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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茨一声不响地过了一会儿，然后用很简短、很老练的口气说：
“他怎么想，不用去管，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们要挖两个坟。不过我们得先把邓宁捆起来，别让他跑掉。”
汉斯连碰一碰邓宁都不愿意，可是伊迪茨一个人也把邓宁的手脚捆紧了。后来，她同汉斯走到门外的雪地里。地已经冻硬了，锄头凿不进去。他们先弄来许多木柴，扫开积雪，在冻结的地面上升起一蓬火。烧了一个钟头之后，才烧化了几英寸深的泥。他们挖出这些泥，又升了一蓬火。按照这样的速度，一个钟头只能挖下去两三英寸深。
这是一件又困难、又辛苦的工作。暴风雪刮得火总是烧不旺，风又在穿透他们的衣服，冻得他们浑身冰冷。他们很少谈话。风不容他们开口。除了偶尔猜测邓宁犯罪的动机以外，他们总是默默无言，心头压着这场悲剧给他们带来的恐怖。到了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汉斯瞧着木房子那面，说他饿了。
“不成，现在还不成，汉斯，”伊迪茨回答道，“屋子里弄得那个样子。我可不能一个人回去烧饭。”
两点钟的时候，汉斯主动地提出陪她回去，可是她一定要他干下去。到了四点钟，两个坟才挖好，坟坑很浅，不过两英尺深，可是也够了。到了晚上，汉斯拉出雪橇，在暴风雪的黑夜里，拖着两个死人走向那个冻结的坟墓。这简直不像出殡。雪橇深深地陷在风刮成的雪堆里，非常难拖。他们夫妇从昨晚起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吃过，他们又饿又累，身体已经十分衰弱。他们没有抵抗风的力气了，有时，甚至还会给风吹倒。有几次，连雪橇也翻了，他们只好把这批可怕的货色再装上去。走到离坟坑一百英尺的时候，他们要爬上一个陡坡，两个人只好趴下去，像拖雪橇的狗一样，把胳膊当成腿，把手插到雪里。即使这样，有两次，他们还是要给沉重的雪橇拖倒，从山坡上滑下来，弄得活人同死人、绳子同雪橇，可怕地纠缠在一起。
“明天，我再来插上两块木牌，写上他们的名字。”他们把坟做好以后，汉斯说。
伊迪茨抽抽噎噎地哭着。她所能做的，只不过断断续续地祷告几句，就算完成了葬礼，现在，她的丈夫只好扶着她回到木房子里。
邓宁已经苏醒过来了。他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白费气力地想挣脱捆住他的皮带。他用亮闪闪的眼睛瞅着汉斯同伊迪茨，可是不想说话。汉斯仍旧不肯碰一碰这个凶手，他闷闷不乐地瞅着伊迪茨把邓宁从地板上拖到男人的卧室里。可是，用尽力气，也不能把他从地板上抬到他的床上。
“最好让我给他一枪，省得以后麻烦。”汉斯最后一次恳求道。
伊迪茨摇了摇头，又哈下腰去搬邓宁了。使她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次，轻易就把他搬起来了。原来汉斯在帮她搬，她知道汉斯的心已经软了。然后，他们就打扫厨房。可是地板上惨不忍睹的血渍仍然洗不清，汉斯只好把那一层刨掉，用刨花在炉子里升起了一蓬火。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黑暗和寂静里度过的，只有暴风雪和波涛打在冰冻的海岸上的轰隆声打破这种沉寂。汉斯对于伊迪茨真是唯命是从。他那种惊人的进取精神已经完全消失了。她要用她的办法来对付邓宁，因此他就把这件事完全交给她去处理。
这个凶手是一个经常的威胁。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可能挣脱捆着他的皮带，因此，他们只好昼夜地监视着他。汉斯或者伊迪茨，总是坐在他旁边，拿着那支实弹的猎枪。最初，伊迪茨规定八小时一班，可是这种不断地监视太紧张，后来她同汉斯就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由于要轮流睡觉，轮流看守邓宁，他们几乎连做饭和砍柴的工夫都没有了。
自从尼古克那一次来得不巧以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就不肯再到这间木屋里来了。伊迪茨于是叫汉斯到他们的木屋里去一趟，要他们用一只独木船把邓宁送到沿海最近的白人村落或者贸易站上，可是交涉没有结果。伊迪茨只好亲自去拜访尼古克。他是这个小村子的村长，完全懂得他所负的责任，三言两语就把他的观点对她说清楚了。
“这是白人闹的乱子，”他说，“不是西瓦希人闹的乱子。我们的人要是帮助了你们，这件事就会变成西瓦希人的乱子了。等到白人的乱子跟西瓦希人的乱子混在一块儿，成为一个乱子，那就会变成一个搞不清的、没完没了的大乱子。闹乱子可没有好处。我们的人没有做错事。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你们，给自己添麻烦呢？”
于是，伊迪茨只好回到那间可怕的木屋里，去过那无休无止的、四小时值一次班的日子。有时候，轮到了她值班，她坐在囚犯旁边，腿上搁着实弹的猎枪，就会闭上眼睛，打起盹儿来。每逢这种时候，她总是会突然惊醒过来，抓起枪，马上盯着邓宁。这分明是神经过度紧张所致，对她的影响当然不好。她非常怕他，甚至在她清醒的时候，如果他在被里动了一动，她也禁不住要吓得一跳，急忙去抓猎枪。
她知道，这样下去，她的神经随时会出毛病。头一个现象是眼珠子跳，逼得她只好闭上眼睛，让它们安定下来。过了一会儿眼皮又会神经质地抽搐起来，怎么也控制不了。可是使她最痛苦的却是，她忘不了那场悲剧。她在发生意外的那天早晨感到的恐怖，始终在折磨她。每逢她给那个凶犯吃东西的时候，她就不得不咬紧牙关，挺着身体，壮起胆子。
汉斯所受的影响不同。他给一个念头缠住了：打死邓宁是他的责任。每逢他去服侍这个给捆住的人，或者在他旁边监视的时候，伊迪茨就提心吊胆，怕汉斯会在这间木房子的死亡簿上又添上一笔。他总是很野蛮地咒骂邓宁，对他非常粗暴。汉斯为了掩饰他的杀人欲望，有时还会对他的妻子说：“慢慢地，你会叫我杀死他的，可是到了那时候，我可不愿意杀死他了。我不想玷污我的手。”不过，有好几次，在她不值班的时候，她悄悄走到那间屋子里，总是发现这两个男人，像一对野兽一样，恶狠狠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汉斯的脸上，杀气腾腾，而邓宁的脸色，就像一只给逼到绝境的老鼠一样凶野。于是，她就会大喊一声，“汉斯！你醒醒！”他就会镇定下来，感到吃惊，脸上显得很难为情，可是并不懊悔。
因此，自从发生这件意外以后，汉斯也成了伊迪茨·纳尔逊要对付的一个问题。起初，只有一个要用正当的方式对待邓宁的问题，至于所谓的正当方式，在她看来，也就是要把他看守起来，直到把他交给正式的法庭受审。可是现在还得考虑到汉斯，她觉得他的神志是否清醒、灵魂能否得救，都有问题。此外，不久她又发现自己气力和耐心也成问题了。由于神经过分紧张，她的身体快要垮了。她的左臂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和抽搐。她用匙子的时候会把食物泼出来，她的左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她认为这是一种舞蹈风[33]，她怕病情会发展得非常严重。如果她真垮了，会怎么样呢？她一想到将来这所木房子里只剩下邓宁同汉斯时的情景，心里就又添了一层恐怖。
三天之后，邓宁开始说话了。他的头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预备把我怎么办？”
他天天问这个问题，每天都要问好几次。伊迪茨总是答复他说，一定要根据法律来处理他。同时，她也天天问他：“为什么你要干这种事？”对这个问题他从来不回答。他一听到这个问题就暴跳如雷，拼命想挣脱捆在他身上的皮带，并且威胁她说，等到他挣脱了，他会怎么对付她，他说，迟早他一定会挣脱的。每逢这种时候，她就扣住枪上的两个扳机，准备在他挣脱皮带的时候打死他，可是由于过分的紧张和震惊，她自己又会浑身发抖，感到心跳和头昏。
不过，日子一久，邓宁总算变得比较就范了。在她看来，他似乎过厌了这种整天躺着不动的生活。他开始恳求她放了他。他起了许多粗野的誓，他说他绝不会害他们，他会一个人沿着海岸走下去，向法庭自首。他愿意把自己的那份金子送给他们。他要一直走向荒野深处，永远不再在文明社会露面。只要她放了他，他情愿自杀。通常，他恳求到后来，总是会不自觉地说起呓语来，直到她觉得他快要发疯了，不过，尽管他这样发狂似的求她，她总是摇摇头，不肯释放他。
后来，过了几个星期，他变得更加就范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却越来越委顿了。他常常会像一个性情乖张的小孩子那样，把头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口里喃喃地说着：“我真过厌了，真过厌了。”后来，隔了不久，他就非常激动地请求他们把他处死，一会儿求伊迪茨杀了他，一会儿又求汉斯解除他的痛苦，让他至少可以安静地长眠。
这种局面正在迅速地变得叫人不能忍受。伊迪茨的神经越来越紧张，她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垮掉的可能。她甚至不能好好休息一下，因此她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在她睡觉的时候，汉斯发起狂来，把邓宁杀死。这时候，虽然已经到了正月，前来做生意的双桅帆船还要过几个月才可能靠岸。他们本来没有想到要在这所木房子里过冬的，现在，粮食正在一天一天地少下去，汉斯又不能出门打猎，添补一下。为了必须看守他们的犯人，他们简直给捆在这所木房子里了。
伊迪茨也明白，总得想个办法才好。她强制着自己把这个问题重新考虑了一下。她还是摆脱不开她那个民族的传统观点，以及她那种一半得自血统、一半得自教育的守法精神。她知道，无论怎么做，她都得依照法律。每逢猎枪搁在她的膝盖上，不安的凶手躺在她旁边，暴风雪在外面狂吼着，她要一连看守几个钟头的时候，她就发挥她的创见来考虑社会问题，自己造出一套法律的演变的理论。她认为，所谓法律，不过是一群人的判断和意志。至于这群人的人数多少，那倒没有关系。按照她的理解，其中有小至如瑞士的人群，也有大如美国的人群。依此推理，这个人群无论小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关系。也许，一个国家只有一万人，可是他们的集体的判断和意志，仍然会成为那个国家的法律。照这样看，为什么一千个人不能算一群人呢？她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一千个人可以成为一群，为什么一百个就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五十个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五个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两个呢？
这个结论使她吃了一惊，她把这个问题对汉斯谈了一下。起初，汉斯不懂，后来，等到他明白了，他就举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他谈起了淘金者的会议，每逢开会的时候，当地的淘金者都要聚在一块儿，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据他说，有时，总共也不过十个到十五个人，可是对于这十个或者十五个人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法律，谁要违反了多数人的意见，谁就会受到惩罚。
到了这一步，伊迪茨才搞清楚了她的问题。邓宁必须受到绞刑。汉斯也很赞成。在他们这一群里，他们两个占了多数。根据集体的意志，邓宁必须受到绞刑。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伊迪茨很认真，一定要按照习惯上的形式办理。可是这个群太小了，汉斯和她，只好一会儿充当证人，一会儿充当陪审人，一会儿充当法官——
然后还要充当行刑的人。她正式控诉麦克尔·邓宁犯了谋杀达基和哈尔基的罪，那个躺在床上的囚犯，先听了一遍汉斯的证词，然后又听了一遍伊迪茨的证词。他既不肯认罪，也不说自己无罪，等到伊迪茨问他有什么为自己辩护的话没有的时候，他还是不响。于是，她同汉斯，也没有离开席位，就宣布了陪审人认为犯人有罪。然后，她就充当法官，当庭宣判。尽管她的声音颤抖，眼皮跳动，左臂抽搐，可是她到底还是读完了这份判决书。
“麦克尔·邓宁，在三天之内，就要把你绞死。”
这就是判决书。那个人不自觉地舒了一口气，然后轻蔑地哈哈一笑说：“这么说，这张该死的床不会再折磨得我背上疼痛了，那倒也叫我安心。”
宣判之后，这三个人好像都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尤其是从邓宁脸上最容易看得出。他那种阴沉凶蛮的神气全没有了，他跟看管他的人随便聊天，甚至还像旧日那样，说些才气焕发的俏皮话。伊迪茨给他读《圣经》，他也很满意。她读的是《新约》，读到浪子和十字架上的贼的时候，他好像听得津津有味。
执行绞刑的前一天，伊迪茨又提出那个老问题来问他：“为什么你要干这种事？”邓宁回答道：“这很简单。我想……”
可是她马上拦住了他的话，叫他等一会儿再讲，然后匆匆地走到汉斯的床边。这时候，正轮着他休息，他从梦里醒来，揉揉眼睛，说了几句抱怨的话。
“你出去一趟，”她对他说，“把尼古克找来，另外再找一个印第安人一起来。麦克尔要招供了。你要逼着他们来。把步枪带去，万一不得已的时候，就用枪口逼着他们，把他们带来。”
半小时之后，尼古克和他的叔叔哈狄克万就给领进了这间出过人命的屋子。他们不是出于自愿来的，是汉斯用步枪押着他们来的。
“尼古克，”伊迪茨说，“这件事不会给你同你的人添麻烦的。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别的要求，只不过请你坐在这儿，听一听，了解一下情况。”
于是，麦克尔·邓宁，在被判处死刑之后，终于公开地招认了他的罪行。他一面说，伊迪茨一面记录下他的口供，那两个印第安人就一面听着，汉斯因为怕证人逃走，就守在门口。
据邓宁说，他已经有十五年没回老家了，他一直在打算，将来要带上很多钱回去，让他的老娘可以舒舒服服地度过余年。
“可是这一千六百块能顶什么事呢？”他说道，“我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金子，把那八千块钱的金子全弄到手。这样，我就可以很体面地回家了。因此，我就想，这还不容易吗？我可以先杀死你们，再到史盖奎镇去报告，说你们是给印第安人杀死的，然后一溜烟儿逃到爱尔兰去。于是，我就动手来杀死你们，不过，这正像哈尔基从前常常喜欢说的，我的野心太大了，等到我要把它吞下去的时候，我已经摔倒了。这就是我的口供。我既然干了这种鬼事，现在，只要上帝愿意，我也愿意向上帝赎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