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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和钱，你总得给一样啊!你这是离婚啊!离婚有离婚的规矩啊!”
詹国滨说：“我有得规矩。”
把个柳燕妮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她叫喊起来：“我受不了了詹国滨!你怎么这样啊!你变成这样的人了!你真他妈的是香烟灰啊!”
詹国滨也不恼也不怒，蔫沓沓地站起来，蔫沓沓地走了。柳燕妮呆在原地，出神半天，却泪水排山倒海地滚落下来。
接下来的急剧变化就不是詹国滨能够应付的了。五花八门的说法，提法和做法，在詹国滨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城头已经变换大王旗。他们技校先是变成第三产业，后来又被私企兼并，詹国滨刚到五十岁，他们就请他提前退休了。
身份证更换再次拍照，这次照片还是像囚犯，只是一个更老的囚犯了。现在是电子闪光灯柯达相纸，科技的进步，毫不留情地把人心底里的沧桑反映在人脸上。詹国滨脸上现出骨头架子来了。注定要速朽的皮囊，干燥地黏附着骨头架子，忽然一打眼，活脱就是一具骷髅了。
退休以后的詹国滨，全部生活内容都局限在他的小屋里的确像个囚徒。卫生间奇臭无比，是因为尿碱烧坏了廉价马桶的瓷面。他每天长久地坐在马桶上看完当日小报。很久以来报纸的印刷质量逐步下降使他恼火。有一天，他终于肯定是自己的眼睛老花了而不是报纸印得模糊了。在去配老花镜的路上，詹国滨遇见玻璃窗就要停下脚步照一照好像一个过气的自怜的演员，顿时他觉得自己老迈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好在眼镜店的售货员善意地告诉了詹国滨一个常识性的人体生理知识：四十四，眼长刺。售货员热情鼓励詹国滨，“您一点都不老。一般人四十四岁就老花了，您现在才老花这说明您身体好，年轻!”
眼镜店的谈话，总算给了詹国滨不小的安抚，却同时也打开了魔鬼潘多拉的盒子。既然詹国滨比一般人都年轻，那么他想他应该抓住这衰老进程中最后的年轻，尽情享受生活。几乎没有经过认真考虑，单单只是需要放开本能，詹国滨的生活享受就首选了吃喝。詹国滨平常就喜欢吃火锅，以前是一直不太舍得在餐馆花冤枉钱。现在他舍得了。试问把钱攒起来做什么?可不正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当然应该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詹国滨迈着方步，神气地步入各种餐厅大吃大喝。他三天两头必定要吃一顿肥牛或者肥羊火锅，因为他差不多热烈地爱上了火锅的慷慨方式：只要一份钱，却随便你一份一份的牛羊肉尽管端来吃。不仅如此，这样的吃喝还给詹国滨带来了难得的好感觉，那就是餐馆对于吃客的曲意奉承。一家大型火锅城，在认熟詹国滨的脸之后，派最漂亮的女孩子过来对他手把手进行亲切辅导，替詹国滨填写表格办理了贵宾卡，还把他的个人资料输入了火锅城的会员资料簿。从此除酒水之外，詹国滨任何时候都可以享受八八折优惠。更有意义的是，逢年过节，火锅城还会邀请贵宾顾客光临他们的演唱晚会和抽奖活动。詹国滨曾经在这些活动中获奖多次，奖品有春联也有过洗衣粉。穿旗袍的年轻女孩子扬着她们粉扑扑的笑脸，跑过来把花环戴在詹国滨的脖子上，真是令他豪情万丈，异常开心。詹国滨认为：关键并不在于奖品大小多少，而在于他参与了社会生活。他与这个社会的关系是如此融洽和亲密，那么退休又何妨呢?退休以后，詹国滨还是成功开辟了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拥有了受人尊重的愉快的生活方式，这就证明他是一个人物。詹国滨十六岁就成为武汉市的名人，那不是开玩笑的，不是浪得虚名的。为了在公众面前不失体面，也为了不被火锅城那些年轻女孩小瞧，也是为了方便联络，詹国滨购买了手机和电脑，回头很潇洒地把手机号码留给了火锅城。
在情绪饱满乐陶陶到处吃吃喝喝的日子里，詹国滨选择了一个晴朗的天气，去看望他那棵梧桐树。在出门之前，詹国滨兴冲冲把自己收拾打扮了一番。人是提前退休了，反而要打扮得好好的，免得碰上熟人，被人看出落魄来。詹国滨把头脸刮得干干净净，仔细剪了鼻毛。特意找出他第二次结婚的时候，柳熹特意在白海记服装店为他定做的中式丝绵袄子，箱子底下还有一条熨烫笔挺的毛呢西裤，细格子长围巾围在脖子上，再戴一顶无檐绒线帽，以免稀疏头发在江风中乱了阵脚。打扮停当的詹国滨，在大衣柜的镜子面前挺胸收腹做亮相状，他觉得自己像个教授。
詹国滨来到了江汉路。红旗大楼依旧在，却被围了脚手架正在装修，问了好几个人，没有谁知道它要装修成什么模样和将来要派什么用途。《长江日报》社早已经搬迁，现在是一个服装商场。而那棵巨大的法国梧桐树，正在被砍伐。詹国滨一看，方寸就乱了。詹国滨在附近踱来踱去踱了很久直到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在一步一步接近伐树现场的时候，有了一股忧郁的静谧的学者风格。詹国滨问一个民工：“请问你们为什么要砍这棵树?”民工摇摇头，不过他立刻自告奋勇替詹国滨把这个问题传给了下一个民工，下一个民工抬头看了看詹国滨，好像还想了想，最后却还是摇了摇头。砍树的民工们都不知道这棵树为什么要被砍伐掉。詹国滨默默地站在一旁，一会儿，他又上前问民工：“请问你们为什么要砍这棵树?”詹国滨谦恭的态度使民工感到不好意思推搪，这个问题很快就被传到工头那里。一个小工头从工棚里走出来，手指上夹着香烟，一看神色就比砍树的民工狡猾和不怕事。他警惕又唐突地向詹国滨提出了一连串反问：“你问这个做什么?”“你是什么人?”“你问了干什么?”詹国滨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如此无礼的质问，詹国滨难道也会搭理吗?这小工头算什么鸟?当年詹国滨由这棵大树攀上红旗大楼的时候，他在哪里?钻出了娘胎没有?呸!他懂什么?詹国滨白了小工头一眼，拂袖而去。
詹国滨并没有走远。他只是在江汉路上，倚靠一栋大楼的墙体小憩了片刻。然后，詹国滨复又走近大树，和善地征求民工的意见，说：“我可以带走一片树叶吗?”民工们连连点头。詹国滨优雅地弯腰，优雅地拣了一片树叶，离开了。詹国滨来到滨江公园，在公共长椅上坐下。见四下无人，詹国滨泪眼模糊地抚摸了这片树叶。之后他回忆自己十六岁那天这棵法国梧桐满树金晖的情形。渐渐地，他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少顷，一个瞌睡醒来，树叶碎了。是的，一片枯树叶是易碎的，它连夹在书本里都是经受不起的。詹国滨再一次回到原《长江日报》院子。这一次民工看见他走过来，纷纷直起身，退在一边，满眼都是惊疑。可是詹国滨只不过和善地要求让他剥一块树皮带走，民工们依然惊疑地看着他，小工头出面大声说：“你不用征求意见。你要多少树皮就剥，拿了就赶快走!”詹国滨再一次以优雅的态度弯下腰，用抚摸般的动作慢慢剥了几块树皮。只有他知道，他这是在和这棵树告别。别了他亲爱的树，他的成名之树，他的辉煌之星，从此他们将再也没有见面之日了。这些年里，詹国滨也经历了父母先后的去世。他也和他们默默告别过，却都没有此时此刻的伤心欲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