起初，他们唯一的任务便是灭火。但乌尔比诺医生告诉市政当局，他曾在汉堡看到消防员们救活了一个于三天的大雪后在地窖中冻僵的孩子，还在那不勒斯的小巷里看见过他们从十层楼的阳台上抬下一口装着死人的棺材，只因那座楼的楼梯太过曲折，死者的家人无法将棺木抬到街上。就这样，本地的消防员们开始学习提供其他紧急服务，比如攮开门锁、杀死毒蛇等等，医学院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一期小事故急救课程。因此，请他们帮忙从树上捉下一只像绅士一样品格高贵的鹦鹉并不能算过分之举。乌尔比诺医生说：“告诉他们，是我请他们来的。”说完便径直走到卧室去换衣服，准备参加午宴。事实上，此时此刻，他正被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那封信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无心顾及鹦鹉的命运。
费尔明娜·达萨穿了件宽松的丝绸衬衣，下摆长至臀部，并戴了一条货真价实的长珍珠项链，在脖子上绕了大大小小六个圈，脚下一双缎面高跟鞋，是在极为庄重的场合才穿的，因为年龄已经不允许她经常如此大费周章地打扮了。这身时髦装束似乎并不适合一个备受敬重的老妇人，但在她身上却十分得体。她骨架修长，身材依旧苗条挺拔，富有弹性的手上连一块老人斑都没有，一头紧贴脸颊的短发泛着钢铁般的蓝色光芒。和新婚时的照片相比，她此刻还能保持不变的就只剩下那一双清澈的杏核眼和她那民族特有的高傲了，但她因年龄而减损的，又因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因勤劳赢得了更多。她觉得现在这样很好：那穿铁丝紧身胸衣、束起腰身、用布片将臀部垫高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身体得到解放，呼吸也变得顺畅，原本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尽管她已经七十二岁了。
乌尔比诺医生看见她坐在梳妆台前，在缓缓转动的电风扇扇叶下，正把一顶饰有紫罗兰毡花的钟形帽往头上戴。卧室宽敞而明亮，英式大床上挂着玫瑰色的针织蚊帐，两扇敞开的窗正对着院里的几棵树。知了们被即将下雨的征兆扰得惊慌失措，刺耳的鸣声阵阵传进屋来。自从新婚旅行回来后，费尔明娜·达萨便一直根据天气和场合为丈夫挑选合适的衣服，并在前一晚把它们按顺序整齐地放在椅子上，好让丈夫从浴室出来时能方便地穿上。她也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帮他穿衣服，而后又变成完全替他穿。她心里很清楚，起初她这样做只是因为爱，而自五年前起，却是无论如何不得不这样做了，因为他已经不能自己穿衣。两人才刚刚庆祝完金婚，谁离开谁都无法生存片刻，甚至每一刻都不能不想着对方，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就越来越是如此。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说清这种相互依赖究竟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习惯使然。他们从不曾为此问过自己，因为两人都宁愿不知道答案。她早就发觉了丈夫脚步的日益蹒跚，脾气的反复无常，记忆中出现的裂痕，以及新近养成的在睡梦中抽泣的习惯，但她并没有把这些当作他最终衰老的确凿标志，而是视之为一次幸福的返老还童。她把他当作一个老小孩，而非一个难以伺候的老人。这种自欺欺人对两人来说或许都是一种上天的恩赐，因为这让他们避免了互相同情。
如果两人能及时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或许他们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副样子。而如果说，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也多少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智慧往往在已无用武之地时才来到我们身边。多年来，费尔明娜·达萨一直痛苦地忍受着丈夫每天清晨起床时的快乐。她竭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丝困意，以免去面对一个新的充满了不祥之兆的早晨所预示的宿命，而他却带着一个新生儿的天真醒来了：新的清晨，意味着他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她听着他伴随着鸡鸣醒来，活着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一声无缘无故的咳嗽，好像故意要把她吵醒似的。她听着他一边摸索应该就在床边的拖鞋，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扰得她不得安宁。她听着他在黑暗中一路跌跌撞撞地摸向浴室，然后，他会在书房待上一个小时，可她才刚刚重新入睡，就又听见他回来穿衣服，仍旧没有开灯。（有一次，在玩沙龙游戏时，人们问他如何定义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穿衣服的男人。”）她就这样听着他，心里清楚，这些声响中没有一个是必要的。他假装无意，但其实是有意弄出这许多动静，就像她明明醒着，却假装没有醒。他的理由十分明确：他从未像这些不安的时刻里那样迫切地需要她，需要她活着，并且头脑清醒。
没有人比她的睡姿更优雅，一只手搭在前额上，像一幅舞蹈的素描。但是，若有人打扰了她将醒未醒时浅浅的睡意，她又会比任何人都凶悍。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她正侧耳等着他发出哪怕最微小的一丝响动，甚至还会为此感谢他，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把清晨五点被吵醒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几次，他由于没有在老地方找到拖鞋，正在黑暗中摸索，她突然用半梦半醒的声音说：“你昨晚把它们放在浴室里了。”接着，她又用愤怒而清醒的声音骂道：“这个家里最倒霉的事，就是从来不让人好好睡觉。”于是，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对自己不抱一丝怜悯地打开灯，为这一天的头一个胜利而扬扬得意。事实上，这是两人间的一种游戏，神秘而邪恶，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重新振奋起来：这是居家爱情的众多危险性快乐的一种。然而，也正是一次类似这样的日常消遣，差点让他们头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走到尽头。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他们的浴室里没香皂了。
一切本和平常没有两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浴室回到卧房，那时，他还能自己洗澡而无需别人帮助。他开始穿衣服，没有开灯。她则跟往常这个时候一样，像胎儿似的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闭着眼睛，呼吸很轻，那只跳着神圣舞蹈的手臂放在头顶。她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而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黑暗中，浆过的亚麻衣服窸窣了好一阵子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我洗澡的时候都没有香皂了。”于是她想起这件事，醒了，然后对全世界都没好气地翻了个身，因为她的确忘记往浴室里放上新的香皂了。她是在三天前发现这件事的，那时她已经站在了淋浴喷头下，于是想之后再放上，但过后却忘了，直到第二天淋浴时才又想起。而第三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事实上并不到一个星期，他这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错误，但三天确实是有的，而且不可原谅。那种被人当场抓住错误的感觉让她老羞成怒。像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
“这几天我每天都洗澡，”她失态地叫嚷道，“一直都有香皂。”尽管他太了解她的战术，但这一次却无法再忍了。他编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搬到了仁爱医院的实习医生宿舍里去住，只在黄昏出诊前回家换衣服。而她每一听到他回来的声音，就立刻跑到厨房里去，假装在忙着什么，直到街上再次响起马车的铁蹄声。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次他们试图解决分歧，结果都是把怒火越拨越旺。只要她不承认浴室中没有香皂，他就不打算回来；而她呢，只要他不承认自己为折磨她而故意说了谎，她就不准备接受他回来。
当然，这次事件也让他们有机会联想起其他无数个朦胧清晨发生的无数次口角。一阵反感掀起另一阵反感，旧伤疤被揭开，变成了新伤口。两人都十分惊愕，因为他们痛苦地证实了，在这么多年的夫妻争斗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培养了仇恨。他甚至提出，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去大主教先生那里做一次公开忏悔，让上帝裁决浴室的香皂盒里到底有没有香皂。这一下，本来还很好地保持了理智的她，终于爆发出一声历史性的叫喊：“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
这声辱骂震动了城市的地基，引起各种各样难以澄清的流言蜚语，而且像说唱剧中的顺口溜一样变成了民间俚语：“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她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于是先发制人，抢在她预料丈夫会有的反应之前，威胁他说，自己要一个人搬到父亲的老房子里去住，虽然那里现在租出去成了公家的办公室，但仍旧是属于她的。这并非虚张声势：她真的想走，根本不会顾及什么社会舆论。而她丈夫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一有失偏颇的判断，于是让步了。当然，他并没有承认浴室中确有香皂，因为那是对真理的侮辱，而只是接受两个人继续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但分房住，而且互不说话。于是吃饭时，为避免尴尬，他们巧妙地通过孩子们从桌子一头传话到另一头，而孩子们竟然也从未发现，他们彼此间从不搭腔。
书房里没有浴室，这反倒避免了因早晨的声响而引起摩擦，因为乌尔比诺医生改为备课后再进屋洗澡，并且小心翼翼，唯恐吵醒妻子。有好几次，他们睡前撞到了一起，于是便轮流刷牙。四个月后的一天，她从浴室中出来，发现他在他们那张大床上看书（这是常有的事）竟看睡着了。她在他身边躺下，动作很大，希望能吵醒他，让他离开。而他也的确迷迷糊糊地醒了，但并没有起身，而是关掉床头灯，然后又舒服地倒在了他的枕头上。她晃了晃他的肩膀，提醒他该去书房了，但此时此刻，他再次回到了祖传的羽毛床上，感觉是那么的舒服，宁愿缴械投降。
“让我留在这儿吧。”他说，“的确有香皂。”
当他们步入老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那次吵架竟是他们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希望开始过另一种人生。尽管现在他们老了，已经心平气和，但还是注意不去提它，因为那刚刚愈合的伤口会再次流血，仿如就发生在昨日。
他是让费尔明娜·达萨听到小便声的第一个男人。那是新婚之夜，在那艘载着他们前往法国的轮船的舱室中。当时，她正因晕船萎靡不振，而他那公马一般的小便声是那么的强劲威严，这更增加了她对那场一直令她提心吊胆的灾难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股泉水声越来越弱，可那段记忆却频繁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因为她从来都无法忍受他在用马桶时把池子的边缘弄湿。乌尔比诺医生试图用一个任何有意听懂的人都能明白的浅显道理说服她，告诉她这种事故并非如她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他每天不小心才造成的，而是身体机能的原因：年轻时，他尿得又准又直，在学校里，他曾是瞄准瓶子撒尿的冠军，但随着岁月的消磨，不仅小便的势头减弱，而且还歪歪斜斜，分成许多支流，最后变成了一股无法驾驭的虚幻之泉，尽管他每次都做出极大努力想让它走直线。他说：“抽水马桶一定是某个一点儿也不了解男人的人发明的。”他只好用日常行动来为家庭和平做出贡献，但这更多的是出于屈辱，而非谦恭：每次小便后，他都会拿卫生纸去擦干马桶池的边缘。她对此心知肚明，但只要卫生间里的氨气味不过于明显，她便从来都不说什么，而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她就会像发现一桩罪行似的宣告：“这儿的味道呛得就像个兔子窝。”在步人老龄的前夕，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找出了对抗这项身体障碍的终极解决办法：像她一样坐着撒尿，如此一来，不仅保持了马桶池的清洁，他自己的姿势也惬意了许多。
那个时候，他的自理能力已经很差了，在浴室中滑上一跤都可能是致命的，所以他警惕地反对淋浴。他们家是现代化的，没有在老城区的宅子里普遍使用的带狮子腿的白镞浴缸。当初，他出于卫生的理由拒绝了它：他认为浴缸是欧洲人最肮脏的发明之一，他们只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却还把自己浸泡在一缸污水里，里面尽是些他们费力从身上褪下来的脏东西。因此，他让人用实心愈疮木做了一只特大号的木桶。而费尔明娜·达萨就用这只桶，依照给新生儿洗澡的程序给丈夫洗澡。每次沐浴都长达一个多小时，水中掺入用锦葵和橙皮煮沸的汤水，这对他有很好的镇静效果，有时，他甚至会在香气四溢的汤水中睡着。洗完澡，费尔明娜·达萨帮他穿衣：先在两腿间撒上滑石粉，在灼伤的红疹上涂上可可油，然后温柔地给他穿上衬裤，就仿佛那是一块尿布，接着，再从袜子一直穿到别着黄玉别针的领带。终于，夫妻俩的清晨恢复了平静，因为他又回到被儿女夺走的童年，而她呢，最终也和家庭日程协调起来，只因岁月同样也在她身上流逝：她睡得越来越少，还没满七十岁，她就醒得比丈夫早了。
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当掀开毯子看到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尸体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现了某种自己在光辉的医生生涯和信徒生活中一直都否认的东西：即在和死神熟识了那么多年，在同它战斗，翻来覆去与它接触了那么久之后，那还是他第一次敢于直视它，而与此同时，它也在注视着他。这并不是对死亡的恐惧。不，不是：自从很多年前的一天晚上，他从噩梦中惊醒，意识到死亡并非仅仅如他所感觉的那样，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而是一个切近的现实时，这种恐惧就已经在他心里、与他共存了，就像他影子之上的另一个影子。事实上，那天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切的存在，而在那之前，死亡不过是他想象中的某种确定的东西。他很欣慰，全能的上帝出其不意地向他揭示这个奥秘所用的工具竟然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他一直认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是个圣人，只不过他从不自知所蒙受的恩宠罢了。然而，那封信却又向他揭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黑暗的过去和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伪装能力，这让医生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无可挽回的事情。
不过，费尔明娜·达萨并没有感染他的忧郁。当然，他也试过要感染她，就在她帮他把两条腿塞进裤筒，又为他扣上衬衫那排长长的纽扣时。但他没有成功，因为费尔明娜·达萨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动的，更何况这只是一个她并不喜欢的男人的死。她从没见过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仅仅知道他是一个拄拐的残疾人，是在安的列斯群岛众多岛屿中的一座，众多起义里的一次，从行刑队的枪口下逃出来的，因生活的需要当上了儿童摄影师，并最终成为全省最受欢迎的一位；她还知道，他曾经赢过一个她记得好像叫托雷莫里诺的人一盘象棋，尽管那个人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其实是卡宴的一名逃犯，因犯了重罪而被判终身监禁。”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能想象吗，他居然还吃过人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