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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6月，一位姓艾弗里的木匠从胭脂河畔过来给埃普斯老爷盖房子，他们之前就订好了合约。我曾说过，贝夫河畔的人家是不挖地窖的，因为这里地势太低，一挖就会挖到地下水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地的房子大多都建在木桩上。当地建筑还有一个与别处不同的地方：墙面都不涂灰泥，但是天花板和四壁都会钉上柏木板，刷上主人喜欢的颜色。盖房子时用到的木板基本上都是奴隶用粗木锯锯出来的，附近没有能靠水力运输的伐木场。所以，一旦种植园主决定要盖房子，他手下的奴隶就要忙活好一阵。埃普斯老爷知道我曾经跟着提比兹干过不少木匠的活，所以艾弗里木匠和他的帮手们刚到这里，我就开始不去地里干活了，一直帮木匠打下手。
当时来的这些人里，有一位先生是我这辈子深深感激的人。若不是有幸遇到了他，也许我现在还深陷奴役的深渊中不见天日。这位心地善良、品格高尚的先生，就是把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人，他的姓氏是巴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恩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是会由衷地感激他。巴斯先生当时住在马克斯维尔，我很难确切地描述他的容貌和性格。简单来讲，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当时大概四五十岁，皮肤和发色都很浅；他的个性冷静克制，喜欢跟人争论，但总是会先深思熟虑。他说话的方式特别平和客观，不太会让别人觉得有所冒犯；同样一句话，别人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但从他口中说出来就不会让人难堪。他的政治和宗教观点与雷德河沿岸的大部分人都不同，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热衷也是当地人无法理解的。在讨论一些当地问题的时候，别人都已经习惯了他与大部分人的意见相左，但还是喜欢听听他的意见，因为他总是能说出些独树一帜的妙语来，而且不会让人觉得反感。他是个单身汉，没有家人，甚至居无定所，总是凭着性子四处闯荡。他当时在马克斯维尔已经住了大概三四年，给别人干点木匠活维持生计，所以阿沃伊尔斯教区的很多人都认识他，对他与众不同的见解和脾性都很了解。他为人特别慷慨，总是特别热心地去帮助别人，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不过他为人低调，并不会因为别人的赞扬而沾沾自喜。
他是个加拿大人，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国内闯荡，后来游遍美国北部和西部的大城镇，一路来到了雷德河沿岸。我听说他后来去了伊利诺斯州，现在已经离开了；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他在我离开马克斯维尔的前一天，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对我的慷慨帮助为他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所以他必须逃到贝夫河畔那些种植园主鞭长莫及的地方去。
有一天，我们正在盖房子的工地上忙活，巴斯和埃普斯说着说着就讨论起了奴隶制的问题。我早料到他们会说到这个话题，于是一边干活一边饶有兴致地听着。
“我跟你讲，埃普斯，”巴斯说，“奴隶制是不合理的——根本不合理——这个制度不公平，也没什么正义可言。我就算买得起奴隶，我也不会去买。当然啦，你也知道我没什么钱，我的债主还追着我还债呢。说起还债，信用制度也是扯淡！没有所谓的信用制度，也就没有债务了。信用这东西啊，太蛊惑人心了，现金才是正道儿啊！扯远了，我们接着说奴隶制。你倒是说说看，你有什么权利指使你的奴隶？”
“谈什么权利！”埃普斯笑着说，“这有什么好谈的。我可是付了钱的，他们是我买来的。”
“那是当然，连法律都说了，你有权拥有奴隶。但是，咱们也要琢磨琢磨这法律靠谱不靠谱。这法律本身有问题！难道说，只要法律允许，那就是公平正义了？假如说他们现在通过一个新的法律，说可以剥夺你的自由，让你变成奴隶，那你觉得这样的法律靠谱吗？”
“哈哈，怎么可能有这种法律！”埃普斯依然笑着说，“巴斯，你可别把我跟黑鬼混在一块儿说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巴斯严肃地说，“但话说回来，我见过的黑人里有些也很出色。我跟很多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失偏颇。我来问问你，埃普斯，在上帝的眼里，白人和黑人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区别可太大了呀！”埃普斯回答道，“你还不如问我，白人和狒狒有什么区别呢！我还真见到过跟我手下那帮黑鬼一样聪明的狒狒。那照你这么说，狒狒也是咱们的同胞咯？”埃普斯觉得自己特别机智，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这是曲解了我的话，埃普斯，”巴斯继续严肃地说，“你不能这样敷衍我。每个人智商不同，当然会有人更聪明点，有些人相对不那么聪明。但是，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咱们的《独立宣言》里有没有说过‘人人生而平等’？”
“有这句话，”埃普斯说，“但说的是‘人’，没说黑鬼和猴子呀！”说罢又不由自主地狂笑了一通。
“要按照你这样说，白人里也有你所谓的‘猴子’，”巴斯没有理会埃普斯的笑声，“我见过的有些白人，心智还不如猴子呢。咱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黑人也是人，这是事实。有些黑人确实见识和心智都不及白人，但这难道是黑人自己的错吗？黑人根本就没有学习的机会！你能读书看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你愿意学习，你有无数的渠道。但你的黑奴一无所有。要是你看到有奴隶私下里在看书，肯定会把他揍一顿吧？他们世代为奴，没有机会学习，更没有机会长见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奴隶有见识呢？让他们陷入这种境地的，恰恰是你们这些奴隶主。你现在把他们跟狒狒相提并论，觉得他们甚至还没有狒狒聪明，这只能怪你们这些奴隶主。这是一种罪恶啊！这种罪恶太可怕了！这种罪恶早晚会遭世人谴责。会有那么一天的，埃普斯，秋后算账的日子总是会到来的。我当然说不准到底会在什么时候，也许很快就要到来了，也许你们还能逍遥很久。但上帝是公平正义的，这一天早晚会来的。”
“你要是跟新英格兰那帮北佬混在一块儿，我估计你也会成天就知道嚷嚷什么宪法，白天挑着个担子卖卖钟表，暗地里教唆那些黑鬼赶紧逃跑。”埃普斯不屑地说。
“我要是在新英格兰，我也不会改变立场。我会呼吁废除奴隶制。我会指出法律中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之处。宪法里允许拥有黑奴，这也是不对的。我知道，如果你失去了黑奴，你就损失了财产，你肯定很难接受。但你要想一想，如果是你自己失去了自由呢？跟自由比，财产就不值一提了。你现在拥有自由，你手下那个老亚伯拉罕也应该拥有自由。就因为他们是黑皮肤，或是流着非洲黑人的血，你觉得他们就不配拥有自由了吗？要这样说的话，我看有些黑人的皮肤比有些晒黑的白人还白呢。人的灵魂也有颜色之分吗？这就是扯淡！奴隶制实在是荒唐至极！你等着吧，早晚有一天，你要付出代价。我就算哪天真的能买得起路易斯安那州最好的种植园，我也不会用一个奴隶！”
“你真是能说会道呀，巴斯！我估计没人说得过你。你跟别人争起来，都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这世界啊，还真没有你看得惯的地方吗？我估计吧，要是这世界真的变成了你现在希望的那样，到时候你自己又要看不惯了。”
后来，他们两人还谈起过这个话题，每次说的话都差不多。埃普斯特别乐意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想探讨些什么，而是他觉得特别有意思，说着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觉得巴斯是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有些自命不凡，喜欢跟人争论，但争论的目的只是为了展示一下自己的口才。
那年夏天，巴斯一直在埃普斯的种植园干活，通常每隔两周就会去一次马克斯维尔。随着跟他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我慢慢开始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不过，毕竟有过之前的教训，我没敢贸然行事。正常情况下，如果白人不跟奴隶说话，奴隶是不能上前搭话的；所以我只能尽一切可能引起他的注意，经常会在他的面前出现。八月初的一天，新房的工地上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其他木匠都走开了，埃普斯也去地里了。我觉得机会难得，所以决定再豁出去一次，不管结局是好是坏，都要碰一下运气。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埋头干活的时候，我突然问他：
“巴斯老爷，您能告诉我您是哪儿的人吗？”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他很困惑，“就算我告诉你，你也未必知道那个地方。”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出生在加拿大，你知道那是在哪儿吗？”
“我知道，我去过加拿大。”
“是吗，那你一定对那儿很熟悉吧！”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显然没有相信我说的话。
“巴斯老爷，我真的去过加拿大。我当时去了蒙特利尔和金斯顿，还去了昆士顿和其他一些地方。美国的很多地方我也都去过，比如水牛城、罗切斯特和奥尔巴尼。伊利运河和尚普兰运河沿岸的村庄名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巴斯停下了手里的活，目瞪口呆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许久之后，他问我：“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做奴隶？”
我认真地回答他：“如果这世间真有正义，我根本就不会沦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问我，“你到底是什么身份？我相信你肯定去过加拿大，你说的那些地方我都知道。你是怎么会到那里去的呢？来来来，好好跟我说说！”
“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我谁都不敢相信。我相信你不会告诉埃普斯老爷，但我还是不太敢跟你说实话。”
他诚恳地向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显然，他对我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但我告诉他，这事情说起来太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埃普斯老爷随时会从地里回来。等半夜大家都睡了之后，我们找个地方碰头，我再原原本本地把一切都告诉他。他立刻同意了，约好了就在工地上碰头。当晚，我等所有人都熟睡了之后，悄悄溜出小屋。巴斯已经在我们尚未完工的新房子里等着我了。
他再次向我保证，一定会保守我的秘密。然后，我告诉了他我的身份，并开始讲述我的悲惨经历。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时不时问一些地点之类的细节问题。全部讲完之后，我恳请他帮我写封信给我在北方的亲友，告诉他们我的现况，并请求他们把我的自由证明转寄过来，或是通过其他办法把我救出去。他答应了，但同时也明白，这件事情一旦败露，后果会不堪设想。所以他再三嘱咐我一定要保密，绝对不能再跟其他人透露一丝半点。我们商定了一些具体的计划，然后各自离开了。
我们约好第二天晚上到河边草丛里碰头，那里离埃普斯的大宅有一定的距离。他记下一些人名和地址，都是我在北方的老朋友，然后帮我写封信，下次去马克斯维尔的时候寄出去。之所以没约在工地里碰头，是因为觉得不安全，毕竟要点上蜡烛才能写字，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白天的时候，我趁菲比走开的当口从厨房里偷了几根火柴和一截蜡烛。巴斯的工具箱里有纸和笔。
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在河边碰了头，然后钻进高过头顶的草丛往里面走了一段。我点起了蜡烛，巴斯拿出了纸和笔。我让他记下了威廉·佩里、西法斯·帕克和贾基·马文的名字和地址，这些人都住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和萨拉托加。我在合众国酒店干活的时候，曾经帮贾基·马文干过活；而前两个人跟我认识了很长时间。我相信，他们三个人中，总还有一个住在原先的地方。他仔细地记下了之后，沉思着跟我说：
“你离开萨拉托加已经十多年了，这些人说不定搬家了，或者已经不幸去世了。我记得你说过，你曾在纽约州的海关开过自由证明。我觉得那边应该还存着档案。咱们有必要也写封信过去，确认一下。”
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所以又把我跟布朗和汉密尔顿一起去海关开自由证明的具体情形讲了一遍。我们在岸边谈了一个多小时，仔仔细细地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做。那时，我已经绝对地信任他了，我对我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畅所欲言，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这些事。我告诉了他我妻儿的名字，回忆着当年一家团聚时的快乐时光。我告诉他，若能有机会再见我的妻儿一面，那我死也瞑目了。我泪流满面地抓着他的双手，恳求他帮我重获自由，让我回到亲人的身边。我向他发誓，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每日为他祈祷，祝他一生平安富足。如今，我早已重获自由，幸福地生活在家人身边，我一日都不曾忘记当时的誓言；只要我一息尚存，定当每日向上苍祈祷。
<blockquote>“愿上帝保佑这位仁慈的先生，</blockquote><blockquote>保佑他长命百岁，</blockquote><blockquote>让我们在天国相聚。”</blockquote>
他向我保证，一定会为我保守秘密，还表示他珍视我们之间的友情。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关注另一个人的人生。他哀伤地叹息着自己的命运，说自己如今独身一人在世间游荡，眼看着垂垂老矣，终将孤独地走向人生的尽头，身边没有亲友为他哀悼，更不会有人记住他。他觉得他的人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希望能够竭尽全力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获得自由，与万恶的奴隶制度作斗争。
那天之后，我们假装互不相识，从不凑在一起说话，甚至都不会打招呼。而且，他不再像以前一样肆无忌惮地跟埃普斯讨论奴隶制的问题了。身边的所有人，不管是黑奴还是白人，包括埃普斯，都没能看出我们之间的关系异乎寻常，更没人发现我们之间的秘密。
经常会有人不可置信地问我，那么多年来，我是怎么做到隐姓埋名，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的；毕竟我跟奴隶们朝夕相处，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能做到，是因为伯奇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我深深地明白，随便告诉别人我的真实身份是多么危险的事，而且这对我毫无用处。奴隶们不仅没有任何能力帮助我，还可能会出卖我。现在仔细回想在那十二年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逃跑的念头，所以始终小心翼翼，保持着最高的警惕。随意向别人透露一点点信息都会让我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我很可能会被卖到更加偏远、更加人迹罕至的地方。埃普斯可不是那种会明辨是非的人，他的心里毫无公平正义可言。所以，我必须牢牢把握住已有的机会，不能让自己陷入更加不幸的境遇。我必须守口如瓶，不能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我和巴斯私下碰面那周的周六晚上，巴斯回了一趟马克斯维尔。第二天，他帮我写了三封信——一封寄给纽约州的海关，一封寄给贾基·马文，还有一封寄给威廉·佩里和西法斯·帕克。最后让我重获自由的，就是寄给威廉·佩里和西法斯·帕克的那封信。他在信尾署上了真名，然后又特意标注了一下，表示这封信并不是本人写的。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他写完之后就直接寄掉了，我是在重获自由之后，才拿到了这封信的副本。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blockquote>地址：贝夫河</blockquote><blockquote>时间：1852年8月15日</blockquote><blockquote>尊敬的威廉·佩里先生或西法斯·帕克先生：</blockquote><blockquote>两位先生你们好！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也无从得知你们的近况，所以我抱着忐忑的心情写下这封信，不知你们是否能收到。但是，请你们原谅我的冒昧，因为我实在是事出有因、逼不得已才贸然给你们写信。</blockquote><blockquote>我相信你们还记得我，当年我就住在你们对岸；我相信你们也一定知道我是个自由人。但不幸的是，我被人贩卖为奴，如今深陷其中。我恳求你们为我开一张自由证明，然后转寄到路易斯安那州阿沃伊尔斯教区的马克斯维尔。我恳切地请求你们的帮助！</blockquote><blockquote>您诚挚的</blockquote><blockquote>所罗门·诺萨普</blockquote><blockquote>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华盛顿被人下药之后昏迷了一段时间。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带在身上的自由证明被人拿走了。随后我一路被人绑着，辗转被卖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我直到今天才有机会找到一个帮我捎信的人。但请谨记，若事情败露，这位帮我写信的先生会有生命危险。</blockquote>
有一本叫《走进〈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书里写到我的经历，还附上了这封信的正文，但是把后面的附言删去了；而且，那本书里把两位先生的名字都拼错了，可能是印刷错误。其实，最终我能顺利获救，多亏了后面的那一小段附言，我会在下文中详细地讲到。
巴斯从马克斯维尔回来之后就告诉我，他已经把信寄了。我们跟之前一样在半夜碰头，但白天除了干活需要从来不搭话。他打听了一下，从马克斯维尔寄到萨拉托加的信通常需要两周，回信也是两周。所以，我们差不多能在六周之后收到回复，当然，也可能根本就收不到。我们商量了不少的办法，希望能找到一个最安全稳妥的方法拿到那些自由证明。如果没有自由证明，我们离开的时候就会有危险。帮助一个原本就自由的人重获自由，这本身并不触犯任何法律，但很可能会有恶毒的小人从中作梗。
四周之后，他又回了马克斯维尔，没有收到回信。我非常失望，但心里默默地安慰自己，毕竟只过了四周，信可能是在路上耽误了，我总不能指望每封信都准时送达。但是，六周、七周、八周、十周……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们却始终没有收到回信。巴斯每次回马克斯维尔的时候，我总是特别忐忑不安，白天心神不宁、晚上辗转难眠。后来，埃普斯家的新房子完工，巴斯不得不离开这里了。他走之前的那晚，我再一次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他就像我的救命稻草一样，让我看到了一线生机；如今，连最后的救命稻草都要失去了，我也许只能永远坠入深渊，再也看不到自由的光芒了。所有美好的希望都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奴役的苦海即将把我完全吞没，此生再无出头之日。
巴斯看着我悲痛欲绝的样子，心中十分不忍。他让我振作一点，不要放弃；他说他圣诞前一定会回来，如果到时候还是收不到什么消息，那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他不断地鼓励我，让我千万别泄气。他说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帮我，会把这件事当成他毕生最重要的事；他的诚恳和热情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巴斯走后，我觉得每一天都特别难熬。我急切地盼望着圣诞节的到来。时间久了，我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我觉得那些信很可能中途就掉了，可能根本就没有送到，所以我根本就不会收到什么回信。也许萨拉托加的那些老朋友都已经离开人世了，或者他们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谁会有空去理睬一个早已印象模糊的黑人呢？但是，我相信巴斯，我相信他会全心全意地帮助我，正是这份信心一直支撑着我，让我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间。
有时，我一边干活一边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想想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周围的人都很敏锐地察觉到了。帕希问我是不是病了，老亚伯拉罕、鲍勃和威利都很好奇，想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出神。我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实话，只能随意地答几句应付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