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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前的一次音乐晚会上，一个著名的民歌演唱家，用惬意的神情和粗犷豪放的嗓门，唱起了一首解放初期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歌。我一昕到这熟悉的旋律，心脏便猛地一阵颤栗，仿佛有一根灼热的针在我心上扎了一下。是的，这首歌的确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它不过抒发了翻身农民的一种心满意足的心理，一种小生产者的自我陶醉。如果您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它至多不过能使那些已成为历史的和平安宁的田园生活在您心中偶一闪现罢了。如果是年轻人呢？除了我之外，谁还能从这首歌里得到一种富有特别意义的哲理性感受呢？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当这歌声的最后一个音符在剧场富丽堂皇的穹顶上碰撞回折、绕梁不散的一瞬间，当那个仪表不凡的中年男演员优雅地对着观众鞠躬致敬时，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我的脑袋沉重地伏在前排的椅背上。温柔的妻子一把握住我的手，惊惶地问：“怎么了？你？”
“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个人……”
回家的路上，妻子挽着我的胳膊，悄声问：“你想起了谁？”
“场长。”
“是个什么样的场长，竟使你泪水直转？”
“回家告诉你。”我轻轻地捏了一下她温暖的小手。
一九七六年三月的一天，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乌云，一辆解放牌卡车沿着渤海湾畔弯弯曲曲的公路飞驰着。我双手紧紧抓住车帮，这兔子般飞奔的卡车令我这个出身农家的新兵胆战心惊。然而我又是兴奋的。飞驰的卡车把一辆辆手推车、马车、毛驴车和突突突喷着黑烟的拖拉机甩在后边。我感到，往昔平淡困顿的生活就像这些落伍的车辆一样被甩在身后了。一种终于跳出农村的庆幸使我从心里感到自豪和幸福。
你能体会到一个常年以发霉的红薯干果腹的青年农民第一次捧起发得暄腾腾的白面馒头、端起热气腾腾的大白菜炖猪肉时的心情吗？
我的妻子摇摇头。
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当兵像考状元一样不容易。我的曾经当过四年兵的表哥遵照父亲的吩咐，把他在部队几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一一传授给我。无非是一要听话，二要吃苦，三要勤快等等。他们都希望我能成为金凤凰，飞出这烂泥塘，永远别再回这穷得穿不上裤子的农村。当时，我可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能吃了白面馒头，吃上大白菜炖猪肉就令人十分满足了。好好干，当四年兵没问题，这就够了，四年呢！因此，尽管新兵训练结束后把我分到远离要塞区司令部的黑沙滩农场，尽管新兵们一听说分到黑沙滩农场就抹眼泪，尽管黑沙滩农场前来接我们的场长其貌不扬，我的老乡郝青林还偷偷地骂了一句“狗特务”，我的心里却很坦然。黑沙滩农场有什么可怕？不就是干活吗？！只要有我的馒头吃、有我的衣服穿，我在哪儿都可以干一辈子。
就这样，在车上的十个新兵之中，有心思眺望着远处黛青色的丘陵在乌云中闪现、倾听着灰蓝色的海潮冲刷沙滩发出有板有眼的声响的，大概就惟有我一个人了。“能者多劳，智者多忧，无能者无所求”啊。我只读了四年书，实在不会去为什么“理想”、“前途”之类的空洞字眼费心劳神。比我多读六年书的老乡郝青林小脸阴沉着，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能说会道，会写文章，会拉二胡。我们一块参军时，村里人的评价就是：梁家小子是个扛炮弹的材料；郝家后生是天生的当官的坯子。我自己也知道郝青林的前途比我光明若干倍。郝青林也满心以为会把他分配到要塞区大院去干个体面事。那时候要塞区有个战士文工团，听说正缺能拉会唱的人才呢。谁知道怎么搞的，他竟跟我这个土拨鼠一起被分到了黑沙滩。
黑沙滩在要塞区战士的心目中，是个可怕的地方。当时战士们打赌都说：“要是……就让我到黑沙滩去。”当然，在干部面前，谁也不这样说，黑沙滩毕竟是军队的农场，不是劳改营、流放所。可是在心里呢？不光是战士，就是在那些干部的心里，谁愿意到黑沙滩去呢？哦，这个远离县城一百八十里的黑沙滩哟！从它创建之日起，只有一个场长在那里扎住了根，他把自己十几年的生命化成汗水洒在这块黑色的沙滩上。其他干部则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据说，当时的黑沙滩农场，就像今天的院校一样，到那儿去的干部就像进院校进修，是提拔重用的前奏，就像斑斑点点的山楂，放到化开的糖稀里一蘸，挂上一层琥珀色的亮甲，就可以卖大价钱了。
那个在黑沙滩滚了十几年的场长，就坐在驾驶楼里。他那又黑又瘦的脸，秃得发亮的脑门，被烟草熏得焦黄的牙齿，刺人的小眼睛，都使我们这些新兵瞧不起他。还有他的那半截因年代久远变得又黑又亮的牛皮腰带，总是吊儿郎当地垂在两腿之间。我的场长，难道你就不能把那半截腰带塞进裤鼻里去吗？
正当我胡思乱想着的时候，卡车突然发出一阵“嘎嘎吱吱”的怪响——急刹车。巨大的惯性使我们这些没有乘车经验的新兵蛋子像一堆核桃般朝前滚去，挤成了一堆。司机老葛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张开那张被汽车摇把崩掉了一颗门牙的嘴，骂道：“妈的！找死吗？！”
车头前两米处，站着一个头发蓬松满脸灰土的女人，她背上驮着个约有五六岁的女孩儿。女孩儿的脑袋无力地搁在女人的肩上，两只大眼惊恐地盯着老葛那豁牙嘴。
坐在我的被包上一直闭目养神的老兵刘甲台睁开眼，低声告诉我说：“疯子，黑沙滩的疯子。”
“解放军，行行好，捎俺娘俩一截路吧……”
“不行，快让开！”老葛怒冲冲地说。
场长瞪了老葛一眼，跳下了驾驶楼，和颜悦色地说：“大嫂，上车吧。”
司机老葛不高兴地说：“到后边去，快点。”
“让她坐在驾驶楼里。”场长把女人和女孩儿让进驾驶楼，女人连声道谢。场长推上车门，自己踏着车帮，爬到车厢里。
卡车像一一匹发疯的牛犊，颠颠簸簸地向前冲去。场长坐在一个被包上，掏出一盒九分钱的“葵花”烟。我偷眼看着这个老头儿，看着他那捏着烟卷的树根般粗糙的手指。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车辆的震动，我看到了那只手在微微地哆嗦。
大概豁牙司机的心火平息了吧，车子又终于平稳地前进了。路边张牙舞爪的刺槐树一排排向后倒去。车轮沙沙地摩擦着地面，发动机欢快地呜叫着，排气阀有节奏地哧哧排着气。老兵刘甲台闭着眼，脑袋摇晃着，仿佛呓语般的唱起一支调子耳熟、词儿陌生的歌子。他自称“老兵”，实际上只比我们早入伍一年，一副浪荡样子。歌声像泥鳅般地从他嘴里滑出来：
黑沙滩云满天
黑沙滩的大兵好心酸
黑沙滩的孩子没裤子穿
黑沙滩的姑娘往兵营里钻
黑沙滩啊……
黑沙滩……
这阴阳怪气的歌子使我们这些新兵都大睁开眼睛，惊愕地瞅着刘甲台那一开一合的嘴。连我这个只要有了馒头白菜就不管天塌地陷的目光短浅者，心里也泛起一阵凉气，汗毛都倒竖起来。难道我们要去的黑沙滩就是这样一个鬼地方吗？
“刘甲台，你胡唱些什么？！”场长发怒地吼了一声。
“场长，难道这不是真的吗？”刘甲台睁开眼，爱理不理地说。
“你敢扰乱军心，我崩了你！”
“场长，安稳地坐着吧，您。纸里包不住火，黑沙滩是个什么样，这些小兄弟们一到便知。”
“闭住你那张臭嘴，闭住，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场长嗓子喑哑，眼睛发红。然而，他的头却无力地垂下了，一直垂到了他支起的膝盖上。
刘甲台不唱了，却把适才那曲调用口哨吹了起来。他的口哨吹得相当出色，悠扬、圆滑、清脆、明快。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曲调，适才他唱出的那些词，却像冰凉的雨点砸在沙地上一样，有力地撞击着我的心。
刘甲台把我们折磨够了，黑沙滩也快要到了。大海就在面前，从海上连续不断地刮来冰凉潮湿的风，使这早春天气竟然砭人肌肤。我远远地望见了几排暗红色的瓦房，望见了离开瓦房一箭之地，有几十排低矮的草屋。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村庄的影子，只有那一片狭长的沙滩，沿着大海的边缘无尽地延伸开去。
“为什么要叫黑沙滩呢？我只见过金黄色的沙滩、暗红色的沙滩，夸张点说，还有苍白的沙滩，却没见过黑沙滩。”我的妻子这样问我。
是的，截至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见过一片黑色沙滩。黑沙滩的沙滩其实是一种成熟的麦粒般的颜色，在每天的不同时刻，它还会使人发生视觉上的变化。在清晨丽日下，它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玫瑰红；正午的阳光下，它发出耀眼的银光；傍晚的夕阳又使它蒙上一层紫罗兰般的色泽。总之，它不是黑色的，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它也闪烁着隐隐约约的银灰色光芒。
我曾带着我妻子般的疑问，问过我们农场的“百科全书”老兵刘甲台，他不屑一顾地说：“新兵蛋子，真是个新兵蛋子！沙滩是暗红、金黄、紫红、玫瑰红，就不能叫黑沙滩了吗？黑的难道不能说成白的，白的难道不能说成绿的、红的、杂色的、乌七八糟色的吗？你呀，别管这么多，既然大家都叫它黑沙滩，你也只管叫它黑沙滩拉倒。”刘甲台这一番哲学家般的高明解释使我这个新兵蛋子确如醍醐灌顶一般大彻大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产生过为黑沙滩正名的念头。
我们黑沙滩农场理所当然地坐落在黑沙滩上，紧傍着农场的是一个虽然紧靠大海却经营农业的小小村庄，村名也叫黑沙滩。听说黑沙滩现在已经成了相当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我当兵的那些年头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黑沙滩的老百姓说，部队里有的是钱。这话不错。我们每年都用十轮大卡车跑几百公里拉来大量的大粪干子、氨水、化肥，来改造这片贫瘠的沙原。我们不惜用巨大的工本在沙滩上打了一眼又一眼深井。尽管我们种出来的小麦每斤成本费高达五角五分，但我们在沙滩上种出了麦子，政治上的意义是千金也难买到的。我们场长是黑沙滩农场的奠基人。他后来因故被罚劳改，和我一起看水道浇麦田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是用创办农场的钱在黑沙滩搞一个海水养殖场，那黑沙滩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