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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座位与其说是我的,不如说是您的了。”他对苏克雷说。
将军的亲密战友,阿亚库乔的大元帅,对国家形势了若指掌,但将军在谈正题之前仍对他做了详细介绍。要不了几天就召集制宪议会,选举共和国总统,通过新宪法,虽然为时已晚,仍试图重温美洲一体化的金色梦想。秘鲁已被倒退的贵族势力控制,似乎难以挽救。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将军把玻利维亚拖往他自己的方向。委内瑞拉在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的统治下已于前不久宣布自治。南方长官胡安·何塞·弗洛雷斯将军联合瓜亚基尔和基多,准备成立独立的厄瓜多尔共和国。作为一体化辽阔国家雏形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又将沦为新格拉纳达总督领地。一千六百万刚刚获得自由生活的美洲人又得听从地方军阀的任意摆布。
“总而言之,”将军总结说,“我们双手创造的一切,正遭到别人的践踏。”
“那是命运的嘲弄,”苏克雷元帅说,“我们似乎把独立的理想播种得太深,如今人们互相都在搞独立。”
将军反应强烈。
“别重复敌人的鬼话,”他说,“尽管有时不幸被他们言中。”
苏克雷元帅道了歉。他聪明、整饬、胆小、迷信,出天花后留下的疤痕并没有减损面貌的温柔。将军很欣赏他,但说他故作谦逊。他是皮钦查、图穆斯拉、塔尔基几大战役的英雄,二十九岁就指挥了光辉的阿亚库乔战役,摧毁了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最后堡垒。除了这些功勋之外,他更受人称颂的是胜而不骄,心地善良,有政治家气质。那时他已辞去了全部职务,不佩戴任何表示军衔的标志。披着一件长及脚踝的大氅,老是翻起领子,挡住附近山头刮来的刀割似的寒风。他对国家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义务是代表基多选区参加制宪议会。当时他三十五岁,体格强健,热恋着索兰达女侯爵堂娜玛莉亚娜·卡塞伦,一个美貌、淘气、稚气未脱的基多姑娘,他们两年前结了婚,有一个六个月的女儿。
将军想不出有谁比苏克雷更适于继他之后担任共和国总统了。他知道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为了设置障碍在宪法中塞进了限制总统年龄的规定,苏克雷还差五岁,但他在秘密串联,设法通过一项修正案。
“您接受下来吧,”将军对他说,“我挂一个最高统帅的名,待在政府外围,正如公牛在一群母牛外围打转。”
他神情疲惫,但他的决心使人深信不疑。不过元帅早就知道,现在坐的这把椅子永远不会归他。前不久,当将军初次提出由他担任总统的可能性时,他说他永远不会治理一个制度与方向日趋危险的国家。按照他的想法,整顿的第一步是把军人排除在权力机构之外,他打算向议会提议今后四年中总统之职不能由军队将领担任,用意也许是阻止乌达内塔上台。但是反对这一修正案最激烈的人将会是最有势力的人,也就是军队的将领们。
“我太疲倦了,不能没有方针地工作,”苏克雷说,“此外,阁下同我一样清楚,这里需要的不是总统,而是一个弹压叛乱的人。”
当然,他可以参加制宪议会,如果向他提出,甚至可以接受担任议会主席的荣誉。但是仅此而已。十四年的战争已经教会了他,能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他建立了玻利维亚共和国,把这片未开发的广袤土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担任总统期间懂得了权力变幻无常的道理。他的颖悟使他明白光荣的虚幻。“因此我不能接受,阁下。”他总结说。六月十三号,圣安东尼奥日,他必须赶到基多和他的妻子女儿团聚,不仅在这一年而且要在他有生之年和她们一起庆祝他的命名日。上一个圣诞节他已下定决心在爱的欢愉中为她们而生活。
“我对生活别无他求。”苏克雷说。
将军脸色苍白。“我还以为再没有什么能使我吃惊了。”他说。他直盯着苏克雷的眼睛:
“这是您最后一句话吗?”
“倒数第二句,”苏克雷说,“最后一句是向阁下知遇之恩表示感谢,永世不忘。”
将军在腿上拍了一掌,让自己从一场迷梦中醒来。
“好吧,”他说,“您替我做出了我一生中最后的决定。”
当天晚上他吃了一个医生为他治胆汁病的催吐剂,委顿不堪,写了辞呈。一月二十日,制宪议会开幕,他在告别演说中赞扬了议会主席苏克雷元帅,称他为最杰出的将军。赞扬引起会场一片欢呼,但是乌达内塔身旁一个议员附在他耳畔悄悄说:“那就是说还有一个将军比您更杰出。”将军的话和那个议员的挑拨像两枚火红的钉子刺进了乌达内塔将军的心。
乌达内塔的不快可以理解。即使他的战功不及苏克雷显赫,他的魅力也不如苏克雷,但没有理由说他不同等杰出。将军本人曾称赞他的镇静坚定,他对将军的忠诚和爱戴也久经考验,将军不敢面对现实时,他是少数敢直言不讳的人之一。将军注意到自己的疏忽,在排印出来的讲话校样上亲笔把“最杰出的将军”改成“最杰出的将军之一”。这个补救措施并没有消除乌达内塔的怨气。
几天后,在将军同友好议员的一次会议上,乌达内塔指责他伪称准备出国,其实是在秘密活动,企图重新获选。三年前,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在委内瑞拉省武装夺权,首次尝试把它从哥伦比亚分裂出来。于是将军前去加拉加斯,在欢歌和钟声中当众同派斯拥抱表示和解,并且投其所好,为他制定了一个特例制度,允许他随心所欲支配一切。“灾难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乌达内塔说。那次纵容不仅毒化了同新格拉纳达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传播了分裂的细菌。如今,乌达内塔总结说,将军能对国家做出的最好贡献就是立即改掉发号施令的恶习,离开这个国家。将军激烈地反驳。乌达内塔心直口快,说得慷慨激昂,在场的人都认为他们看到了一场伟大的老交情的破灭。
将军重申他辞职的决心,指定在议会选出新总统前由堂多明戈·凯塞多担任临时总统。三月一日,他从侧门离开政府大楼,避开应邀前来喝杯香槟酒祝贺他的继任者的宾客。他乘别人的马车前往临时总统借给他暂住的风光旖旎的富恰庄园。他意识到自己成了普通居民,仅仅这一点足以加重催吐剂的损害。他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准备文具,在半梦半醒间开始写回忆录。何塞·帕拉西奥斯拿来了足够写四十年回忆的墨水和文具,将军通知他的侄子、书记员费尔南多从下星期一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将军每天那时候头脑最清醒,可以痛思往事。他多次同侄子谈过,要从他记忆所及的最早一件事开头,那是他刚满三岁不久在委内瑞拉圣马特奥庄园做的一个梦。他梦见一头长着金牙齿的黑母骡闯进家里,从正厅跑到贮藏室,家里人和奴隶们都在午睡,母骡不慌不忙,见什么就吃什么,把窗帘、地毯、灯具、花瓶、餐厅刀叉和器皿、祭坛上的神像、衣橱箱子连同里面的衣物,厨房里的坛坛罐罐、门窗连同铰链和插销,以及从门厅到卧室的所有家具统统吃了下去,唯一没有碰的东西是飘浮在空中的他母亲梳妆台的一面椭圆形镜子。
富恰庄园天高云淡,空气清新,他自我感觉良好,不再提回忆录的事,而是利用清晨的时光在草原芳菲的小径上散步。他到后几天,来看望的人得出他已恢复的印象。忠于他的军人朋友们尤其如此,他们要求将军继续担任总统,即使发动政变也在所不惜。将军劝阻他们,理由是使用武力有损他的荣誉,但似乎并不排除议会做出合法决议确认他重任总统的希望。何塞·帕拉西奥斯还是那句老话:“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
曼努埃拉仍旧住在离圣卡洛斯宫总统府不远的地方,密切注意着街谈巷议。她每星期到富恰去两三次,如有紧急情况去得更勤,每次都带着修道院做的杏仁糖、热甜点和桂皮巧克力,以供下午四点钟的茶点之用。她难得带报纸,因为将军近来对批评十分敏感,一些微不足道的指责都会使他大动肝火。但是她讲述政界的卑鄙、沙龙里的背信弃义和聚会场所的风向征兆,即使对他不利的事情,他也得耐住性子听她说完,因为她是唯一获得准许说真话的人。无话可说时,他们便处理信件,或者由她念书给他听,再不然就同副官们玩纸牌,不过他们俩总是单独进餐。
他们是八年前在基多庆祝解放的豪华舞会上相识的,当时她已是詹姆斯·索恩医生的妻子,索恩是总督统治末期跻身于利马贵族圈子里的英国医生。她是将军丧偶二十七年来长期保持爱情关系的最后一个女人,也是将军的心腹、文件保管员和最富激情的朗读者,并且是他的参谋部成员,有上校军衔。她曾醋意大发,争吵得凶时差点咬下他一只耳朵,这已成遥远的往事;可是他们一些最平常的交谈仍旧会导致憎恨的爆发和绸缪缱绻的和解。曼努埃拉并不留下过夜。这一季节傍晚转瞬即逝,她总是赶在天黑之前到家。
在利马的马格达莱纳庄园时,他找出种种借口让她离得远远的,而自己则同出身高贵或者不怎么高贵的夫人们寻欢作乐;在富恰庄园情况完全相反,没有她,将军似乎活不下去。他眺望着她来时的必经之路,不停地问何塞·帕拉西奥斯时间,要帕拉西奥斯挪动椅子的位置,一会儿要把炉火拨旺,一会儿又要灭掉,过一会儿又要重新生火,将军自己闷闷不乐,焦灼烦躁,把何塞·帕拉西奥斯也搞得六神无主,看到马车从山冈后面出现,将军才重新有了生气。但是当来访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他显得同样焦躁。午睡时分,他们两人躺在床上,不关门,不脱衣服,也不睡着,不止一次犯了想再做最后一次爱的错误,因为他力不从心,却又不肯认输。
那些天中,他顽固的失眠症显出了紊乱的迹象。他口授信件说了半句话,或者玩牌一局未终时会突然睡着,自己也说不清是睡意的突然侵袭还是短时的昏厥,但他该睡觉时,头脑又特别清晰,十分痛苦。天快亮时,他才迷迷糊糊入睡,但随即又被林间的飒飒风声惊醒。他只好把口授回忆录的计划再推迟一个上午,独自出去散步,有几次到午餐时间才回来。
他出去时不带警卫,不带那两条曾随他上过战场的忠心耿耿的狗,也不骑马,因为他几匹名噪一时的战马都卖给了轻骑兵营,补充旅行的经费。他身披羊驼毛斗篷,脚蹬羊毛衬里的长靴,头戴绿绸睡帽以抵挡草原的寒风,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杨树林中踩着厚软的腐叶一直走到附近的河畔。他在凄怆的柳树下面对着一座木板松动的小桥久久地坐着,凝视着潺潺流水,想当初他曾引用青年时代的老师堂西蒙·罗德里格斯的修辞譬喻,把流水比作世人的命运。一个警卫始终尾随着他,不让他发觉,他回来时浑身被露水沾湿,脸色苍白,神情茫然,几乎连登上大门台阶的气力都没有了,但眼睛却闪出狂喜的光芒。他形单影只散步的时候心情十分舒畅,暗中跟随的警卫们甚至听到他在树林里像当年获得传奇般的胜利或遭到悲壮的失败时那样唱起士兵的歌曲。最了解他的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兴高采烈,因为连曼努埃拉也不信制宪议会会再次确认他为共和国总统,尽管将军本人曾说它值得赞扬。
选举总统的那天早晨,将军散步时看到一条无主的猎犬在篱笆间同鹌鹑嬉戏。他吹了一声口哨,那条狗霍地站住,竖起耳朵寻找,只见他披着几乎拖到地上的长斗篷,戴着佛罗伦萨主教式的软帽,孑然一身站在疾驰的浮云和无垠的平原之间。猎犬在将军身上嗅来嗅去,将军抚弄它的皮毛,它突然闪开,金黄色的眼睛直瞅着将军,疑虑地哼了一声,吓得逃跑了。将军顺着一条小路追赶,跑进一个陌生的郊区,只见一些土路小街,红瓦土砖的房屋,院子里升腾着挤奶的热气。他突然听到一声呵斥:
“独夫!”
牛圈里扔出一捧牛粪,他躲避不及,前胸被打个正着,溅了一脸。他离开总统府以后一直昏昏沉沉,这下才猛然惊醒,原因不是打中他的牛粪,而是那一声大喝。他知道新格拉纳达人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与一个流浪街头、由于穿着一身军制服而出名的疯子同名。那些自诩为自由派的议员之一曾背着将军在议会上这么称呼他,当时只有另外两个议员站起来抗议。但他从没有听人当他面叫这个绰号。他刚拉起斗篷一角擦脸,偷偷尾随他的警卫就从树林里出来,拔剑要惩罚侮辱他的人。将军忽然火冒三丈。
“你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他问道。
军官赶忙立正。
“听从您吩咐,阁下。”
“我不是你的阁下。”将军回答说。
将军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职务和军衔。军官认为亏得将军没有权力给他更重的处分,已是不幸中之大幸。深深了解将军脾气的何塞·帕拉西奥斯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