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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那年十月，在马洛里和欧文正式的追悼会结束后，我们拜访了1924年珠峰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F.诺顿上校，医务官R.W.G.辛斯顿，霍华德・T.萨默维尔医生，约翰・B.诺尔上尉，以及诺尔・E.奥德尔，后面三个人是理查的好友。登山队的这些前领导人和成员将参加皇家地理协会在肯辛顿・戈尔一号街举行的登山俱乐部会议，我们被安排到星期六下午在地图室跟他们见面。
“我希望他们能在入口处留下口讯。”我说，这不，我们从肯辛顿花园对面的出租车下来，黄昏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艾尔伯特音乐厅的大圆顶赫然耸立在皇家地理协会的砖砌建筑上。日落时分，林荫大道对面树木林林总总，圆顶反射的光让十月的树叶像是着火一般。”
“我是会员。”理查说，“去地图室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和J.C.互相看了一眼。
除了院子外墙壁龛上放有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的半身像外，根本无从得知这栋爬满藤蔓的建筑是地理学者和探险家的大本营。
进入里面，有人接过我们的帽子和外套，一个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满头银发的老人说：“迪肯先生，欢迎回来。好久没在这里见到尊驾了。”
“谢谢，詹姆斯。”理查说，“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诺顿上校等人已经在地图室等我们了。”
“是的，先生。会议刚刚结束几分钟，五个人正在地图室里面的娱乐室等你。要我陪你去吗，先生？”
“我们自己去就可以了，谢谢你，詹姆斯。”宽宽的走廊地板上刷着亮漆，还摆放着玻璃橱，我真想像在教堂里那样小声说话，但理查说话的声调就跟在外面一样。
地图室很漂亮，夹楼里堆了不少皮封书，长桌子上的地图摆放在木制的楔形展柜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估摸着一名杂技演员能踩在地球仪上一路滚到肯辛顿大道，但我并没有被那个大地球仪吸引。主室的一侧是一栋1875年的建筑，玄关上装有许多窗户，一个点着的壁炉镶嵌在墙里。我们走近时，辛斯顿、诺尔、诺顿、萨默维尔和奥德尔朝我们走了过来，理查介绍了我和J.C.，我们三个坐在面对壁炉成拱形排列的最后几张皮椅上。夕阳透过我们背后的窗户射了进来，发出柔和的金光。
理查介绍以及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本人，但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各种探险的照片都有出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留着户外运动员特有的大胡子——或者至少也是留着奔放的络腮胡，而现在，他们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除了萨默维尔先生和辛斯顿医生等人，他们的胡须也修剪得十分整齐），要是我跟他们在街上擦身而过，我估计没办法认出他们。
爱德华・菲利克斯“泰迪”・诺顿上校个子奇高，我身高为6英尺2英寸，他至少比我高一两英寸，我发现他身上的一切，比如沉静自如的做派、冷峻的眼神，将他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理查德・辛斯顿医生三十七岁，身材颀长，他并非登山者（在1924年的探险中，他既是医生，也是一名博物学家），但我知道他也曾去过北坳的四号营地，照顾患上雪盲的诺顿和其他身体有恙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医生曾在法国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非服役，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辛斯顿也许不是登山者，但我十分敬重他。
理查向我介绍了西奥多・霍华德・萨默维尔，这位叫霍华德的也是位医生，还曾是位传教士，但他的体格健壮得像搬运工。理查告诉我们，自从1922年珠峰探险以来，萨默维尔从来没真正返回过英国，自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印度南部的尼约尔担任传教医生。萨默维尔现在待在伦敦只是为了参加马洛里和欧文的悼念活动，以及这次登山俱乐部和皇家地理协会举行的会议和宴会。
萨默维尔长相英俊，即使没有他在西藏拍的照片上蓄的浓黑胡须，他卷曲的头发、晒得黝黑的脸，富有表现力的黑色眉毛，以及他脸上突然出现的灿烂笑容，都让他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但其实他并不是这种人。理查几乎从来没提及他的战争经历，但去年我们在阿尔卑斯一座山峰露营时，他跟我们说过萨默维尔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在手术帐篷里救助伤兵时，变成了虔诚的和平主义者。那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早上，当时只有他和另外四名医生，却有数千名伤兵等着救援，有许多人都是致命伤，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理查说萨默维尔曾跟他说，帐篷外面鲜血淋漓的担架和雨披上还躺着好几百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哪怕耽搁一分一秒的治疗都有可能让他们送命，但没有一个伤兵要求优先治疗。一个人也没有。
我握着萨默维尔的手，他的手长满老茧，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略显粗糙，看着他清澈的双眸，我总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躁动的灵魂瞬间变得安宁。理查还告诉我们，萨默维尔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教条。“基督教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真正受到审判。”萨默维尔曾经跟理查这样说，那是1922年的一次探险中，他们待在一个两人帐篷里，帐篷则搭建在一个白雪皑皑的高隘口上。
约翰・诺尔上尉是个瘦子，脸上布满皱纹，眼眶深陷，眼神焦虑不已。也许原因在于此：在1924年的探险中，诺尔拿出8000英镑，承担那次探险的全部费用，以此换取所有的胶卷和照片，他们甚至还带了特别设计的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上到北坳那么高的地方，拍摄登顶者的远景，不过前提是马洛里和欧文得登上珠峰。去年春天，他甚至带了一个用作暗房的帐篷到珠峰大本营，还付钱请了不少人携带洗出来的照片从珠峰跑到大吉岭，然后将照片邮寄给伦敦的大报纸。现在，他正在发行他最主要的电影《珠峰史诗》，但因为马洛里和欧文最后的行踪几乎都被云层遮住了——至少他们在北坳的行踪没被发现，人们在私下里说诺尔上尉对影片的结尾很不满意。除非诺尔的电影能在英美两国引起轰动，否则这个可怜的人那8000英镑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
我看着奥德尔，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在1924年这样一个秋天的晚上心神不宁。
约翰・诺尔上尉是最后一个收到乔治・马洛里信笺的，但我们今天晚上问候的最后一个人，既是地质学家，又是登山者，理查的这位特殊朋友，诺尔・奥德尔将永远是最后一个见过马洛里和欧文活着的人。
马洛里和欧文试图从六号营地危险的帐篷撤回的前一天晚上，奥德尔曾经孤身一身待在五号营地。他一个人前往六号营地的那天本来最适合登顶。那天晚上12点50分，奥德尔在26,000英尺的高度爬上了一个100英尺高的峭壁。那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马洛尔和欧文在靠近最后一个金字塔底下的山脊上。”
马洛里和欧文追悼会刚刚结束没几天，登山俱乐部会议人满为患，里面传出的消息令整个英国哗然，很多登山者，甚至包括同一个探险队的同伴都质疑奥德尔“亲眼目睹”之事。马洛里和欧文真会如奥德尔所述那样，他们会在下午12点50分就登上了所谓的“第三台阶”，把身影留在珠峰顶上白雪皑皑的三角岩上吗？这是有可能的，但似乎很值得怀疑。即使他们带了氧气瓶，这样的登山速度也令人瞠目。不可能，有人争辩道，奥德尔肯定只是看到他们在第二台阶攀登。绝无可能，另外一些离着珠峰十万八千里的专家也说，那时天色尚早，马洛里和欧文只可能在第一台阶，奥德尔肯定搞错了，尽管他有照片和地形图为证，说明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被山脊和山体挡住视线，看不到第一台阶。但是，当时云仅仅散开了一分钟，他只能瞥见两个影子正在爬山，视线很快变得模糊了，当然，前提是那两个影子是人的话（但很多登山家都认为那只是雪地上的两块石头而已）。
我们全都坐了下来，另外一名打着白色领带，穿着燕尾服的侍应依照我们的吩咐，拿来了威士忌，这时，诺顿上校打破了沉默。
“见到你真高兴，理查。真是抱歉，我们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登山俱乐部正式的晚宴就要开始了。既然你是皇家地理协会的会员，以前还是探险队成员，我们给你找个房间自然也没问题……”
理查挥手示意不必了。“我今天都没穿正装来，泰迪，而且也不合适。我就不参加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是想问你们几个问题，问完就走。”
我们的酒水很快呈了上来，纯的威士忌，琥珀色，在雪莉酒桶里盛放了十八年之久。喝下去的时候感觉暖暖的。我的手没有哆嗦，但我总觉得会把持不住似的。我还意识到，我将来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跟一群令人敬仰的世界级登山家共处一室，这可能正是我紧张的原因。我并不害怕去攀登珠峰，但站在这群世界闻名的登山家面前，想到他们也有此雄心却未完成宿命，我不由得感到恐惧。
“应该是关于马洛里和欧文的事吧？”诺顿对理查说，我觉得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冷漠。过去四个月以来，他们这些人被多少次问过有关“两位英雄”失踪的事？
“不是的。”理查说，“今年夏天，我拜访了布罗姆利夫人，答应她尽我所能帮她找到失踪的儿子。”
“你是说年轻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电影制作人诺尔说，“我们怎么帮她？布罗姆利又没跟我们在一起，这你知道的，理查。”
“我好像记得他是从大吉岭出发的，跟你一起到了绒布。”理查抿了一口威士忌，那张犀利的脸被我旁边的炉火照得轮廓分明。
“他没跟我们在一起，理查。”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他在我们后面，就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坐着一匹藏马，带着一头驮着装备的骡子。一直落后我们一两天。后来，他追上了我们，还看了我们的营地……对吧，约翰？”他问电影制作人诺尔，“好像来过三次吧？”
“我记得是两次。”诺尔说，“第一次是在康巴镇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睡了三晚。最后一次是在协格尔镇，后来我们往南朝绒布寺和绒布冰川去了。我们在协格尔镇待了两晚。小布罗姆利好像在每个地方露宿都不会超过一晚。他有一个简易的温伯尔帐篷，是那种更小、更轻便的帐篷。”
“他不会走在你们前头吧？”让-克洛德说，他正美美地喝着威士忌，“我是说，你们会在一个地方待了好几个晚上，而布罗姆利却只会露营一个晚上……”
“呵呵，”辛斯顿医生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是这样的……布罗姆利好像还往岔路走了。比如，我们在江嘎镇待了两晚后，他往南沿年楚河走了一段距离，可能是想在低处的山峰上欣赏一下珠峰的风景吧。总之，等我们到达协格尔镇的时候，他又落在了我们后面。”
“最奇怪的是，”诺顿上校说，“无论小布罗姆利勋爵什么时候来营地里看望我们，他都会带上自己的食物和饮料。我们想要款待他，可他根本不买账，其实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后来还剩好多罐装食品，就那么扔那儿了。”
“这样看来他带去的补给品挺多的？”理查问道。
“如果周末去林肯郡露营倒是够了。”约翰・诺尔说，“要是单枪匹马闯西藏的话，肯定不够。”
“没有正式批准，他怎么能单独前往那里呢？”我脱口问道，感到脸都红了，就跟我肚子里的威士忌一样烫。我今晚本来不打算说话的。
“问得好，佩里先生，”诺顿上校说，“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卫兵会检查我们的文件，所以，我们觉得布罗姆利勋爵肯定拿到了正式的批准文件，也许是通过孟加拉政府拿到的。布罗姆利在大吉岭附近的茶园，现在属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了，他们跟藏人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跟孟加拉和锡金的管事的人也一直挺要好。”
“我骑马去过布罗姆利勋爵的营地一两次，”诺尔・奥德尔说，“当时探险才刚刚开始，就在我们翻过加里普山隘口进入西藏后不久。小珀西瓦尔看起来挺喜欢独处，对我的来访不温不火，但等到我坐在他的火边时，他看起来又相当友好。我很担心他的健康，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得了痢疾，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但布罗姆利的情况却非常好。每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都很好，精神劲儿十足。”
“他跟着你们从协格尔镇到达绒布冰川脚下的大本营吗？”理查问道。
“当然不是啦。”诺顿上校说，“我们转向南边，朝珠峰去的时候，布罗姆利继续往东，走了12英里到15英里去了定日镇。后来我们再没见过面。感觉他打算过了定日镇，继续往东走。你也知道，理查，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勘探过。我记得1922年你跟我们去过那里，当年，就折腾得够呛。”
“是的。”理查答道，也没再详述当时的情况。
“当初在他们家族的茶园时，”辛斯顿医生说，“我感觉小布罗姆利去西藏是跟人见面的。感觉他带的食物和装备只够走到协格尔镇那头某个地方，去那个约会地点似的。”
“那他的登山装备呢？”理查问道，“布鲁诺・西吉尔曾经告诉德国媒体，布罗姆利爵士和另外一个人是在珠峰上葬身雪崩中。你们有没有看到布罗姆利勋爵带了登山装备？”
“带了些绳子，”诺顿说，“在西藏，绳子总能派得上用场。但他带的绳子不多，攀登珠峰肯定不行……而且食物也不多，没有帐篷，没有普里默斯气化炉，甚至没有足够多的东西上三号营地……肯定没办法上到北坳……更别说上到五号营地或者登上北壁了。”
“这个叫布鲁诺・西吉尔的……”理查说。
“是个骗子，”诺顿上校说，“对不起，理查，我不想这么无礼的。但是，西吉尔跟媒体说的一切全是一派胡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