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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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彭晓芸
南都周刊: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是怎样的?
残雪:整体来说希望很小吧。倒是先前有过一点希望,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时候,但很快就失落了。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大开眼界,向西方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使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步步地退化,再也没有向前发展了。
南都周刊:您认为没有向前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残雪:因为积弱已久,当时的那种对西方的摄取也是浅层次的,我们的文坛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气魄真心接受外来的东西,更谈不上将其变成自身营养了。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作家写过两三部东西之后就空掉了,江郎才尽,转行、用劣质品来蒙骗读者的比比皆是。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是因为绝大多数作家一开始就没有诚心诚意地去向人家学,只想从人家那里捞点技术过来就算了,只有自己家里的东西使起来才有把握。可说是心里发虚,投机取巧。学习西方经典是一件要命的事,每天要去解剖自己,谁受得了啊。吃错了药才会去做这种事呢。所以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作家都愿意在写作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都对西方的那种搞法既不理解又害怕。
南都周刊:您认为,在写作中,决定创作的激情和写作质量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残雪:首先是天资的高低的因素。即看你对精神事物是否有极大的敏感。但是这个因素也不是绝对的,人不能生活在真空中。所以创作又同时与吸取哪种文化的营养有很大关系。我个人主张向欧洲的文化传统学习,毕竟文学是从那里流传开的。虽然说中国过去也有像章回小说之类的文学,但那些不是作为人的文学,只是表面的东西,没有欧洲的文学那样的传统。
南都周刊:您认为作为人的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文学?
残雪:有自我分析能力的,有精神层次的文学就具备那样的特性。将追求人性的完美当作一个理想,而不是像中国文学那样搞虚无主义。中国文学包括像《红楼梦》里面的人物的精神层次都是儿童式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是没有矛盾的,没有自我分析的,看上去很好玩。但是我们过了这么几十年还是死抓住那个东西,老作家都来出一本红楼梦研究。没有什么发展,还是依靠老本。缺乏的就是一种人性上的张力。
南都周刊:德国汉学家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您认为外语能力是否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您自己怎么看待外语水平的问题?
残雪:不能这么说。我印象中,大部分汉学家都没有搞文学的天分。一般是搞不好其他专业就来搞文学了,这里好混。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汉学家里面真正有搞文学能力的比较少。有的文字水平比较好,懂文言文,但就是不懂文学。外语能力与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之间哪有什么关系,哪一种文字不能搞出最好的东西呢,通过翻译,一样地可以吸收西方的文化。我没看到他的谈话,莫名其妙,那个人!虽然我自己可以翻译英文作品,我也要这样说他,蠢里蠢气。他根本就不懂文学。
南都周刊:您刚才说吸收欧洲的文学,您看欧洲作品的时候是看原著还是看翻译的呢?
残雪:我都看。因为我之前写过5本关于西方经典作品的评论集的。国外包括美国、日本都出版了或即将出版我的评论集。我都看的,并不是原著,是英语的,对照。像我搞研究,懂点英语就够了。不搞研究的作家,不学外语也没关系。那个人他懂什么原著,懂几国的,那有很多国家的。按他的逻辑文学就不是相通的了。交流不一定就非得懂那国语言,按照原汁原味的来理解。有迷惑,有歧义,这才是希望。他这根本就是不懂文学的说法嘛。文学都是人类的文学,我们看西方的作品看什么东西?就是看里面的可以相通的共同的东西嘛。西方看我们的文学也是一样的。虽然说文化的差异可能造成很多误解,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可能会损失一些原汁原味,但是通过共同的东西可以很意外地得到一些收获。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得多。这就是交流。比如说东方的民族看西方的东西,可能又有另外一种体验。这些都是好事情。不一定非得把别国的语言学了才来看作品,他的那些观念都落后得要死。我没看他的文章,什么鬼汉学家。那些人没几个像样子,真正懂文学的。我只相信那些懂文学的汉学家。
南都周刊:你说很多汉学家不喜欢您的作品,原因是什么?
残雪:他们的想法都很幼稚。同国内差不多,要他们想象的原汁原味。他们本来也不是搞文学的。很多汉学家都这样,喜欢指手画脚的。我的作品在国外一般不是通过圈子里的汉学家来翻译的。圈子里的人多半不喜欢我的作品。我的作品都是西方爱好文学的高级读者和研究者在传播的。很少有汉学家肯定我的作品,一般来说都是持抵触态度。他们不懂我的作品。这些汉学家之所以不懂文学,是因为他们没有天分。外国人学中文不像我们学外文那样容易,他们自幼的环境远远没有我们严酷,所以他们都学不会,他们只能学同他们相近的语种。唯一学会的少量人就成了汉学家。大部分都是“文字”学家,文学天赋缺少。
南都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当代作家的中文水平是不是也不如五四之后的那批作家,比如鲁迅、林语堂、张爱玲、萧红等等?
残雪:这些事没什么要紧。都是蠢里蠢气,要吊什么俗段子。现在的人语感又回去了。什么文字能力,什么古典文学的能力都是非常次要的。人性的深度,创造力的大小才是体现一部作品到底成功还是失败的根本。追求技巧、文字的这些人说话就像幼儿园的小孩。什么先把字写好啊之类的规矩。
南都周刊:您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写作上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残雪:主要是得突破传统的束缚,承认人性的文学。那些说什么西方标准的人,都是找借口的表现。从根本来说,对人性的把握才是最重要的。先得看有没有自我分析的习惯。要使作品达到一个人性的高度,就必须先从自己的灵魂、精神通道开始,去挖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达到人类共同人性的王国。作家的作品就是他的灵魂,他的心灵,其大小是由挖掘的深度来决定的。假如一个人真的很诚恳地进行创作,就会每天都在进行挖掘。我提倡鼓吹使自己成为一个艺术的人,不仅是作家,就连读者也一样,在搞文学时精神层次和生活质量都会高一些。
南都周刊:您认为中国作家在世界上有没有自己的声音?
残雪:自己的声音比较小。相信以后慢慢会多一些。西方的作家和读者在接受中国作品时还远远做得不够。但我们自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好的作品不是太多。所以,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声音还不大。
南都周刊:诗歌、小说等等文学形式,在中国已经不像八十年代那么引人注目了,文学的地位已经渐渐边缘化,顾彬却说诗歌在中国死了没有关系,会在德国“活着”,您认为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与西方国家相比,是高还是低了?
残雪:我听说在德国像我这一门类的小说没有什么市场。德国这几年的文学都是衰落。在日本根本都没人看文学书。日本的青年读者相对于中国年轻一代的读者群来说,差得远。出版商一般都出版通俗文学,民族文学,外国翻译过去的西方纯文学都没有销路。读者只会关注娱乐的东西,导致纯文学市场越来越狭隘。有一次我问几个研究生,西方经典的文学作品他们一本都没有看过,一提起动画就眉飞色舞。日本的文化根基比较浅。现在每个国家搞文学的还是有一部分人,只是不像以前那么多。相对来说,中国的情况还可以。我认为希望就在还没有出名的那些青年里头。
南都周刊:顾彬认为“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本身,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残雪:对本国文学我是持批判态度的。批判才会有希望。90年代以后,文学的水平下降得不成样子了。我认为应该从文化上来反思。中国文化本来就不能搞纯文学,搞大众娱乐文学可以有点经济效益,搞纯文学是不行的,没有根基,它不是一种人性的文化。
南都周刊:您觉得突破这种困境,作家学者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残雪:不能光做样子,要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
南都周刊:您认为当代中国的环境,有没有条件产生伟大的作家?为什么?
残雪:这种事情很难说。不论哪个时代都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家,文学这种东西不好说。讨论有没有条件产生作家,其实也没什么意义。搞出好作品才是当务之急。
南都周刊:您认为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什么?您会看重这个奖项吗?
残雪:不意味什么。我不会看重这个奖项。我们国家一些人总是抱有“看险”的心态来看待这些奖项,小市民心理最严重,明明跟自身没关系,还非得去凑热闹。大概自己活得不顺畅,要看别人落水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这也是典型的国粹。诺贝尔文学奖并不能代表作家的水平,它只是一个奖项,完全没有什么意义。我更看重作品在读者当中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