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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刚过，田晓青打来电话，告诉我刘羽因为肺癌住在复兴医院。这消息让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我说，不会吧，去年年底他还好好的，说好回波兰把餐馆卖了就回来，回来就再也不走了。那时我正在装修新买的房子，我们约好，有了大房子把老朋友都叫上好好聚。晓青说，是真的。六月在波兰查出肺癌，当即就做了手术，八月回到北京开始化疗，其实那时肿瘤已经转移到了腹部。刘羽是要强的人，他不愿意在医院病恹恹地见朋友，或者说，他不相信自己会从此爬不起来。十月，检查出肿瘤转移到了脑部，他意识到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意识，再不与朋友们见个面可能真的晚了。
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在和刘羽讨论一种止疼药的药效，那是一种进口的贴剂，每贴八十元，据说二十四小时内有效。护士认为刘羽虽是自费病人，但他从国外回来，一定用得起进口药。后来听他家里人说，在医院每天的费用超过五千元。记得刘羽说过，他的目标是攒够十万美元就彻底回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攒够了那个数，即使真的够了，也仅够他花几个月。十几年的积蓄最后都扔给医院，真是为刘羽喊冤。
我给他带去了白色的百合花，找来饮料瓶插上放在他的床头，而且从始至终握着他的手。我不在乎病友们狐疑的目光，我握着刘羽的手，希望一只健康的手一只女人的手能传递给他一点儿温热。因为瘦得脱了形的刘羽让我想起丈夫临终前的样子。那时候我常常这样握着他的手，我知道他需要，不仅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更因为他肉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刘羽说，振开的妈妈来看过他，还给他带了些钱，振开也从美国打了许多次电话，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北京见面。我知道振开对他很重要，这么多年来，不管他多么失意与落魄，振开始终和他走得很近，况且，振开还有“北岛”这样一个著名的笔名，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我不知道振开对此有什么感受，但如果我是振开，会很情愿让刘羽这样的朋友享用一下自己的名字。人活着谁没一点儿虚荣？活在俗世里怎能没有一点儿世俗？
说实话，我愿意把更多的宽容给予刘羽，不是因为人之已死其言也善，实在是因为刘羽一生追求的太多得到的却太少。我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但他肯定比老三届年长，“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厂里做工。他家住在小西天北影演员剧团宿舍。那是一个著名的院子，院子里住着许多著名的人，而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工人。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陈凯歌、田壮壮等人都是在那个著名的院子里长大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还出生在一个个著名的家庭。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好处是见多识广，可以让你生出美好的向往，但同时也会让你经受残酷的失落。比如，老一辈摄影家钱江是他家的邻居，钱江的儿子钱涛涛与他同龄。在那个年代，钱涛涛开始玩摄影—那是一个被说成是撕票子的爱好。刘羽当然没有那个条件，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摄影沾边，就是八十年代与香港中新社到西藏去拍纪录片，他请了假和摄制组一起进藏，担任的职务是场记。让人心酸的是，刘羽临死前念叨说，他一辈子就想有一架好相机。对于少年刘羽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向往，也是一个太奢侈的向往，它像一粒种子撒在心里，他用一辈子浇灌它，但却无法预料它开出的是罂粟还是玫瑰。
刘羽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居然赢得了院子里书香门第名门之后的尊敬，他性格谦和，为人厚道，勤奋进取。他读了许多书，据说专攻文学理论。大家给他取外号“刘公”，有少年老成之意。操持遗体告别会的，正是当年院子里的发小，如今有的是名校的教授，有的是公司的老板。
刘羽是北京地下文学圈子里资格最老的人。七十年代初他就与芒克、彭刚相识—这两位是北京最早的“先锋派”，已然是地下文学历史的正本。而对于这段历史刘羽无疑是见证人。当年大家戏称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芒克与北岛相识也是通过刘羽的介绍。在《瞧，这些人》一书中，芒克专章写到北岛，写到彭刚，却几乎没有提到刘羽。只有一处，在写陈凯歌的那一篇里，芒克写道：“至于什么……刘羽……等人物，在我的记忆里就太遥远了。”
的确，刘羽实在没有值得书写的历史，没有诗，没有画，没有小说，没有电影，他的名字很少见诸于报刊和荧屏，被忘记是很自然的。刘羽死后不久，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我告诉芒克：“刘羽死了。”他说：“是吗。”他再无话，我也再无话。
刘羽在北京先锋派文学青年里游走，却没能成为先锋派人物，还一不小心陷入了政治的泥潭。一九七三年，他在工厂无意间说到毛泽东，“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犯错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式逻辑推理，就如同说“人都会死，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死”一样，说的是最简单的常识，或说是最精辟的真理，大约都不会错。可是，这在当年是连想都不应该想的。不知道刘羽那时是真的看出了什么，还是想卖弄一下他懂点儿逻辑学，总之，他为此进了监狱，一蹲就是三年。也巧，竟与聂绀弩关在了一起。从章诒和的文章得知，聂绀弩当年关押在山西临汾，我不清楚刘羽当年案情的具体细节，也许是判了刑，否则何以就关在了山西。
聂绀弩是诗文俱佳的作家，又是一个有血性的老人，胡风集团、反右、“文革”每次运动都没把他落下。所以不管是他的文学成就，还是他的人格风骨，在文化界都算是说得上的人物。七十年代末，因为与聂老的交往，刘羽又进入了文化老人的圈子。我认识他时，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嘴边尽说出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让我觉得他神通广大。到了八十年代，和他一块玩儿了十几年的北岛、芒克这样一群另类的边缘人物，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没跟他打招呼就冒将出来。与他一样在北影宿舍长大的陈凯歌、田壮壮、钟阿城们也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而且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身手不凡，着实填补了浩劫之后中国文化界的真空。刘羽身边像是流星环绕，一些由远而近，另一些由近而远。流星的光晕笼罩着他，他始终想飞，却停在了原地。
知道他来日不多，想着该多去看望他几次，连着两次打电话，病友都说他到北京医院去化疗了。第三次病友告诉我，前一天夜里，刘羽肠穿孔进了ICU病房，这离我去看他不过才一个多星期。我马上约了晓青去医院，他已经上了呼吸机。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耳语，想必是听出了我的声音，他烦躁地扭动身体，嘴巴一张一合的，像是要说什么。我用毛巾擦去他眼角的泪滴。
第二天，他的妻子打电话说，刚下手术台时他出现幻觉，狂躁地大喊：“警察来了，不要抓我！”喊声从半夜持续到黎明。
这一场景潮湿了我的眼睛，也震惊了我的心灵。人在弥留之际流露的是真实的内心。至此，我好像为他之所以出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注释。
刘羽出国时已经过了四十五岁，先是去匈牙利，然后到波兰，惨淡经营一家餐馆，又当老板又当伙计。那份孤苦不说也罢，任你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振开的散文《波兰来客》里那个穿着八十年代的旧外衣的“老刘”正是刘羽。他骨子里的气质像是一个旧式文人，赚钱享受不是他的理想，也不至于幼稚到想到国外去出人头地。他一九九○年出国，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
遗体告别那天，他妻子的一句话更是意味深长。她说：刘羽真傻，当年要是也参加了《今天》，或许后来也不至于这么倒霉。言下之意是，不少人因为参加了《今天》而改变了处境。是呀，他认识创办《今天》的所有人，也是最早参加务虚会的一员，为什么最终没有投身进来呢？但是，谁能说得准，倒霉的不是另外的人，而刘羽的妻子不会发出另外一番意思完全相反的感慨呢？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除了少数有信念的人，“坐牢”常常变为一件荒诞的事。坐过牢的人往往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既与法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既不给你带来悲壮感，也不给你带来卑微感。剩下的只有恐惧。因莫名的起因与渺茫的结局产生的恐惧，远胜于极端低下的监狱生活本身。或许刘羽生前也有过类似他妻子的遗憾。我相信，一定不是为了没有从中获取名声而遗憾，而是因为他本来就身在其中，而且一直跃跃欲试。谁说得准，如果刘羽上手，不会写出精彩的评论？而那篇发表在《今天》第一期的批评刘心武的作者林大中，着实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界红了一阵。然而，恐惧扼住了他的翅膀，甚至扼住了他起飞的企图，不管事实上他是否一定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就不再惧怕坐牢；另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更加惧怕坐牢。我想前者适用于职业革命家，后者则是大多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一九七八年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于一九九○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弱者，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儿病死在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刘羽果然没有再醒过来，冬天刚来的时候，刘羽死了，没有等到振开回来。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我们都不想说话。许久，晓青说：“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里回应晓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邮件。她说，振开流泪了，买了白色的玫瑰，点了蜡烛，连女儿田田都安静得不再说话，她知道这个刘伯伯对爸爸很重要……想起振开在《波兰来客》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描写的是上个世纪的一九九七年，刘羽到振开北美的家小住时的心境。算起来，一晃又是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