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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太原的朋友从狱中释放，先于一年出狱的我，本打算专程去看望他们，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成行。后来上学、生病、结婚、生子，事情一件接一件，脚步越走越匆忙，竟年复一年地被搁置了。说不清为什么，隐忍了快二十年的心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总之，不能再拖了，发誓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隧道，心情也随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蜿蜒曲折都尽收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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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丑。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一撮一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监狱里不让带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望哥哥。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姐夫“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有一点儿做作。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走到日坛公园。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传播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解放军也能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炼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为背景的“天安门事件”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文革”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他俩比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以后他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他一样长而惭愧。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的敏感。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凡响。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凡看后神情庄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代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代不出，比知情不交代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别人时，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了。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珉）赵（凤岐）反革命集团”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四人帮”被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厉地把“张赵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了“死缓”，恐怕这要算“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全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据说他们出狱时，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出狱当然感到欣慰。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和男朋友W，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的组织，Z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查。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到W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长久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又希望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解释。三条线连成一个网，一网打尽的不只是网内的我们，更多的是太原市在清查时牵连到的几百个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恋人和朋友。尽管事情显得过于复杂，也总算有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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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后，我曾不止一次做着一个相同的噩梦。梦中我被一只大黄狗追逐，我跑呀跑呀，终于支持不住倒在地上，黄狗扑将过来，张大嘴咬住我的手，咬得我鲜血淋漓。惊醒之后，定格在我脑子里的是狗的那双令人恐怖的眼睛。
我把这个梦讲给同号一个有点儿残疾的农村妇女听。此人貌似柔弱，性格却极为刚烈，因为不懂法律，杀死了想占有她的公公，又因为不懂科学，杀人的办法极笨，是被称为“手段极为恶劣”的那种。在“号”里她很少说话，永远把脸埋在黑发和黑色的囚服中，可我的梦使她颇为兴奋了一阵。最分明的忠告是，一定有一个属狗的男人把我出卖了。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会算子丑寅卯，把年龄一一报给她听。她耐心掐算，只有郭海一个人属狗。圆梦的结果是我再也不相信梦可以被圆被释被解，我不相信这其中有出卖，如果我怀疑朋友，就等于我自己同样应该被怀疑。
如同现在全民经商一样，“文革”中是全民从政。所不同的是，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是一个无论你怎样躲，政治都要找到你头上来，都会把你卷进去的时代。
我回家以后，母亲曾经召集全家给我做工作，劝说我以后不要再惹事，在应该打扮自己、应该谈恋爱的年龄被关在黑牢里，苦自己也害别人。忘不了当时在工厂当工人的哥哥在饭桌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就有权限制她。正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才有义务承担她做的一切，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似乎从此才认识了从小和我用一根扁担抬水的哥哥，了解了从小没有我能说会道、没有我风头出得多的哥哥。当时正在外地上大学为我被抓急出一场大病险些被学校除名的二姐，怕我出狱后想不开，三天两头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抄好几条鲁迅语录，使我恍然明白了，被全家人视为“马大哈”的二姐，原本内秀而浪漫。我和郭海这不安分的小姨子、小叔子被捕之后，使大姐新婚不久的生活失去了安宁，本来姐夫正是事业的黄金季节，因为我们而入了另册，出国自然没有他的份儿，担惊受怕更是可想而知的。据说他们的家不止一次被秘密搜查，但他把这一肚子委屈都吞下去消化了。我从不认为他这样对待这件事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姐夫，“文革”中亲人反目者不是大有人在嘛。所以，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他为人的善良与宽厚。
亲属、朋友们对我同情还来不及，更不会追究我、责备我、怨恨我。和那些落井下石者相比，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我也是受害者，而且以两年的铁窗生活为我的幼稚和轻率付出了代价。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不管我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这关涉的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山西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和亲属因我而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坐过牢的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些具有反叛色彩的人并不把在体制内的地位看得有多重。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这段经历对于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那不是平反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努力可以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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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难友出狱不久，便传来了郭海具有传奇色彩的消息—他要和“马百管”的遗孀结婚。“马百管”是郭海的同事，因爱为别人打抱不平而得名。郭海一干人被捕后，他不怕株连，仗义执言，还到狱中去送东西，因此被整，以致跳晋阳湖自杀，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
初听这一消息，我先是敬佩，佩服郭海的仗义，对于周围人的反对很不以为然。同时也多少有点儿为郭海惋惜，毕竟女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郭海虽说已经平了反，但错过了高考的机会，不可能再上大学，政治上又不是清白人，复员军人、党员干部的身份不再起作用，未来的处境不可能太好，婚后郭海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得知朋友们反对并不是出于世俗的偏见，而是因为对女方的性格和为人没有好感。朋友们来信让我力劝他不要意气用事。记得郭海回信的态度也很明朗：不能对不起死去的老马。
我了解郭海，什么不应该用同情代替爱情、没有感情的婚姻不道德等等，对他来说都等于废话，这原本就是一个超出婚姻标准爱情原则以外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认为这很荒谬，怎么可以同情殉爱情呢？但是，当怀着一种恨不得用自己的生命使死者起死回生的情感，当面对死者的两个孩子时，郭海根本是顾不了许多的。
不久，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接待了这对来北京旅行的新婚夫妇。我无意赞赏郭海的做法，但是我理解他的两难、他的尴尬、他的委屈，因为我也被这种负债感所折磨。不同的是，我什么也没有放弃，而郭海所放弃的，是一个多情的男人对爱情的全部浪漫，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事业成功的全部可能性。
五年以后，又传来了郭海准备离婚的消息。可想而知，讨债还债，报恩施舍，都不足以长久地支撑一个家庭，更不足以滋养一份爱情。好在，郭海始终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老马的儿子，两个孩子已经长大许多，并且和郭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许郭海可以心安理得地告慰死者的冤魂，可以对自己有个交代了。
如同我曾为他的结婚而难过一样，离婚的消息也同样使我不好受，对自己既失望又恼火。对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我都是既不赞赏又无谴责，简直就成了一个没有态度的人。我的自信和坦然自始至终被内疚的阴影笼罩着，觉得自己成了最没有发言权的人。
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当年我们为了探讨真理而坐牢的行为已无法理解的话，那么，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同代人是一定可以理解的。而郭海的行为，则是即使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绝大多数人也无法理解的。他是荒唐的，又是合理的。既令人钦佩又使人惋惜，既令人心痛又使人无奈。
我们曾经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汇合，命运又使我们沿着这个交叉点向不同的方向伸延。有的为了理想而接受现实并最终偏离甚至背离了理想；有的放弃了理想又不能接受现实；还有的以清醒的理性将理想深埋在心底。而郭海则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我曾想，如果整个中国平庸到只剩下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人一定是郭海！这个人只能是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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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何止是郭海，不止一个人因此案毁掉了自己的初恋，在道德和情感的两难中被逼迫做出违背自己的选择。
F坐牢两年，他的女朋友始终以未婚妻的身份照顾他的父母。出狱后他的女朋友初衷不改。按理说，他该感激不尽，爱她，娶她。可偏偏是F主动提出与对方分手。为此他曾遭到朋友们的误解和谴责，只有我对F的解释由衷地理解。
F的女朋友的父亲当时是某市计委主任，她的哥哥和嫂子是外交部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如果F和她结婚，他们的前途笃定要受到影响。如果她的家人像“文革”中很多人所表现的一样，阻止他们结合，也许他们反而会出于反叛不顾一切地结婚。可事实刚好相反，尤其是她的哥嫂，不但热情鼓励，而且做好了政治前途受到影响的准备。她本人可以不顾被F描述的未来处境的艰难和凄惨，但却会为可能给亲人造成的后果而长久地矛盾和不安。F说：我没有理由让她在爱人和亲人中做出选择，更没有理由让他的家人遭到本可以避免的不幸，使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就罩上一层阴影。所以我只能快刀斩乱麻，斩断这恶性循环的链。和我分手她会一时痛苦，但是，将来她会有一个明朗而幸福的婚姻。
在当时的处境下，这是一个正直的忘我的人可能得出的唯一逻辑，在这个逻辑中，爱情被放逐到了只能被忽视的角落。至于那位善良的姑娘日后是否真的能有一个幸福而明朗的婚姻，这是F的想象力不可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