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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田制的法令中，对平民、贵族和一般官员各有所规定。
平民
<table> <tbody><tr> <th scope="col">受田人</th> <th scope="col">年龄</th> <th scope="col">占田数（自有耕用）</th> <th scope="col">课田数（供完税用）</th> <th scope="col">共计耕作数</th> </tr> <tr> <td>丁男</td> <td>16-60</td> <td>70亩</td> <td>50亩</td> <td>120亩</td> </tr> <tr> <td>次丁男</td> <td>13-15 / 61-65</td> <td>70亩</td> <td>25亩</td> <td>95亩</td> </tr> <tr> <td>丁女</td> <td>16-60</td> <td>30亩</td> <td>20亩</td> <td>50亩</td> </tr> <tr> <td>次丁女</td> <td>13-15 / 61-65</td> <td>30亩</td> <td>-</td> <td>30亩</td> </tr></tbody></table>
王公贵族
<table> <tbody><tr> <th scope="col">封国大小</th> <th scope="col">近郊占田亩数</th> </tr> <tr> <td>大国</td> <td>1500亩</td> </tr> <tr> <td>次国</td> <td>1000亩</td> </tr> <tr> <td>小国</td> <td>700亩</td> </tr></tbody></table>
对于贵族在京城近郊的占田数额，西晋政府作了明文规定；至于贵族在封国或食邑内的占田数额，则并无明确限制。
一般官员
<table> <tbody><tr> <th scope="col">官品</th> <th scope="col">占田数</th> <th scope="col">佃客数</th> <th scope="col">每户佃客平均耕数</th> <th scope="col">惠帝元康元年赠给</th> </tr> <tr> <td>一品</td> <td>5000亩</td> <td>50户</td> <td>100亩</td> <td>荣田1000亩，田騶(役隶)10人</td> </tr> <tr> <td>二品</td> <td>4500亩</td> <td>50户</td> <td>99亩</td> <td>荣田800亩，田騶(役隶)18人</td> </tr> <tr> <td>三品</td> <td>4000亩</td> <td>10户</td> <td>400亩</td> <td>荣田600亩，田騶(役隶)16人</td> </tr> <tr> <td>四品</td> <td>3500亩</td> <td>7户</td> <td>500亩</td> <td></td> </tr> <tr> <td>五品</td> <td>3000亩</td> <td>5户</td> <td>600亩</td> <td></td> </tr> <tr> <td>六品</td> <td>2500亩</td> <td>3户</td> <td>833亩</td> <td></td> </tr> <tr> <td>七品</td> <td>2000亩</td> <td>2户</td> <td>1000亩</td> <td></td> </tr> <tr> <td>八品</td> <td>1500亩</td> <td>1户</td> <td>1500亩</td> <td></td> </tr> <tr> <td>九品</td> <td>1000亩</td> <td>1户</td> <td>1000亩</td> <td></td> </tr></tbody></table>
据《晋书·食货志》，《晋书·职官志》，金家瑞《西晋的占田制》。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45]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46]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47]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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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见《晋书·王徽之传》、《世说新语·简傲》。
[41]不问马，见《论语·乡党》；未知生，焉知死，见《论语·先进》。
[42]见《晋书·王徽之传》、《世说新语·简傲》。
[43]见《晋书·刘毅传》载《请罢中正除九品疏》。
[44]见《晋书·食货志》。
[45]见《晋书·孝武帝纪》。
[46]见《晋书·孝武帝纪》、《世说新语·雅量》。
[47]见《晋书·石崇传》、《世说新语·汰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