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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他们给我们兄妹在小城里留下一套房子,我和妹妹住在这套旧房子里挺安稳的。白天我在街道的螺丝厂上班,妹妹在外面捡些破布头啦,碎玻璃啦,橘子皮啦之类的废品垃圾去卖,日子倒也混得下去。可是前不久发生了一些问题。先是妹妹小三捡回一把旧铜壶,我们还用那铜壶烧了几天开水。没想到铜壶的主人很快就上门了。她是一个老婆婆,我在我们小城里从未见过她。她进了屋,在桌边坐下,然后拿出她的证件给我们看。
证件上写着她叫刘淑娥,是乌蓬乡的农民。她说我们烧水的铜壶的手把上刻得有她的名字。我拿出铜壶一检查,是真的。但是她并不是来要回铜壶的,她说她是螺丝厂的领导派来照顾我们兄妹的生活的。她还说了一个领导的名字,说得蛮顺口的。那么铜壶是怎么回事呢?铜壶归铜壶,不要去管它了。现在的麻烦是这个乡下妇人要住到我们家里来了。
妹妹噘着个嘴,在老婆婆的身后砸烂了一个酒瓶以示抗议。但这个刘淑娥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抗议,她是那种倚老卖老的类型。我考虑的是一些实际问题。现在我同妹妹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她来了拿什么给她吃呢?领导怎么连这一点都没考虑到呢?如果现在赶她出门吧,我又担心丢了螺丝厂的工作。我这个做哥哥的是家里的家长,可不能轻举妄动啊。我决定第二天去厂里探探风声再说。
刘淑娥当天就在我们家住下了。她倒也不讲究。就从什么地方背来一床草荐放在客厅角上,再在上头铺床破毯子就睡下了。我知道她夜里睡得很不好,同什么人吵架,口里发出含含糊糊的声音,像是很愤怒。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两位厂长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眼睛看着地板,吞吞吐吐地提起刘淑娥的事。他们的反应很怪,既不像知情人,又不像不知情。后来他们就称赞我“做得对”。我提出生活费的事,鼓起勇气诉说了我的困难。
“你不要急,”刘厂长安慰我说,“这种事厂里会有考虑的。你刚才说的事引发了我的思考,像这种助人为乐的老人在我们社会里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曾副厂长附和道。
由于他俩都在考虑刘淑娥的地位问题,我觉得不便打扰,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又很后悔。为什么我进去时不首先提出我的疑问让他们来解答呢?尤其是关于那把铜壶。我傻乎乎地将事情从头讲起,他们一定以为我只不过是作为职工向厂里报告情况罢了,这样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帮我解决问题了。不过现在再要赶走刘淑娥已经迟了,领导已知道这事,而且表态说“厂里会有安排的”。如果我和妹妹赶走这名“助人为乐的老人”,我在厂里的工作也没有了。
我越想越心烦,结果上班时出了好几个废品,受到班长严厉批评,还要扣发工资。下班走出车间时,我觉得自己简直没脸见人了。
我妹妹小三没有到市场去买菜,她要袖手旁观,看看这个老婆婆在我们家里吃什么东西。刘淑娥并不慌,她中午到街上吃了碗面就回来了,大概晚饭也准备如此打发。看来她身上是有钱的,只是不给我们用罢了。她也不帮我们做家务,她坐在她的草荐上,戴上老花镜,拿出一本农历书来翻阅。我很看不惯她那种样子,她认得字,这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在她也不来找我们聊天什么的,所以尽管讨厌,还可以忍耐。看样子她也不爱聊天。
白天我上班去了,不知道她在家里干些什么。据妹妹说,她什么都不干,就坐在那里看她的历书。中午时分,来了个女人,是她侄媳妇,一来就哭哭啼啼的,诉完了一肚子委屈后又要在她这里住下。她满口应承,就好像这里是她的家一样。后来她居然叫侄媳妇去街上端了三碗面回来,把我妹妹也叫到一起吃了中饭。到了下午,刘淑娥又亲自带了侄媳妇去菜场买菜,买回又让侄媳妇做好。我一回家就看到一桌饭菜摆好了。妹妹对我说,以后她就天天这样干,让这个老家伙出钱买吃的。
那侄媳妇就同刘淑娥挤在草荐上睡。但新来的女人是个不安分的人,夜里拳打脚踢的,不时还尖叫几声。早上我一看,客厅变成了牛栏屋,草荐被扯烂了,稻草东一团西一堆的,而那位刘淑娥还没醒,就蜷缩着身子睡在水泥地上打鼾。
那女人从厕所里走出来,看着窗外愤愤地说道:
“在这种地方过日子实在受不了。毒蚊子啦,苍蝇啦,时时刻刻要人命。喂,小伙子,你死守在这栋房子里干吗?还不如去乡下,清清静静的。”
“你们乡下才有毒蚊子和苍蝇呢!”我反驳她道。
她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就把刘淑娥吵醒了。刘淑娥揉了一把老眼,从地上站起来。她问侄媳妇她的老花镜哪里去了(大约她又想摆格了吧)。侄媳妇跪在地上,在稻草里头扒拉了半天才找出那副老花镜。
我看着满屋狼藉,忍不住对刘淑娥说:
“你侄媳妇说还不如回乡下去呢!”
刘淑娥听了我的话一愣,但马上又释然了。
“是啊,”她说,“我也这样想呢。我们屋后的森林里,遍地都是蘑菇。这种天,随便找个树洞住下来就行了,不愁没吃的。那些树洞,有你这间房这么大。”
“那你还不走?”
“你这傻孩子,我怎么能丢下你们不管呢?”
我在上班的时候心里惴惴不安,担心家里要出事。刘厂长在中午休息时过来了,他主动问我是否同刘淑娥老人家合作得很好。我回答说是的。他大大地高兴了,竖起拇指夸我遇事沉着。走出车间的时候,他还像小孩一样跳了两跳,惹得大伙儿都拍起手来。
同事们都很眼红我,说,这种美事怎么就没摊到他们头上呢?想想看吧,不但来了个不要钱的保姆,还负担家里的伙食,这不是一步登天了吗?
“怪不得这小子不好好干活了,原来家里有了后援!”
我妹妹很快就同她们打成一片了。妹妹本来就懒,惰性重,以前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参加劳动。现在可好,来了个开饭的,妹妹酒瓶子也不捡了,天天睡得很迟才起来。到了中午,就由那媳妇在灶上胡乱煮点面糊糊,给三人充饥。要等到晚上再正式做饭。我虽厌恶她们这种生活,也不敢说出来。我一开口,妹妹就凶得要命,在气势上完全将我压倒了。后来她不知从哪里搂了一大捆草回来,铺在客厅里,毯子也不要,就直接睡在稻草上了。到了夜里,她也伙在一起大喊大叫,还扔枕头,闹得不可开交。
家里现在是三个女人,我一个男的夹在中间实在是不方便,而且她们又占着客厅,我每天都得从她们面前进进出出的。即使她们根本不注意我,我也还是感到别扭。为了逃避这种处境,我就到我的好友张自安家里去搭餐了。一般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又到街上晃荡,快到睡觉时分才回家。我不管她们在家干些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心里烦。
当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小声地、谨慎地将我家里的事告诉张自安的时候,张自安的媳妇春玉就大声嚷嚷起来了。她说她还巴不得自己有这样一个亲戚呢,不但不添麻烦,还从经济上给予援助,简直是太得便宜了。
“我早听厂里的人说了这事。没想到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像你这么乖戾的性格,今后是很麻烦的啊。”
她说话时还白了我一眼。我本来期望张自安会像平时一样打消她的嚣张气焰,没想到他只是低着个头坐在饭桌边,一声接一声叹气,明明是在为我感到难过。
“我可不是反对你来搭餐啊,相反,我是很欢迎你的!”她又补充说。
“春玉说的是真心话。”张自安连忙附和她,“有一件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春玉同那刘老太太是同一个村的人呢。”
我吃了一惊,想向春玉打听点什么又不敢开口,因为我觉得事情渐渐地错综复杂起来了。我就等着,等她自己说出来。她果然开口了。
“刘老太这个人啊,见多识广。”
她说了一句就没了下文。一直到我告辞她也没再说什么。
我仍然认定刘淑娥是厂领导的亲戚,如果她不是的话,我早就把她和她侄媳妇赶走了。我只能按厂长的指示同她“合作”,没有别的办法。至于妹妹,她要随波逐流我也没办法,总比到外面去做坏事好些吧。比较难对付的是她们夜里闹得太厉害,我把门关得紧紧的,门缝上贴好纸条,还是无济于事。她们几个像要翻天似的。我只好找妹妹谈话了。这一阵子她已经根本不听我的话,也不把我当哥哥了。我委婉地提出来要她收敛一些,免得邻居有意见。
“我根本就没有闹,我在睡觉,是你自己心不静。”她一口否认。
我十分生气,就向她指出早上客厅里的一片狼藉,还有夜间发出的巨响,被打坏的水罐。我越说越冲动,拍起桌子来。
“我们都在睡觉。”她阴沉而强硬地回了这一句,走开了。
她的反应让我迷惑不解。是谁在这屋里闹腾呢?
没几天又来了两个女人,刘淑娥又充当好客的主人留下了她们。新来的两个女人样子长得很难看,老在挤眉弄眼的。自然,她们又是刘淑娥的亲戚。其中一个叫吴素娥的特别爱哭,没说几句话眼圈就红了,还将自己到这里来做客称为“充军”。妹妹又搬来几捆草铺在地上,将客厅里的饭桌也弄走了,整个十六平方米的厅屋成了个大通铺。我经过厅屋到我自己的房里去,就得从她们的铺上踩着过去。不过她们一点都不在乎,看得出她们都有心事(包括妹妹),但她们的心事都同眼下的一切无关。
那两个女人来了之后,刘淑娥早上就起得比较早了。她倒不是起来做早饭,因为她们根本就不吃早饭。刘淑娥起来之后,就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看历书,她的背像年轻人一样挺得笔直,口中念念有词。而这个时候,客厅里的女人们还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我因为要上班,所以也起得早。我到厨房去洗漱时就忍不住要同刘淑娥说话。我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