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胜利 ——我读《半生为人》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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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汇成一股真气,兼具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的“艰难的美”、“广阔的美”和“错杂的美”。我想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五
“有朋友曾说,”作者写道,“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响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觉,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
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有的。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看到过,在章太炎的“五无”言说里看到过,在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诸什中看到过……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个现实的前提。奴隶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严……都是历史中的自然。无前提的“主义”,不过是一个空筐。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乌托邦)的东西。什么也不装,让它空着(如佛陀老庄),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变可能(或不可能)为现实,这就是意义的追寻。追寻就是意义,过程是意义的现实。过程的终结如果不能成为新的追寻的起点,那就会归于虚无。所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个貌似相反的东西,实际上走得最近。个体逃避虚无,往往逃入群体(宗教、国族、组织等等)。群体无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态、丛林法则等等)。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徐晓,也还是“出山时节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常常在写作中踌躇。”
踌躇的结果,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留下了好的东西。“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多么重要。”
踌躇,是为他人着想。
为后来的人们——因为爱。
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因为悲悯。
因为对别人重要,所以对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群体意识。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虱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杰克·伦敦的《女人的刚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对男女在无边无际、不见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干粮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终于还是吃完。帕苏卡饿死前,把一袋干粮给了理查德。那是她每天从自己的一份中偷偷省下、偷偷藏着的。
这样的爱,当然伟大。这样的意志,当然超强。但这伟大和超强,却是以超弱——死亡来标志的。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矛盾该怎么解决?
不能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而驰。所谓“政治是肮脏的”,也是历史中的自然,不可避免。一个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政治犯”)独立个体,一个但知有道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只在精神领域、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对历史中的自然——这个现代丛林,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动?血腥暴力荒诞滑稽等等,是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前提,把它留给后人作为历史判断的参照系,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温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删除,岂不更好?还有,删除了故事,还有“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吗?
虚无主义这个怪物,原本与徐晓无缘。我想象,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在个体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一定有些错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为她已经说了,她在写作中踌躇)。
为逃避这个怪物,她稍稍进入了童话——我觉得。
六
血腥和荒诞是那个时代的基调,书中提到的部分,已经残酷到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已经残酷到哪怕只删除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减轻我们的沉重。这些都没有删除,不知删除了什么?荒诞感是一种至为难得的天赋,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残雪。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样的荒诞?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但是那杯苦酒,一个人咽得下去吗?
咽不下去,所以删除。从这删除,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爱和悲悯;也看到了一种人性的软弱——无力感和恐惧。
这样的所谓的美化,带有逃避现实的性质。逃避,是弱者的天赋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鹰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飞快的腿。托尔斯泰说他读安徒生,读了几遍才发现安徒生的孤独和软弱。安徒生以为大人都没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说话。小孩子更没有,但他假定有,这是弱者的任性。我读到那些话时,也是个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没想出个什么来。今读徐晓书,想起那段话,忽然懂了。对于一个陷于“无可奈何的孤绝”的弱女子来说,还有比童话更好的避难所吗?
遗憾的是,她终于没能逃脱。出狱二十年后,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企图重温当年的旧梦。舞台换了布景,角色各已转型。“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她写道,“不知道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再存在,还要怀疑一阵,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种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纯粹的个体写作,让他逃跑得像飞。徐晓带着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只能一如当初,“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逃不脱铁铸的现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她的幸运。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时代,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那种地下的和半地下的人际关系是有条件的:没有了奥威尔式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眼睛和耳朵,就不会有从那样的关系得到的快乐。她受到老大哥的关注是她为她的快乐所付的代价。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忧伤而美丽的、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极权主义、拜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体精神的价值。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予者,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半生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永远”二字,我不是随便说的。特别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问题之后。在文学中,一种信念,一种情绪,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只要是真诚的、美的,就是绝对的、永远的。不要问正不正确,那是科学的问题。科学在证伪中进步,“正确”也不会永远。牛顿、托勒密早已过时,但是古神话和安徒生们还生气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现在和将来的天才超越的危险。
鲁迅无碍于韩愈,海子无碍于李白。文学的领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诗,一则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与众不同,都可不朽,成为永远的孤峰。
《半生为人》也是,这是弱者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