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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一</h4>
仲秋八月，北方已是秋风送爽，但地处长江以南的江州市，却仅仅只有早晚稍稍凉爽了一点，白天仍然燠热不止，日平均气温仍在30度以上。
江州市公安局的刑侦科长何钊，正冒着炎暑在房中整理行装，门外忽然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
“请进！”何钊头也不抬地说。
“老师，您打算哪一天动身？”进来的是他的搭档，年轻的女刑警赵忆兰。
何钊放下手中的活儿，招呼她坐下，说：“就这一两天吧！调令已经下来半个多月了，不能再拖了。”
原来何钊在月初就接到公安部的调令，调他去北京国家刑事侦探研究所去从事研究工作。由于手头的一件大案未完，他一直拖延着迟迟没有动身。直到前几天案子全部侦破，几名主犯相继落网，他才把刑侦科的工作移交给继任者，准备前往北京去新单位报到。
赵忆兰迟疑了一下，终于开口说道：“能不能再推迟一两天，帮我解开一个疑案？”
“疑案？什么疑案？我刚离开局里，还不到半天的时间，怎么又有了疑案？”何钊眉头一蹙，抬头问道。在这之前，他已经把所有的案子处理完毕，没有遗留任何尾巴。
“事情是这样的。”赵忆兰开始叙述说，“今天上午您走后，来了一位名叫卢竹的姑娘，她是从和平区来的。她说她的姐姐卢梅死了好几天了，直到昨天上午她姐夫刘雨朋出差回来才发现。和平区分局的同志接到报告后就去了现场，调查分析的结论是由于死者自己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导致死亡。对于这个结论，卢竹怎么也无法接受。她与姐姐亲密无间，非常了解姐姐，说她姐姐为人谨慎，做事细心，最近一段时间虽然有些失眠，常要服用安眠药，但每次仅限两片，从不多服，绝不可能误服这么多的安眠药……所以到我们市局来，请求我们派人去复查。”
“她怀疑那些安眠药是有人强行给她姐姐灌下去的？”何钊问。
“是的，并且此人就是她的姐夫刘雨朋。”赵忆兰回答说，“当时科里的同志都出现场去了，只有我在家值班。为了对案子负责，我听了她的申诉后，立即去了一趟和平区分局，了解此案的调查处理情况。”
她没有告诉老师，她之所以立即去和平区分局调查此案，除了是对案子负责任以外，更多的还是基于对报案人的信任和同情。直到此刻，卢竹那一双充满哀伤和祈求的眼睛，还一直浮现在她眼前。
“发现什么疑点了吗？”
“什么也没有发现。”赵忆兰回答说。接着开始向他汇报去和平区调查了解此案的情况。
<h4>二</h4>
和平区分局刑警队的李队长是一位30多岁、工作严谨、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他热情地接待了赵忆兰，详细地向她介绍了此案的调查处理情况。
此案的报案人就是刘雨朋。是他出差回家，发现妻子死亡，这才报的案。
他们一接到报案的电话，就立即赶往现场进行了尸检和现场勘查。死者名叫卢梅，女，26岁，死于自己家里卧室的床上。尸检结果：全身未发现一点伤痕，也无中毒的征象。从胃内抽取物中检测出大量安眠药的成分，确定是服用超量的安眠药而导致死亡。
住宅和卧室的窗户都开着，室内温度很高，在30度左右。尸体已开始腐烂，发出阵阵恶臭。根据室内温度和尸体腐烂的程度推断，应该已经死亡三四天了。鉴于16号晚上9点刘雨朋还打电话回家与死者通了电话，最后确定死亡时间为4天前，即16号的深夜。
在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瓶服用过的安眠药；没有寻找到遗书，死者又是身穿背心和短裤仰卧在床上，也不像是自杀。门窗没有撬动的痕迹，室内只有死者和她丈夫的足印和指纹，无外人进入的印迹。死者的丈夫刘雨朋是中兴公司的职员。该公司证实本月10号刘雨朋就与另一名叫夏新的人一同出差，离开江州，直到昨天上午才返回本市。室内的那些印迹，显然是在他10号离家以前和昨天回家以后留下的，与妻子的死应该没有关系。
他们综合以上种种情况进行分析，这才做出是死者自己误服了过多的安眠药而致死的结论。估计是死者服用了一次安眠药后，仍然无法入睡，又起来服用第二次，结果在迷迷糊糊中多服用了几片，药量超过了限度……
赵忆兰叙述到这里顿了顿，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总结说：“李队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尸检又是请市法医中心的汤平医生去做的，侦查工作认真、细致、全面……总之，一切都符合规范，符合逻辑，他们的结论无懈可击。”
“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说是疑案？”何钊笑了。他深知自己的这位徒弟，既然说是疑案，就一定是发现了疑点，这绝不会是她的调查结论。
赵忆兰也莞尔一笑。但她并不回答老师的问题，而是继续叙述说：“我接着又去了一趟卢梅的工作单位。那是一家生产工业陶瓷的民营工厂，卢梅是厂里的产品推销员。在那里，人们告诉了我两件事：
“有一次，卢梅受人之托去看望两位老人。她一进门就闻到一丝淡淡的异味。那异味时有时无，飘忽不定，很难捉摸。卢梅循着气味搜寻了许久，最后终于在厨房的一个死角里搜寻到一只发臭的死老鼠。
“还有一次，卢梅代一家客户去仓库提货。当时，仓库的管理员正在为另一家单位发货。卢梅瞟了一眼发货单，说：‘等一下！单上的数字有错。这个单位我熟悉，不可能一次购买这么多瓷球。’管理员打电话去一问，发货单上的数字果然错了，是销售人员漏写了一个标点，把1.5吨写成了15吨……”
“你是说这两件事可以佐证卢竹的怀疑，像她姐姐那么一个心细的人，绝对不可能误服过多的安眠药？”何钊问。
“这是其一。”赵忆兰点头说，“其二是就在刚才，我来您这里之前，和平区分局的李队长打来电话说：在我离开之后，有保险公司的人去他们那里了解卢梅的死因。说是卢梅生前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受益人是她的丈夫刘雨朋。只要不是自杀，刘雨朋就可以领取到200万元赔偿。200万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呀！”
“不错，这个数目足可以引诱一些人去犯罪。”何钊点点头，开始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
“但这也只能证明他有作案动机。”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他是否有作案的时间。他有作案时间吗？”
“没有。”赵忆兰两手一摊，苦笑一声，颇为遗憾地说，“我仔细查阅了此案的询问记录和证词。卢梅死亡的那一天，刘雨朋远在武汉。由武汉至江城，就是乘坐特快列车，往返也要10多个小时。而那一天，刘雨朋却又一直与他们公司的那个夏新在一起。他有不在现场的铁证。”
“怎么会是这样……”何钊不觉沉吟起来。
“是呀，这就是本案的疑难之处。”赵忆兰说。
何钊低头蹙眉思索了一会儿，这才抬头说道：“看来此案的关键还在于卢梅的死亡时间，以及卢梅死亡时刘雨朋所在的确切地点。如果真如和平区分局调查的那样，那么刘雨朋就决非罪犯，卢梅确有可能是自己误服过多的安眠药而致死。当然，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有时只要寻找到一点破绽，所谓的铁证就会不攻自破，反而变成了侦破案件的突破口。”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赵忆兰问。
“等一等！让我再把整个案子过一过。”何钊又开始低头蹙眉思索起来。他想着想着，忽然伸手拍拍脑门，说：“对了！这里面有哪个地方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什么地方？”赵忆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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