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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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91年夏天见到杰克・佩里[1]的。

我对南极探险和探险家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1957年到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上，我就产生了兴趣。当时美国还在那里建造了几座永久基地。说实话，南极探险让当时只有十岁的我特别向往，大约1990年的时候，我隐约觉得应该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小说。可是，一晃十五年过去了，我才正式动笔，出版了一本跟北极（不是南极）有关的灾难小说，也就是2007年出版的那本《极地恶灵》（The Terror），但1991年夏，我又向出版社推荐了一套三部曲的新书。其实，本人主要对南极探险感兴趣，对北极则兴致寥寥（可造化弄人，我这套书终究没有写成）。又过了很多年，这期间我一直在看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艾普斯雷・切瑞・格拉德等英烈在南极的探险故事，因此我对南极的兴趣也日渐浓烈。

1991年夏天，妻子的一个朋友说她认识一个真正的南极探险家。不过那人年纪可不小了，住在科罗拉多西斜坡区德尔塔小镇的一个特护养老院中。20世纪30年代，他曾跟随海军少将理查德・伯德的美国探险队前往南极。

最后卡伦表示，反正玛丽就是这么跟她说的。其实，我怀疑那位老人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就是信口开河，要么就是他吹惯了牛皮。说不定三种说法都对。

可根据玛丽的说法，这个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名叫雅各布・佩里，他曾于1934年参加美国南极探险队。当年，那次探险可谓麻烦不断，而伯德少将总喜欢一个人出风头，结果，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他独自在一个高级气象站的冰洞里待了五个月，因为炉子通风不好，他差点儿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伯德还打算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本畅销书来着，书名倒也不难猜测，名为《孤独》。

玛丽告诉我妻子卡伦，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整个南极伸手不见五指，暴风雪肆虐，佩里和另外三人艰难跋涉了100英里[2]，去营救伯德少将。后来，所有人都被困住了，不得不等到十月，也就是南极洲的夏天来临才被救起。“听起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可为你提供有关南极的信息。”卡伦说，“估摸着你专写这位佩里先生，就能写出一本书了。没准儿他跟到达北极的第一人皮里少将是同一个人呢！”

“佩里，”我说，“即便他去过南极，也不会是那个声称在1909年到达北极的罗伯特・皮里少将啊。”

“为什么不能？”卡伦说，“这可说不准。”

“首先，他们的名字就不一样，一个叫佩里，一个叫皮里。”我说。玛丽非要和我较真儿，我有点儿不高兴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无论谁对我的写作内容指手画脚，我都会来气。于是我特地强调，“皮里少将”和玛丽说的那个住在德尔塔的小老头儿“佩里”先生，根本不是同一人。

“还有，”我说，“皮里少将现在应该一百三十岁左右了。”

“行了，行了。”卡伦说着举起双手，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早已对这种信号有了共识，意思是夫妻双方谁也别不依不饶，紧盯对方的错误不放了。“我承认我错了还不行吗？可这位佩里先生没准儿真有精彩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还有，”我打断他的话，老实说，我还真有点儿一根筋，“罗伯特・皮里少将1920年就死了。”

“这个雅各布・佩里仍在德尔塔活得好好的，”卡伦说，“不过也是个行将就木之人了。”

“行将就木？你是说因为他这么大年纪了吗？”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活到八十九岁或者九十岁了，大可归类为“行将就木”的范畴。见鬼，1991年的时候，要是谁超过六十岁了，我都会认为他来日无多。（不怕告诉你们，我承认，2011年我写这篇愚蠢的前言时，已经六十三岁了。）

“不，不只是因为他的年龄，”卡伦说，“玛丽在电邮中还说他得了癌症，当然，他还能四下走动，不过……”

之前卡伦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电脑旁浪费时间，把候选书名敲进电脑里。现在我已经关掉电脑了。

“玛丽真说过他在1934年时跟伯德去过南极？”我仍不放心。

“是啊，她真这么说了，”卡伦说，“我知道你对他有兴趣。”虽然我的心思被妻子猜中了，但她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自鸣得意。“其实你离开办公室几天也好。从这里走州际公路到大章克辛只要五六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德尔塔，你可以跟盖伊和玛丽一起过夜。”

我摇摇头。“我开那辆马自达去。到时候我过了I-70高速公路，穿过卡本代尔，再翻过麦克卢尔山口。”

“你那辆马自达能翻越麦克卢尔山口吗？”

“等着瞧好了。”我说，假如我在第二天早上就跟佩里先生聊上，当天就可以回家了，这样看来，这次行程就是两天，我思忖着该在旅行包里塞什么衣服。我有一件乐斯菲斯旅行袋，正好可以放在那辆马自达的小行李箱里。我心里盘算着还得带上我的尼康相机。（当年数码时代还没开始呢，至少没有数码相机这玩意儿。）

幸亏我一心想着要驾驶我那辆崭新的1991年产马自达车走山路，这才有幸见到了雅各布・佩里先生。

*

科罗拉多的德尔塔是个大约六千人口的小镇。我按照之前计划的路线来到那里，从哥伦伍德温泉离开I-70高速公路，往南行驶，然后拐入卡本代尔的65号公路，沿着那条狭窄的双车道，翻过高高的隘口，路过马贝尔和佩奥尼亚偏远的居民点，不由得感觉这座小镇被群山环抱。德尔塔位于格兰德台地南部的宽阔河盆中，当地人还称那座山为“世界上最大的平顶山之一”。

杰克・佩里在德尔塔所住的地方压根儿就不像养老院，更不像二十四小时特护的养老院了。在几笔联邦补助金的帮助下，玛丽将曾经辉煌、现已破败的酒店翻修了，并跟隔壁一个空荡荡的仓库合并。看上去就像一个1900年的四星级酒店，怎么看也不像是养老院。

我发现雅各布・佩里在三楼有自己的房间。（玛丽对养老院的一项翻新便是安装了电梯）玛丽向他介绍，并解释我前来采访他的原因——丹是名小说家，准备写一本与南极有关的书，听说了杰克的事，她如是说——佩里先生邀我进去。

房间和老人似乎很搭调。佩里的房间很大，屋子里有张双人床，整理得十分利索，往窗外望去，掠过屋顶和小镇低矮的商场，北边便是群山和格兰德台地。高至天花板的书架上满满当当地放着硬皮书，我注意到许多书都是介绍世界各地的山脉的，书架上还有不少纪念品：卷在一起的老式登山绳、北极探险者经常佩戴的克罗克斯玻璃护目镜、一个破损的皮质摩托车头盔、一个老式的柯达相机，还有一把旧冰镐，木柄要比现代的冰镐长得多。

至于杰克・佩里，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有八十九岁的高龄了。

当然，岁月在他身上有了明显的痕迹，过去近九十年的岁月压得他的脊椎有点儿弯曲、变形，让他矮了一两英寸[3]，但他的身高仍然超过6英尺[4]。他穿着一件短袖斜纹粗棉布衬衣，我发现他的二头肌也因为年龄的关系萎缩了，但它们仍然十分健硕强壮。尽管岁月不饶人，但他的上半身依旧充满力量，呈倒三角形，看起来孔武有力，看来当年没少锻炼过。

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他左手的小指和食指不见了。看起来像是旧伤了，指关节骨头残根上的肉已经变成棕色，跟他手上其他部分和前臂上的皮肤一样饱经沧桑。尽管如此，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手的灵活性。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佩里先生还玩起了两根细细的皮鞋带，每根都有18英寸长，我惊讶地发现他能系很复杂的结，一只手拿着一根绳子，两只手同时打结。那样的结应该是航海结或是专业攀岩结，而我用两只手都没办法打出这样的结来，再借我支童子军也不行。佩里先生无所事事地打着手中的结，均是单手完成，接着他又心不在焉地用左手剩下的两根手指和大拇指把结解开。看起来像是老习惯了，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既没有注意完成的结，也没有注意打结的过程。

我们握手时，我感觉我的手指消失在了他那双有劲的大手里。不过，他可没像地头蛇那样，想故意给我个下马威，用力捏我的手。他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他的脸在高纬度和空气稀薄的日光下晒过多年，紫外线已经进入他的表皮细胞——让伤疤留下了永久的褐斑，而在这些褐色的伤疤中，还有一些可能是做黑素瘤小手术时留下的。

老人仍然有头发，只是剪得特别短。我能透过他那稀松的白发看到褐色的头皮。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了两排牙齿，只是下面和后面掉了两三颗而已。

佩里那双湛蓝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那双眼睛似乎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全然没有快九十岁的人那种浑浊、无神的感觉。佩里的蓝眼睛充满好奇，眼神专注、勇敢无畏，像是有几分……孩子气。我跟初出茅庐的作者一起合作时，无论他们多大，都会提醒他们，描述笔下角色时，不要跟电影明星或者名人比较。这样的方法是偷懒，也会耗费时间，实在老套。不过，我当时没办法向妻子卡伦描绘佩里先生的那双湛蓝的眼睛。五年后，我们一起观看电影《皇家赌场》，那是新的007系列电影的第一部，丹尼尔・克雷格饰演詹姆斯・邦德，我当时兴奋地小声说：“看，佩里先生那双湛蓝的眼睛就有那么蓝。事实上，丹尼尔・克雷格活脱脱就是一个年轻版的佩里。”

卡伦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瞥了我一眼，说：“嘘。”

再回到1991年，我在德尔塔的特护养老院时，不知为何，我非常羡慕佩里架上和桌上的那些老古董，一时半会儿没有回过神来，才发现角落里放置了一个长木柄冰镐和一些石头样品。他后来告诉我，这些是从各种不同的山峰下收集来的。架子上还有被岁月侵蚀后失去光泽的黑白照片，以及一台小型照相机——那是一款柯达相机，拍照之前需要展开，十分古老，但并未生锈，看起来保管得极好。

“里面还有胶卷……有些年头了，”佩里先生说，“但从没冲洗过。”

我摸着那个小相机，转身看着老人。“难道你不想看看里面的照片吗？”

佩里先生摇摇头。“照片不是我拍的。事实上，这个照相机不是我的。但德尔塔那个药房老板说里面的胶卷也许仍然能够冲洗出来。也许有一天我想看看里面的照片。”他向我指了指内置式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我看到桌子上散落着一些颇为用心的画作，画的是植物、岩石和树。

“我很久没接受过采访了。”佩里先生说，脸上像是露出自嘲的笑，“即便是在几十年前，我在媒体面前几乎也没话说。”

我以为他在谈论1934年伯德的那次探险。我搞错了，真是蠢得可以，而且，我当时甚至没有去求证。如果我有记者最基本的刨根究底的本能，那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这本书都会大为不同。

我居然又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谦虚地说（对我这么一个自我主义者来说，确实如此）：“我很少采访别人。我自己写书通常都会求助图书馆，包括那些学术图书馆。你介意我记笔记吗？”

“请便，”佩里先生说，“你只对我在1933年到1934年间跟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感兴趣吗？”

“是的，”我说，“我很想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悬疑惊悚小说。你若能跟我说说南极的探险故事，肯定会对我有帮助。特别是那种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佩里又笑了，“惊悚小说？除了寒冷、黑暗和孤独外，你的小说中会有邪灵之类的元素吗？”

我微微一笑，但不由得有些尴尬。如果没有冗长的文字为背景，书中的情节往往会很荒谬。说实话，有些情节即便将背景交代清楚了，也会显得很愚蠢。没错，我想过在书里安排一些恐惧的大家伙，让它们去追赶、杀戮，然后吃掉书中的角色。只不过我还没将这种恐怖的家伙设定好。

“差不多吧，”我承认道，“就是那种大家伙，会让主人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玩意儿，比如从又黑又冷的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东西。那玩意儿会将爪子伸向主人公的南极小屋，或者被冻住的船等等。反正就是那种饥肠辘辘的怪物。”

“比如杀人企鹅。”佩里建议道。

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虽然我的妻子、经纪人、编辑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每次，我说会写一本南极惊悚小说时，他们都会问：“写什么呀，丹？你书中的怪物是那种身形巨大、变异的杀人企鹅吗？”这点子够烂的，大家都想一块儿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承认，我真想过把它设计成大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