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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近春节，我都由衷地祝福朋友们快乐、幸福、心想事成。这些美好的字眼背后，有你我淳朴的希望。然而现在，我却不由的思忖，当我送出那些祝福的时候，是不是在说违心的话，甚而撒了弥天大谎。因为事实明摆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前景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
我想起当年在金融投机领域，犹太人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是一个比股神巴菲特还牛的传奇人物。上世纪30年代，他在巴黎从事股票生意，赚得盆满钵满。有一位聪明的记者朋友，常给他一些有关政治的小道消息，而他则回馈以不少股票方面的技巧和建议。总之两人合作得很愉快。可是，他俩在一个重大事件的判断上存在巨大的分歧，那就是战争会不会爆发。
记者朋友一直认为德国不会入侵波兰，更不可能和法国作战。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科斯托拉尼显然不是。1939年8月24日，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欧洲进入一种奇异的平静。尽管巴黎证交所没有停止任何业务，可是科斯托拉尼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在两周之内停止了所有的股票投机，把套现的钱和存款全部转移到了美国。
两周之后，也就是9月6日，那位记者朋友急匆匆地到证交所找到科斯托拉尼。他把科斯托拉尼拉到僻静处，既兴奋又神秘地说：“好朋友，告诉我，现在我该买进什么，我想立刻赚上一大笔。”
科斯托拉尼也很激动，他问道：“是不是希特勒死啦？”
朋友回答说：“不，正相反。纳粹离巴黎只有30公里了，两天内他们就能抵达。战争要结束了！股票一定大涨！告诉我，这时候我该买什么股票？”
科斯托拉尼觉得有人用大锤猛击了自己的脑袋，一阵眩晕。他看见交易所里的人们一如既往地跑来跑去，听见朋友急切地追问着生财之道，感到心脏在痉挛，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飞快地跑出大楼，拦下一辆出租车，迅速赶回家，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乘坐最近一班列车离开巴黎，一路向南向西，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经由西班牙、葡萄牙，逃去了美国。
据说，那位记者朋友仍在交易所里寻找科斯托拉尼，请他指点迷津，直到纳粹关闭股市为止。二战之后，科斯托拉尼回到巴黎才得知，他的朋友因通敌判国罪判了十年监禁，还关在牢里。
后来，科斯托拉尼总结道，逃离法国是他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一笔投资。
是不是悲观主义挽救了科斯托拉尼？好像不是。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叫瓦尔特·本雅明，他也是犹太人，德国有名的文化批评家。自从1933年离开德国开始流亡，他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巴黎度过。事实上，当科斯托拉尼飞快地逃离法国，本雅明正在巴黎——德国人并没有即刻进攻，直到1940年5月战火才真正延烧到那里。6月中旬，巴黎陷落前夕，本雅明逃到了法国南部。9月25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来到了西班牙的边境小镇布港。可是因为西班牙临时关闭了关卡，不准难民们入境，当夜，绝望中的本雅明服毒自杀。
更令人唏嘘的是，就在他自杀的第二天，边境重新开放。他的同伴们都得以通关过境，途经西班牙，在葡萄牙的里斯本登船，最终抵达了美国。
是不是悲观主义害了本雅明？好像也不是。
美国人瓦里安·弗兰二战时期曾经帮助很多与本雅明有着类似境遇的人逃脱纳粹的魔爪。他曾经回忆到，在他帮助的那些逃难者中间，不少人即便是拿到了签证，拿到了跑路的经费，也可能因为恐惧而无法继续他们的逃亡之旅。
“他们对于停留表示出极度的不安”，弗兰说，“又对离去表现出巨大的恐惧。你把他们的护照和签证都给准备好了，可一个月后，你还是能在马赛的咖啡馆里看到他们。他们呆呆地坐在那里，等着警察过来把他们抓走。”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科斯托拉尼与本雅明的不同命运？本雅明没有留下答案。但是，科斯托拉尼有。他说，父亲曾经告诫他，世上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人谈吐聪明，行动愚蠢；另一类则不善言辞，行动敏慧。科斯托拉尼认为，自己要做的，并且一直做的，就是成为后一类人。
本雅明是不是前一类人呢？不好说。毕竟，他只活了48岁，而科斯托拉尼差不多多活了一倍，直到1999年才以93岁的高龄去世。后者赢得了更多的为自己辩护的时间。
也许没什么意义——不过说完这两个人的故事，我方能安心地祝福朋友们。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都有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更祝愿大家有着独立的判断力与强健的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