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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版雕刻是在一定尺寸的铜版上涂布防蚀剂（用的是进口的Jungfern Wachs，白蜡掺入松香而成），然后使用刻针等在上面绘出图案线条，刮去后露出铜底，再用腐蚀液进行腐蚀，涂有防蚀剂的地方腐蚀液渗透不到铜表面，刻针刻有图案线条的部分则腐蚀液渗入铜版表面留下深深的凹痕。这便是手工绘制出来的凹版。
轮廓线及用作底纹的几何图案称为彩纹，是用精密灵巧的雕刻机雕刻的。同样也是先在铜版上涂布防蚀剂，然后依靠雕刻机前端的钻石针头雕出轮廓及各种几何图案，这自然就是机械雕刻。就这样，底纹部分采用机械雕刻，其余图案则靠徒手运针雕刻。一般而言，纸币、邮票、有价证券等的印制模版都是这两种铜版雕刻方法结合在一起运用的。
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最初的凹版称为原版，从原版复制成印刷用的印版，需要采用铜电铸法，利用电解原理将原版复刻下来，再在表面镀一层铬。根据《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记述，明治十年开始采用一种叫“电胎法”的制版方法，即是指铜电铸法，另外，书中所记从德国购置的“花纹雕刻机械”就是今日所称的雕刻机。
这本书中还记述，明治七年日本从德国东福瑙曼印刷公司购进的印刷机械，共计被打包成四十二个货柜，通过船运发送至横滨港，其中的机械品目包括：打样机，用于印前打稿；缩放仪，用来放大或缩小图形和纹样的仪器；单一押印机械，这是用于在新印制的纸币上加盖各种图案的机械，等等。此外，还有铜版彩纹雕刻机。
“我读了那本《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大致就记得这些。”安田向二人大概介绍了书的内容。
“这样说来，纸币的底纹手工模仿不出来，是要用雕刻机雕刻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假钞的底纹也是同一部机器雕出来的？”伊田提高了声音问道。
“正是，所以真钞和假钞的底纹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的雕刻，长庵先生能做到吗？不光是他，就当时来说，纸币底纹的机械雕刻民间能完成吗？”
“这个嘛，我想是极其难的。因为这种机械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当时民间还没有这类机械呢。”
“呵呵，”伊田的眼睛里露出两道怒光来，“光是这一点，不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熊坂长庵先生不是伪造国币的犯人了吗？！”
“不错，我也这么认为。”
“安田先生，您对这‘日耳曼纸币’调查得这么详尽，我真是佩服得无话可说了，不过，这张贰圆假钞您是怎么弄到的啊？”
“实物我手上也没有，我只是在一家出版社的杂志上看到刊登有这样一张彩色照片，就向他们借了来翻拍的。那家出版社不肯告诉我是从哪里得到的，只说不便讲，估计是某个收藏家私人秘藏的吧。”
“这照片上的假钞就是长庵先生伪造的贰圆国币？”
“这个不敢十分肯定，不好说。昭和八年出版过一本《伪币通货》的书，里面的彩色插页中有一张和这张一模一样的照片。那本书的编纂者是位伪钞研究专家，好像还是警保局的特约作者，那张照片的说明中标着：‘这枚假币为熊坂长庵的作品，明治十三年在关西地区被发现。’”
“这就奇怪了，太奇怪了！作为一位伪钞研究专家，也不做技术上的细致研究，光听社会上的传闻就断定长庵先生是伪造国币的犯人！”伊田瞪大了眼睛说道。
神冈从伊田手上接过彩色照片，专心致志地凝视着。
“伊田先生，我刚才说的还只是铜版印刷技术方面的，除了这个，还有印刷油墨、纸币专用纸张的开发等，总之，得能局长同技术人员一道从各个方面入手，进行了大量划时代的努力，其中一个就是防伪技术。用纸方面，他专门建了一座印钞局的造纸工厂，并从越前地方招来许多专门从事和纸、抄纸的技术工人，然后进了大批黄瑞香木材生产特制纸。越前自古以来就是和纸的主要产地，至今还生产奉书纸和蛋壳纸(1)，明治维新政府成立后，太政官的公文用纸也是那里生产的。自从有了这种特制纸，原来产自德国的轻薄易破损的纸币就少了许多呢。”
“这张照片上的假钞用的也是那种特制纸吗？”
“哦，这个光看照片而不看实物的话就不好说了。不过，想想明治十二三年的时候这假钞就已经出现了，应该用的不是那种高级的特制纸。”
“这样说的话，凭手感也能鉴别出真假了？”
“那倒也不是，即使真钞使用的也不是那么像样的纸啊。因为‘西南战争’爆发后，为了保证战事费用的供给，政府增发了大量的不兑现纸币(2)。”
“西南战争”期间，以面向华族的金禄公债(3)为基金而设立的国立第十五银行，从发行的纸币中借用了一千五百万元，这笔钱本该作为用来兑换回笼破损残缺纸币的备用金，但是却被直接用做了战事支出。由于政府的军费支出日益膨胀，以致出现了滥发不兑现纸币的情形，总额庞大，难计其数，纸币局（正是从这年起纸币寮改为纸币局）的纸币印制量也大大增加，并且往往需求十分紧急。明治十年七月，大隈重信大藏卿任命得能良介为纸币局局长。
遵照这份任命，得能主导印制的国币共计：
拾圆面值币六十万枚（い、ろ、は、に、ほ、へ、と字编号的各八万枚，ち字编号的四万枚），贰圆面值币二百七十五万枚（从い字至れ字共十七个字母各编号各十六万枚，そ字编号三万枚），壹圆面值币八百五十万枚（从い字至さ字各编号各二十四万枚，き字编号十万枚）。——据《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
以上所有纸币都是采用从德国东福瑙曼印刷公司送返日本的原版印制的。
但这些仍不够。十月末，政府又命令印钞局加印票面总计两千万元的纸币，其中拾圆面值币一千万元、贰圆面值币八百万元、壹圆面值币二百万元。两次开印共计印制四千万元的国币，但实际上印制的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达到了四千四百四十四万余元。随着“西南战争”结束，这样恣意印制的国币也总算收场。这场大肆印制国币的行动中，大部分的国币印制都集中于明治十年。
正是这些急急印制的国币，其所用的纸张出现了问题，因为高级特制纸的制造显然跟不上这样急得如风似火的需求。
《得能良介君传》中，收录了其旧时部下的回忆：
明治十年，“西南战争”爆发，涉及军务的费用不足，当年五六月间，松方正义大藏大辅下令印制一批储币备用，说是若在某日之前不能送达前方，战事将难以为继。情况特殊，为完成指令，工厂连续四五天彻夜开工印制。由于当时工厂设立未久，印刷人员多为新手，虽意气风发但连续的高强度工作使得人人疲惫不堪，动辄有原地后仰倒地者，甚至因不能控制而发生无意冲突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