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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后，我又喝了一罐可乐，然后冲热水淋浴刮须。香皂也好，洗发液也好，剃须膏也好，什么都开始变少了。
淋浴出来，梳发、抹香水、掏耳朵，接着去厨房热了热剩下的咖啡。餐桌对面再也没有人坐。静静望着谁也没坐的椅子，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小孩子，一个人留在基里柯油画的奇异而陌生的街道上。但我当然不是小孩子。我什么也不想地啜着咖啡，慢慢花时间喝罢，发了一会呆，之后点燃一支烟。
整整二十四小时没睡，却莫名其妙地不困。体内倦倦的、懒懒的，唯独脑袋犹如熟悉环境的水生动物，在纵横交错的意识水路中无目的地往来穿梭。
怔怔地打量无人的椅子的时间里，我想起过去看过的一本美国小说：妻子离家后，丈夫把妻子的筒裙在对面椅子上挂了好几个月。如此想着，开始觉得这构思不坏。倒不是能解决什么，但总比放早已枯萎的天竺葵盆栽聪明得多。即使拿猫来说，若有她的东西也可能多少安稳些。
逐个拉开她的卧室抽屉，哪个都空空如也。一块虫子咬过的旧围巾，三只衣挂，几包卫生球，别无他物。她把什么都席卷一空。原先逼仄地摆在卫生间里的零零碎碎的化妆品、卷发夹、牙刷、吹风机、莫名其妙的药、月经用品以及长筒靴、木屐、拖鞋等所有穿的东西，帽盒、整整一抽屉饰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钱夹，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内衣、袜子、信——大凡散发她气息的东西尽皆荡然无存，甚至指纹都了无遗痕，我觉得。书箱和唱片架的大约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飞。那是她自己买的或我送给她的书和唱片。
打开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都取下，一张没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齐齐剪下，只有我剩了下来。我的单人照和风景照动物照依然如故。这样，三册影集里收存的便成了被彻底修整的过去。我总是孑然一身，其间点缀着山、河、鹿、猫的照片，简直就像生下来时一个人，迄今为止一个人，以后也一个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了两支烟。
我想长筒裙留下一条何尝不好，但这当然是她的问题，由不得我说三道四。她决意什么也不留下，我只有接受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样，只好当她一开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长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烟灰缸浸入水中，关掉空调和收音机，又想了一通她的长筒裙，死心上床。
从我答应离婚、她离开公寓以来，已过去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几乎毫无意义。虚无缥缈的、犹如温吞吞的果冻的一个月。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发生，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变。
早上七点起床冲咖啡，烤面包片，出门上班，在外面吃晚饭，喝两三杯酒，回到家在床上看一个小时书，熄灯睡觉。周六周日不工作，一清早就开始转几家电影院打发时间。之后照常一个人吃晚饭，喝酒，看书睡觉。一个月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恰如某种人把月历上的数字一个个涂黑。
她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已经发生的事发生了罢了。哪怕我们四年过得再风调雨顺，那也已不再是重要问题，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与此相同，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长时间以来定期睡觉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那种事是完全可能发生并且实际上也屡屡发生的。纵然她果真如此，我也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说到底，那是她本身的问题。
“说到底，那是你本身的问题。”我说。
那是她提出离婚的六月间一个周日午后，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环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说怎么都无所谓？”她问，语调非常缓慢。
“也不是说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只是说那是你本身的问题。”
“说实话，并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后说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里也到达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她想说的不难明白。再过几个月我就三十、她就二十六岁了。与我们在此以前应该做的相比，我们迄今所筑造的委实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说是零。四年时间简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责任基本在我。我大约是不该同任何人结婚的。至少她不该同我结婚。
起初，她认为自己为社会所不容而我为社会所容。我们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两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坏掉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已无可挽回。我们置身于被拉长了的、平静的死胡同中。那是我们的尽头。
对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却之人。无论她怎样继续爱我，那都已是另一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没有能够给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我凭经验了然于心。不管怎样都已无救。
这么着，她连同几件筒裙一起从我面前永远地消失了。有的东西被遗忘，有的东西销声匿迹，有的东西死了，而其中几乎不含有悲剧性因素。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二十五分
我确认电子表上这四个数字，然后闭起眼睛，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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