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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
距离司马光废除这些变法,也过去了四十一年;
距离另一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这场变法,三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们能够多活一些年头,看到公元1127年的惨剧,那么,王安石可能会责问司马光和苏东坡: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变法图强?
而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诗人苏东坡,很有可能会一起痛斥享有伟大文学家与政治家盛誉的王安石: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祸!
据说,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于最高的一类;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对其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王安石的名字,曾经一度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各类传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当时,正值中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退,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类似的声音不绝如缕。
相当多的人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象“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赋予新鲜的含义。“伟大”二字,时常被冠之于这三个字前面。王安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到达高峰。
20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则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时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人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似乎不需要怀疑,他在诗、文、词上均“绝妙一时”,梁启超认为,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仅仅是有宋一代,“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
一句“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简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负的写照。酣畅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胜过万语千言。
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又已经引出后代直到今天不计其数的考据与赏析文字来。
“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用一位当代学者的话说,王安石“坚持艺术的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诗文,为大宋帝国的文化事业,“抹上了一层灿烂的异彩。”这一点,是那些在政治上彻底厌恶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除了推测,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一些干巴巴的附着物可以想见且可疑。从宋代风俗史所描绘的饮食习惯上,我们知道,开封的蟹黄馒首与鹌鹑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们喜爱的名小吃,当时人们比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猪肉、鸡、鹅、鱼、虾、蟹、螺、蔬菜和奶制品等,调味料常用的已经包括葱、蒜——可能是我们今天吃的土蒜、姜、酱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饮用量极大。有一种说法认为,宋代所谓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们所说的花椒,故而当时所指称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们今天吃的辣椒,原产于南美洲。这种说法认为,南美洲的物种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传入我国,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没有资料表明王安石属于此天生丽质一类。于是,这种饮食习惯和上述卫生习惯相结合,产生的后果可以想见。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导致了另有记载说: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
我们所能找到对此提出质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位快三十岁才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从见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对名声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后来,发展为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绝。为此,老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他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博取不流俗的名声,其中,一定隐藏着绝大的奸恶狡诈,属于那种为害国家的大奸大恶之类。
显然,如果仅从这一点上判断,苏洵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古今中外此类人士并不是绝无仅有,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无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时间,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国正统的人士里面,的确有一种人,他们非常像北京人所说的那种“事儿妈”。其特点是,特别喜欢把一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爱好情趣一类,和国家、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使屁大的一点事情变得无穷大。
王安石的反应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来,他手中的权力极大时,也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与苏洵老先生特别过不去的举动。
另外一位提出怀疑的人,则是王安石无法不予理睬的了。这个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大宋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包公包青天的故事整个发生在他当皇帝期间。这位皇帝真正忠实地执行了先祖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帝国的文化之树根深叶茂,结下硕大的果实。苏轼、苏辙二人考中进士,这位皇帝看了兄弟俩的文章后,极为兴奋,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说是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北宋时期,诗坛、词坛、文坛最辉煌灿烂的星座,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升上浩瀚星空的。这一切,肯定与仁宗皇帝的仁慈、宽厚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他也曾经做过一件摧残文化人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柳永身上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起来很好玩,但是,对于当事者却相当残忍。这位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艺术灵性与才华的词人,写了太多好词,偏偏一首落第后发牢骚的《鹤冲天》,被皇帝抓住了。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等到倒霉的词人真的考中进士后,皇帝恨其轻佻,大笔一挥,说是:“要这浮名做甚?且去浅斟低唱。”搞得我们这位大词人一辈子没能捞到一个像样的官做,只好混到伎馆行院的漂亮女孩子堆里,自称是“奉旨填词”。最后,连最善于考证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费尽心机,居然都考证不出这位成就卓著的大艺术家的生卒年代。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仁宗皇帝毕竟还是缺少一点文化赞助者的雅量与幽默感,从而为后人所诟病。
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曾经相当欣赏,多次准备提拔他的官职,都被王安石谢绝了。这是导致王安石名声极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谜团。但是,当王安石以一位官声极佳的地方官,真的来到京城时,仁宗皇帝很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一些臣子,当时,做了一个轻松的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提议,大家兴致勃勃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张台子前,在沉思中,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最后,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他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这使皇帝认定,此人是一个虚伪矫情的伪君子。皇帝的理由是:一个人可以不喜欢钓鱼,也可能会在漫不经心中错吃了几粒鱼饵,但他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吃掉整整一盘子鱼饵。我们知道,在西方文化史中,时常会记载一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时,做出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举动。对此,只能由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仁宗皇帝在将王安石召回京城时,一个极大的可能是要委之以重任的。但是,在二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况下,王安石事实上是被冷处理了。这从他精心撰写的“万言书”呈交皇帝后,便无声无息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其起因,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莫名其妙的“鱼饵”事件。
有一次,王安石的朋友与王安石的夫人谈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无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欢吃什么菜。那位朋友认为很奇怪,他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肉丝。
在衣着上也大致如此。一次洗澡时,王安石的一个朋友用一件干净的衣袍,换走了王安石的脏衣服。想看看他如何反应。谁知,王安石根本不反应,穿上就是。人家问他穿的谁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经换过了。
从这些事例判断,将此人的此类举止作为心理分析的对象,感觉上好像比作为道德批判或者价值批判的对象,来得更合适一些似的。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
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安石听,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
王安石少好读书,而且“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书记载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就是说,这是一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对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有资料显示,安石虽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亲一生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吏,需要供养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状况相当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经成年之后,大约十八九岁时,还时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为食。这种青春成长期反差较大的情形,可能对于我们了解此人特立独行的性情,会有所帮助。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安石二十二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
用现代的眼光判断,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别适合成为某种艺术流派、社会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领袖。
使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约莫过于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
按照帝国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清要之馆职,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迁,甚至成为执政、宰相的,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即。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人们所艳羡。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此段经历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当代学者认为,王安石属于那种只能当一把手的人。他宁为鸡头,不做豹尾,因此,遇事极难与人合作。从历史记载上看,他的同僚、属下和上级对此均颇有烦言。于是,他不愿过早地与那些树大根深的朝中大佬过招。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判断,或许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职责所在,是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三司下面有三个部:盐铁、户部、度支。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度支则掌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三司使地位崇高,有“计相”之称;下设三个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时,安石名满天下,被视为奇才。人们普遍认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