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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地主波皮耶尔斯基一直住在府邸，虽说众所周知，他在那里住不长久。他的妻子把孩子们送到了克拉科夫，现在她是往返于克拉科夫和太古之间作搬家的准备。
看起来，地主似乎觉得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横竖是一码事。他继续做他的游戏。他日日夜夜待在书房里。他在双人沙发上睡觉。他不换衣服，不刮胡子。他妻子去看望孩子们的时候，他索性不吃饭，一连三四天饿肚子。他不打开窗户，不跟任何人说话，不出门散步，甚至不下楼。有一两回，县里有人就国有化问题来找他。他们夹着装满法令和图章的皮包。他们使劲擂门，拉扯门铃。那时他便走到窗口，居高临下地朝他们瞥了一眼，搓着手。
“一切都正确无误！”他用已经不习惯于说话的嘶哑嗓音说，“我就要走到下一层了。”
有时，地主波皮耶尔斯基需要自己的书籍帮忙。
游戏要求他掌握各种各样的信息，不过他在这方面并没有麻烦，一切他都能在自己的藏书中找到。由于做梦在游戏中起了根本的作用，地主学会了按自己的意旨做梦。更有甚者，他逐渐赢得了对梦的控制，在梦中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这与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同。他能有意识地根据意旨做梦，另一方面，他也能同样有意识地立刻从梦中醒来，如同从栅栏上的窟窿里钻出来一样。他只需要片刻时间，就能完全清醒过来，然后便开始新的行动。
他所需要的一切，游戏都能给予他，甚至比他需要的更多。他又何必走出书房？
这时，县里来的官员夺走了他的森林、整整一季采伐的木材、耕地、池塘和牧场。他们送来了文件，文件上通知他，说他作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矿厂、锯木厂、酿酒厂和磨坊已不属于他。最后，府邸也不属于他。他们客客气气，甚至给他规定了移交财产的期限。他的妻子先是哭哭啼啼，后来只是祈祷，最后动手收拾东西、装箱、打包。她是那么削瘦、蜡黄，看上去就像弥留的病人床前点的蜡烛。她那突然变白的头发，在半明半暗的寒冷府邸里，同样闪烁着苍白的光。
地主太太波皮耶尔斯卡没有抱怨丈夫发了疯。让她心烦的是，她不得不自己作决定：什么东西能带走，什么东西得留下。然而当第一辆汽车开来的时候，面色惨白、胡子拉碴的地主波皮耶尔斯基走下楼来，手里拎着两只皮箱。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他不肯给人看。
地主太太奔到楼上，聚精会神地把书房凝视了片刻。她的印象是，书房里什么也没少，书架上没有任何一点空出的地方，没有搬动任何一幅画、任何一件小摆设，什么也没动。她唤来搬运工人，而他们信手把书籍胡乱塞进硬纸箱里。后来，为了干得更快，他们从书架上把书籍成排地往下扒拉。书籍张开自己不会飞的翅膀，无力地散落成一堆。后来纸箱不够用，工人们也不去管它们，搬起装满的纸箱就下楼去了。直到事后才发现，他们搬走了从字母A到L的所有书籍。
在这段时间内，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站立在汽车旁边，满意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封闭的环境里待了几个月之后，突然接触到新鲜的空气，这使他头晕目眩，像喝醉了酒似的。他想放声大笑，想玩乐，想跳舞。氧气在他稠浓的、缓慢流动的血液里燃烧，使干得粘结在一起的动脉膨胀开来。
“一切都像应有的那样准确无误，”他在汽车里对妻子说，他们的车子沿着官道，驶在通往凯尔采的公路上，“凡是正在进行的一切，都进行得很好。”
后来他又补充了这么一句，使得司机、工人和地主太太彼此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
“梅花八给枪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