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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中，头发无疑与精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辫子在清帝国的政治含义则更加确切，甚至有些血腥。所以孔飞力（Alden Kuhn）在《叫魂》里描述一场乾隆治下发生的全国“妖术”大恐慌时，自始至终围绕着那些扑朔迷离的“剪辫案”展开。可是他还是忍不住对辫子之外的一种重要事物发表了意见，那就是房子。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房子和辫子同样是别有用心的人施展妖术的主要对象——一本清代很流行的木工书《鲁班经》就是明证。在那本书中，记载的不仅是房子营造方法和礼仪，也包含着各式各样恶毒的妖术。例如在房子正中埋入一块牛骨：房屋中间藏牛骨，终朝辛苦忙碌碌，老来身死没棺材，后代儿孙压肩肉。又比如在房屋正梁接缝的地方藏入一片烂瓦或者断锯：一幅破瓦一断锯，藏在梁头合缝处，夫丧妻嫁子抛谁，奴役逃亡无处置。
当然，《鲁班经》也为担心妖术的房子主人提供应对的法术，比如在房子合梁的时候奉上牺牲祭告诸神，关键是将鲁班先师的密符念咒一番，所谓：恶匠无知，蛊毒厌魅，自作自当，主人无伤。暗诵七遍，本匠遭殃，吾奉太上老君敕令，他作吾无妨，百物化吉祥。
作为人的创造物，房子的本质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只是一件抵挡风雨的遮蔽物。然而围绕着房子施行的那些妖术和法术却透露出中国人不同一般的长久的焦虑。由此我想到余英时在他的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里讲到一块汉碑上镌刻的故事：东汉时期一个名叫唐公房的小吏因为冒犯上司获罪，一家老小服下仙药白日飞升。这个故事与西汉时淮南王刘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说类似，只不过一个是小吏，一个是王公。余先生想藉此说明东汉时期求仙成仙、进而得道升天的法门已经不再是上层人士的“专利”，而化为寻常百姓的世俗观念。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唐公房故事的细节。这个小公务员向真人求得仙药给家人一起服下，然后真人说：“可去矣！”意思是可以升天啦。不料唐公房的妻儿都不愿意离家，真人善解人意，问他们：“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儿回答：“固所愿也。”于是真人将仙药喂了鸡犬牛马，还把药涂满屋梁房柱。一阵狂风过后，唐公房全家，连带禽畜都不见了。最好玩的是，唐家的房子也不见了踪影——中国人对于房子的情愫真是深切而古怪。
当年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引发的风水大战，与唐公房的故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无论是汇丰银行架起的四门大炮，还是港督府门前移种的六棵杨柳，所凭借的力量和所对抗的目标，都只可能是中国人对房子怀有的奇特情愫。
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再来看看我们这些年对房子产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求，难道不是被类似妖术的东西撺掇起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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