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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希望，这位所谓的布罗姆利勋爵阁下，能提前一天从山上滚到加尔各答来，帮我们“安排”一下，运这些又大又沉的箱子到该死的货运站去，我他妈的就是这么希望的。
加尔各答是个可怕的城市，夜晚走在路上，地上尽是吉卜林笔下“裹尸布里的死尸”，事实证明那些并非死尸，而是有些人把床单裹在身上，躺在小路上呼呼大睡，而且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股味儿：有焚香味儿、香料味儿、人尿味儿、牛身上的味儿，密集人群中散发出的汗臭和呼吸的气味儿，这股气味倒是不会令人不悦，还有牛粪燃烧后喷出的烟雾中夹杂的芳香。每一个深色皮肤的男人都带着好奇、轻蔑或决然愤怒的目光，而女人们的眼神里则充满诱惑，魅力十足，甚至是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人们，也从严严实实的黑色衣物里看我，在我看来，这样的眼神倒有几分性感。
这一天是1925年3月22日，很久以后才会进入酷热天气以及夏末的雨季，届时将会下起瓢泼大雨，不过，现在我感觉加尔各答的天气已经像一条湿乎乎的毯子，把我从头到脚卷在了里面。
起码这就是在这里待了两天半后这里留给我的印象。
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奇。尽管去年我乘船穿越大西洋从波士顿到了欧洲，可在这次搭乘卡里多尼亚号从利物浦来到加尔各答的这五个星期航程中，我似乎体验到了千倍万倍的异域风情。最开始的那几天过得简直苦不堪言，海风大作，波涛汹涌，拖船好不容易才载着我们离开利物浦港，而且我惊讶地发现，我是唯一没有晕船的人。船只左摇右晃，船上的人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完美比赛，而挑战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从甲处到乙处，然后向前，再向上到木甲板上。我每天都会在前后左右摇个不停的椭圆形木甲板上跑12英里，而我一点儿晕船的症状都没出现，可在这段航程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晕船症简直把让-克洛德和理查折磨得痛不欲生。
船缓慢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挺无聊的，到了西地中海又赶上了暴风雨，我只能在甲板下闷了一天，除此之外，这趟前往加尔各答的航程可谓一次愉快的经历。在科伦坡，我买了一些花边，并把它们寄给了我在波士顿的母亲和姑妈。这里是一个小镇，房子都是白色的，四周都是样子怪吓人的密林。一切都是如此新奇，我兴奋极了。而且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前奏而已，只是当时的我对此没有充分认识。
*
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三支珠峰探险队都经由加尔各答前往正式起点大吉岭，不过，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和该俱乐部创始组织皇家地理学会像赞助探险队一样，出资赞助代理人，让他们在加尔各答待命，分类整理成箱的补给和装备。如此一来，在登山者抵达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要么是已经装上了前往大吉岭的火车，要么是整理完毕，只待装车。
我们是一支秘密探险队，而且并不合法，所以自然不会有代理人在加尔各答等我们。理查负责支出布罗姆利夫人的钱，至少是在“雷吉表亲”在印度接手此事之前，财政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而且，很快理查就告诉我和让-克洛德，印地语“bandobast”一词为“安排”之意。很显然，在加尔各答，“bandobast”（加尔各答大部分人都说孟加拉语，而不是印地语，不过这个词依旧在这里沿用，我想这是因为在使用多种语言和多民族混合的印度，这个词差不多代表着一个人所周知的概念）与中东的“小费”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就算要做最简单的事情，都得使钱。
不过理查和马洛里等人一起参加过最早的两次珠峰探险，而且对探险队的大小事宜都很感兴趣，包括想在加尔各答办事就得付小费这种潜规则（我和让-克洛德只希望稍后在大吉岭和西藏，理查也能搞定一切），所以我们到达加尔各答的第三天下午，那12个沉重的大箱子便从码头运到了火车站货运站。箱子里除了有从欧洲带来的必需品外，还有很多理查的优质新绳子。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从加尔各答另一边的锡尔亚达火车站搭乘一辆名为大吉岭之星的夜间火车——姑且说那是一辆火车吧——只到西里古里站，那里是一个小贸易中转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抵达时间是第二天清晨6点30分。我们只能从那里换乘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列车，大家都说，那是一辆玩具似的窄轨列车，发着嘎嘎声攀爬喜马拉雅山脉最南端山麓，而后抵达大吉岭，攀升高度为海拔7000多英尺，英属印度下辖孟加拉殖民英政府的避暑之地就在那里。这趟火车将行驶大约400英里，理查告诉我们，大吉岭之星上太热了，而且尘土飞扬，根本别想睡觉。
无所谓。反正我也没打算把待在火车上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睡觉。
我们待在加尔各答的第一天早晨收到了“雷吉表亲”的电报，上面是这样写的：
3月24日周二在大吉岭珠峰旅店见。届时我将担任此次探险的指挥。
——L./R.K.布罗姆利-蒙特福特
“担任此次探险的指挥，胡说八道。”理查说着用修长的手指将电报团成一团，然后扔到了地上。
“这里这个‘L./’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把皱巴巴的电报捡了回来，将之抚平，然后问道。
“Lord（勋爵）。”理查说着狠狠地咬了一下尚未点燃的烟斗柄，我本以为那烟斗柄会啪一声折断呢，“也就是雷金纳德・某某・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
“为什么他要在他的姓名里加入布罗姆利这个姓氏呢？”我问。英国皇亲的行事风格对我来说依旧神秘无比。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理查厉声说。他很少会这样发脾气。我和让-克洛德被他的语气吓了一跳，不由得后退一步。“我只希望，这位所谓的布罗姆利勋爵阁下，能提前一天从山上滚到加尔各答来，帮我们‘安排’一下，运这些又大又沉的箱子到该死的货运站去，我他妈的就是这么希望的。他住在这个讨厌的国家里，他了解这里的文化，在这里，做他妈的一件最小的事儿，都得他妈的使钱，这些贿赂行为虽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可要是不这么做，在任何地方都寸步难行，而且没有一个人他妈的能守时赴约。所以，当我们真正需要他这个大饭桶时，这位‘探险指挥’跑到哪里去了？”
我和让-克洛德面面相觑，我觉得我俩都在想同一件事。乔治・马洛里一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身上可没有承担行政职责，后来他们到了西藏，领队杰弗里・布鲁斯在前往珠峰大本营为时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途中病倒了。布鲁斯犯了心脏病，而且就连西藏山口的海拔都无法适应，要知道在这些地方，连珠峰的影子都还看不到呢，所以队医只能要求五十八岁的布鲁斯返回大吉岭，就这样，原本是登山领队的诺顿上尉成了探险队的总指挥，马洛里则成了登山领队。
不过，即便马洛里需要负责策划登山的后勤工作，但他无须负责更为沉重的行政职责，其中包括管理整个探险队，租骡子，雇挑夫，处理所有西藏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其中有一项工作最累人，那就是和整个英国探险队及100多名鱼龙混杂的挑夫打交道，而且还要应付他们之中有人突然患病的状况。
理查突然间发起了脾气，而正如我所说，我认识理查的・戴维斯・迪肯超过一年半了，我从没有听过他这样说话（对于后勤工作以及登山遇到的挫折，他平常的反应不过是耸耸肩，抑或露出一个冷笑，然后把烟斗点燃吸两口），我和让-克洛德盯着对方，我知道我们都在想，我和让-克洛德自由自在地享受航海乐趣时（风大浪大之际，让-克洛德就会出现短暂的晕船症状，因此变得软弱无力，因此，或许应该说他是在晕船间歇“享受”蓝海遨游），理查则在处理无数关于未清算的钱款，以及行政、后勤和登山等方方面面的琐事。
在乘坐卡里多尼亚号航行期间，虽然理查每天都会为保持体形而锻炼身体，可他一直没有时间像我那样，每天在左摇右摆的甲板上慢跑几英里。每每都能看到他坐在那间头等舱房的小桌子边，伏案研究珠峰及其附近区域的地形图、照片和过去三次英国珠峰探险的官方报道和私人记述，其中就包括理查本人记满的20个笔记本，那是在他和马洛里闹翻之前，参加1921年和1922年珠峰探险时写下的。
我们的珠峰探险此时才处于起步阶段，正在做准备搭乘火车从加尔各答锡尔亚达火车站到西里古里小镇，然后一路向上前往大吉岭，从那里，前往珠峰的真正徒步行进才开始，然而，理查已经累了。
而且我还意识到事情不止如此。这位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发来的电报言辞嚣张，惹恼了理查。这位“雷吉表亲”本应该只是资助我们从大吉岭到珠峰的探险，而不是“成为探险的指挥”。也难怪理查会有此反应，我只是非常担心四十八个小时之后，等到这两个男人真正见面了，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且我还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就是我们这次珠峰探险随时会有泡汤的危险。这当然不是第一支因为两位准领队之间的矛盾在行动之初就功亏一篑的登山探险队。（据我在随后六十九年里的观察，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支因此而瓦解的探险队。）
然而，在这辆又吵又热永远布满灰尘的火车里，我们坐在同样又吵又热永远布满灰尘的头等车厢中，离开了锡尔亚达火车站，前往西里古里，我发现自己只是望着窗外我所经过的最无聊的风景：无边无际的稻田，偶尔有几个棕榈树种植园夹杂其间。这趟火车上可谓一团糟，有二等车厢的乘客，三等车厢的乘客，还有不花钱白坐车的乘客，这些蹭车的人悬挂在除头等车厢外的每一节车厢的车门上、窗户上，更多的则待在车顶上。随着夜幕降临，数千堆篝火和提灯映入眼帘，我们一路经过的这片广袤平坦平原上的许多村庄因此变得清晰可见。仿佛有一百万人在同时烹制晚餐，大多数人都是在他们门户开放的家中或门口露天点一堆火做饭，即便我们的车窗关着，唯有高高安在墙上的小电扇慢悠悠旋转，传来一点点风，可还是有一股子并非完全令人讨厌的气味儿充斥空气，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天色渐暗的黄昏中，我们经过的大部分用来烧饭的火堆都是以干牛粪为燃料，这一点也得到了理查的确认。
理查并没有因为早前在加尔各答准备区突然发脾气而道歉，不过，随着我们所坐的这趟前往西里古里的夜车深入乡村，漆黑的夜色不时被村庄里或单独人家燃起的数百甚至数千堆火堆打破，他的态度举止表现出他不仅很抱歉，也很尴尬。在我们的小包房里，我们吃了一篮子旅馆烹制的烤鸡，喝了一瓶口感很棒的白葡萄酒，待会儿我们三个人还要躺在这里的折叠床上睡觉。吃完之后，理查烟斗里的烟草香味与印度潮湿空气里夹杂着的牛粪味儿混合在了一起。
这样的平静有些不同寻常。我们很少交谈，随着这列小火车发着轰鸣声驶过一个个村庄，一栋栋房子，这些地方因为篝火和偶尔出现的几盏提灯而变得闪亮，我们几个人反而对窗外飞快闪过的动人景色更感兴趣。我们此时正往高处爬升了一点点，不过我们都知道，明天早晨，那辆窄轨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列车将搭载着我们从接近海平面的高度一路爬升到平均海拔高度7000英尺左右的大吉岭，而这座城镇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茶园就位于被称为小喜马拉雅的马哈巴拉特山脉。
太热了，我们只好打开窗户，如此一来，更多的尘土、烟雾和飘飞的灰烬全都一股脑儿钻了进来，不过随着我们呼啸着驶过更多的椰子和香蕉种植园，混浊且潮湿的空气变得微微凉爽起来，一阵阵热带灌溉棕榈树的浓郁臭味飘来，牛粪篝火的烧饭味儿就算没有被这股味儿掩盖，也渐渐与之混合在了一起。
在离开加尔各答的三四个小时之后，这辆大吉岭之星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了萨拉桥，这座桥横跨在帕德马河上，非常有名。这之后，四周变得漆黑一片，唯有平原另一边成千上万座影影绰绰的遥远村庄划破了这黑夜。
晚上11点，我们三个人都躺在铺着薄褥垫的折叠床上，从我那两位登山伙伴制造出的声响来判断，他们没一会儿就沉沉地睡去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烦得很，各种想法和疑虑在我脑海里兜兜转转，明天晚上或周二早晨，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在珠峰旅店的会面可能会像我担心的那样，演变成一场灾难。过了一会儿，伴随着列车的摇晃，以及大吉岭之星的铁轮碾压在铁轨上发出的舒缓声响，我也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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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我们在西里古里车站给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白人乘客准备的保留区里喝了茶与咖啡，吃了一顿丰盛的西式早餐，然后便换乘了那趟窄轨列车。这趟车总是在大吉岭之星抵达西里古里三十五分钟后准时发车，前往大吉岭。坐着这辆火车行驶了7英里后，我们来到了苏克那车站，开始沿着极陡峭的之字形转向线，慢悠悠地驶向大吉岭。这辆火车真的非常小，好像小男孩们梦寐以求的那种玩具火车，只不过稍稍大了一点儿。拥挤不堪的孟加拉平原上那股潮湿的气味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微风，我们还看到了一片绿色的茂密森林，林子里散发着雨后的清新气味，树林间时而出现茶园一行行高低起伏的茶树。我们原本预计会在正午抵达大吉岭，但我们碰到了两次岩崩，滚落的岩石横亘在铁轨上，因此耽搁了好几个小时。
“康尼岛小玩具火车”的工程师和消防员在三等甚至是二等车厢里一通吆喝，叫出了十几个人去搬从雨后湿透的悬崖上掉落下来的岩石，不过我和让-克洛德也满腔热情地加入其中，用撬棍撬起那些小块岩石，把它们从铁轨上弄走。
理查站到一边，双臂交叉，恶狠狠地瞪着我们。“要是你们现在弄伤了后背、大腿或者双手，”他轻声说，“你们攀登珠峰的机会就泡汤了。我的老天，让其他乘客去搬吧。”
我和让-克洛德笑了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却也没搭理他，继续帮着清理铁轨，而那个工程师、消防员和一无是处的列车长（在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玩具列车发车之前，这个人就收走了我们的车票，因为人没法在一个个小车厢之间穿行，不过从那之后，这个人就闲待着，没活可干）全都懒洋洋地看着我们，交叉着手臂，皱着眉头。时不时地，他们还用孟加拉语、印地语和其他一些方言大喊大叫，要么是指挥我们，要么就是批评我们几句。最后我们终于把铁轨清理了出来，我和J.C.摇摇晃晃地走回了车厢。
又行驶了12英里后，我们居然再次碰到了岩崩，火车再次停了下来，这一次掉下来的岩石和砾石更大，一股脑全都堵在了铁轨之上。“暴雨。”那位工程师说着耸耸肩，抬头看看我们上方的垂直悬崖，无数微型“瀑布”从那里流下来。我和让-克洛德再次和那些二三等车厢的乘客一起，把数吨重的岩石撬离铁轨。理查可好，直接躺在他的铺上，打了个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