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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把一切都弄错了。怎么解释呢？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可以让一切都对自己不利，比如说，经受了三次打击，或二十次打击，结果却没事。他们可以在早年犯点小错，比方在二年级时弄脏了裤子之类的，然后一辈子都住在一个任何事都不会被忘记的地方，就像我们的小镇（任何小镇，实际上，任何小镇都是这样的地方），却能成功应对，证明自己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还能发自真心地宣称自己根本不想住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
另一些人则不一样。他们不搬走，但你希望他们搬走。那是为了他们自己好，你可能会说。无论年轻时开始为自己挖了一个什么坑——而且绝不像弄脏裤子这么明显——他们都会继续下去，一直不停地挖，如果别人有可能注意不到，他们甚至会挖得更加卖力夸张。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有咨询师可以随时求助。充满了善意和理解。我们被告知，生活对某些人来说更为艰难。那不是他们的错，即使打击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受到打击的人，又或者没有受到打击的人，对真实的和想象的打击的感受同样强烈。
但如果你愿意，一切都有可能变成好事。
不管怎样，奥奈达不和我们其他人一起上学。我的意思是，我们那所学校不可能为她将来的生活做任何准备。她上了一所女校，一所私立学校，以前我可能知道学校的名字，但现在不记得了。即使夏天她也不经常住在镇上。我相信她家在锡姆科湖边另有住处。他们很有钱，事实上，太有钱了，他们和镇上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富人，都不是一类人。
奥奈达在那时是个不同寻常的名字——现在仍然是——在我们那儿并不时兴。后来我发现，那是印第安人的名字。可能是她妈妈取的。奥奈达的妈妈在她十几岁时就去世了。我相信她爸爸叫她艾达。
我曾经有所有的文件，当时为了研究小镇历史而找来的一堆堆的文件。但即使在这些文件里也有无法填补的空白。没有关于财富如何消失的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也没有这个需要。当时人们的口耳相传完全达到了这个目的。倒是没人去想，随着时间流逝，传言又是如何消失不见的。
艾达的父亲经营银行。即便是那个时候银行家也经常更换，我猜是为了不让他们和客户的关系过于亲近。但是詹特森家族在镇上随心所欲的时间太长了，任何规则对他们而言都不重要，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毫无疑问，贺拉斯·詹特森看上去就是天生的掌权者。浓密的白色胡须——虽然从照片资料上看，一战之前就已经不时兴留胡子了——身材高大，大腹便便，表情严肃庄重。
在艰难的三十年代，人们的点子依然层出不穷。监狱被用来收容沿着铁轨闲荡的流浪汉，但你可以肯定，甚至在他们当中也有人怀揣着一定会让自己变成百万富翁的奇想。
那个时候一百万就是一百万。
然而，那天走进银行去和贺拉斯·詹特森谈的并不是什么铁路上的流浪汉。没人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也许是一个陌生人或者几个朋友的朋友。穿着讲究，看上去挺可靠。一定是这样。贺拉斯重视外貌，但他不是傻瓜，尽管也许他发觉情况不妙的速度没那么快。
那个项目是复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的蒸汽动力汽车。贺拉斯·詹特森本人也许就有一辆，而且喜欢这种汽车。当然，新型号的汽车经过了改良，优点是经济合算，噪音较小。
我不太清楚具体的细节，当时我还在上中学。但我能想象，消息被传了出去，有人嘲笑，有人热心，传闻说一些从多伦多或温莎或基秦纳来的企业家准备在当地开始干起来了。都是些能人，人们说。其他人则会问他们是否有资金支持。
他们确实有资金支持，因为银行提供了贷款。这是詹特森的决定。但大家不太清楚他是否把自己的钱也投了进去。他也许这么做了，但后来他被揭发非法动用银行储备金，他本以为自己一定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还回去。也许那时法律规定并不那么严厉。他们确实雇用了工人，车马出租所也被清理干净，作为他们的经营场所。关于这一段我记得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我中学毕业了，必须考虑工作挣钱，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有些口吃，即使兔唇已经缝合，我也不可能从事需要说很多话的工作，因此我勉强做了会计，这意味着要离家去戈德里奇镇的一所机构实习。等我回到家，曾经反对蒸汽动力汽车计划的人已经在用蔑视的口吻谈论这件事了，而那些一度支持的人则缄口不言。从外面来的全力促成此事的人不见了踪影。
银行损失了一大笔钱。
人们不认为这是欺诈，而认为是经营不善。有人必须受到惩罚。任何普通经理都会被解雇，但因为那是贺拉斯·詹特森，所以他没有被打发走。但他的结果几乎更糟糕。他被调到高速公路以北大约六英里处一座叫霍克斯伯格的小村子担任银行经理。在此之前那里根本没有经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那里只有一个主管出纳和一个普通出纳，都是女人。
当然他可以拒绝，但人们认为，骄傲让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骄傲让他选择每天早晨乘车去往六英里以外，坐在用涂了漆的木板做的半截隔墙后面，那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办公室。他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直到下班被接回家。
接送他上下班的是他的女儿。在开车接送他的这些年里她从艾达变成了奥奈达。她终于有事可做了。但她并不管理家务，因为他们不能让伯奇太太走。这是一种说法。另一个可能是他们一向付给伯奇太太的工资太少，如果他们确曾考虑过让她走的话，她离开之后只能去贫民院。
如果让我想象奥奈达和她父亲往返于家里和霍克斯伯格村的情景，我能看见他坐在后排座位，而她坐在前面，像一个司机。也许因为他体型过于庞大，不能坐在她身边。也许因为他的胡须需要空间。我没觉得这样的安排会让奥奈达看上去压抑或不高兴，也没觉得她爸爸会看上去不高兴。他所有的是尊严，许许多多的尊严。而她所有的是不同的东西。当她走进一家商店，甚至只在大街上走过时，似乎她身边会清理出一小块空间，随时准备容纳她可能想要的东西或她可能表达的问候。那时她看上去会有些紧张慌乱，但同时又优雅谦逊，做好了嘲笑自己或当时情境的准备。当然，她有健康的骨架、伶俐的相貌、令人赞叹的漂亮的皮肤和头发。因此，我竟然为她感到遗憾，为她总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和轻信而感到遗憾，这可能看上去有些奇怪。
想象一下，我，感到遗憾。
战争开始了，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流浪汉不再跟着火车走。工作机会开始涌现，年轻人不再四处寻找工作或搭顺风车，而是穿着灰蓝色或卡其色的军装出现在各个地方。妈妈说我的情况让我很走运，我相信她是对的，但告诉她别在外面这么说。我已经完成了实习，从戈德里奇镇回到家里，并且立即在克莱布斯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当然可以说，事实也可能正是如此，我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我妈妈在那里的纺织品部工作，但也因为正巧年轻的经理肯尼·克莱布斯离开岗位参加了空军，在训练飞行时牺牲了。
类似的令人震惊的事时有发生，但到处都充满了令人愉悦的活力，人们的口袋里都有钱。我感到自己被切断了与同龄人的联系，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还有其他人和我处境相同。农民的儿子被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他们需要照料庄稼和牲畜。我知道有些人尽管家中有雇工干活，还是接受了豁免。我也知道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服兵役，那就是个笑话。我准备回答我得照料账簿。先是克莱布斯百货公司的账，很快还有其他公司的账。得照料着那些数字。当时人们还不太能接受女人做这个工作。即使到了战争结束时还是这样，那时女人做会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人们仍然相信，真正可靠的工作需要男人来做。
有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兔唇——已经收拾得很像样，虽然不是很巧妙——和有些怪但却能听得懂的发音足以让人们认为我可以待在家里？我一定收到了通知，我一定到医生那里开了豁免证明。只不过我不记得了。是不是我已经太习惯于被排除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之外，所以我完全以为接受豁免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
虽然我让妈妈在某些事情上保持沉默，但她的话通常对我没什么影响。她总是看着光明的一面。我知道一些其他事情，但不是从她那里知道的。我知道因为我，她不敢再要其他孩子了，她还失去了一个曾经对她感兴趣的男人，当她告诉他我的情况时。但是我没有想过要为我们自己感到遗憾。我并不想念我还没有见面就死去的父亲，或者如果我不是这副样子可能会有的女友，或者走向战场时短暂的昂首阔步。
妈妈和我有晚饭时喜欢吃的菜，有喜欢听的广播节目，我们睡觉前总是听BBC海外新闻。国王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时妈妈的眼睛总是会亮起来。我带妈妈去看《忠勇之家》，她也被这部电影打动。我们的生活之中充满了戏剧，虚构的和真实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王室成员的勇敢表现，夜复一夜对伦敦的轰炸，仍然敲响的大本钟宣布着严肃的消息。船只在海上失踪，最糟糕的是，一只民用船，一艘轮渡，在加拿大和纽芬兰之间沉没，在如此靠近我们海岸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于是在镇上的街道散步。我无法不去想那些沉到海底的人们。老女人，像妈妈一样上了年纪的妇女，手中紧紧抓着编织物。某个因为牙疼而烦恼的孩子。其他在沉船前半小时还在抱怨晕船的人。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半是恐惧半是——我所能找到的最贴近的描述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兴奋。一切都被吹走了，所有人都变得平等——我不得不说——突然之间，和我一样的人，比我更艰难的人，以及那些普通人，大家都变得平等。
当然，在战争后期，当我已经习惯于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种感觉消失了。健康的光屁股，又老又瘦的光屁股，所有人都被赶进了毒气室。
或者，如果那种感觉并没有完全消失，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把它压下去。
那些年里我一定遇见过奥奈达，并且一直了解她的生活。不可能不如此。她父亲在欧洲胜利日前去世，葬礼和庆典尴尬地混淆在一起。我妈妈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去世，就在投原子弹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妈妈死亡的方式更令人惊愕，她是在公共场合，在工作的时候去世的，此前她刚说了一句：“我要坐下来了。”
在奥奈达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很少有人看见他或者听说他的消息。霍克斯伯格村装模作样的工作已经结束，但奥奈达似乎比以前更忙了。或许那时你就是感觉你碰到的每个人都很忙，要弄清各种配给票证簿的使用情况，寄信去前线，告诉别人他们从前线收到的回信中写了些什么。
就奥奈达而言，她需要照看那座现在由她一个人操持的大房子。
一天，她在大街上截住我，说她想听听我关于卖房子的意见。那座房子。我说我真不是她应该商量这件事的人。她说也许不是，但是她了解我。当然，她对我的了解并不比对镇上任何其他人的了解更多，但她仍然坚持，并且到我家里来进一步商量这件事。她很欣赏我刷漆的成果，还有对家具的重新摆放，她说这些改变一定可以帮助我摆脱对妈妈的思念。
没错，但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我不习惯招待客人，因此没有请她吃茶点，只给她提了一些关于卖房子的严肃的告诫性建议，并且不断提醒她我不是专家。
后来她急不可待地行动起来，把我所说的全都抛在了脑后。她把房子卖给了第一个出价的人，主要是因为那个买家不停地说他多么喜欢这个地方，盼望在里面组建家庭，生儿育女。他是镇上我最不信任的人，有没有孩子都一样，而且他的出价低得可怜。我得告诉她这个情况。我说孩子会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她说孩子就应该这样。乒乒乓乓地到处乱跑，和她小时候截然相反。事实上，孩子们没有机会这么做，因为那个买家把房子拆了，盖起了一栋公寓楼，四层楼高，带电梯，庭院被改成了停车场。这是这座小镇盖起来的第一座真正的公寓楼。这一切开始的时候，她在惊愕之中来看我，想知道她是否能做些什么——让有关部门宣布这是文物建筑，或者起诉买家，告他没有遵守口头协定，或者别的什么。她感到非常惊讶，一个人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一个定期去教堂的人。
“我都不会那么做，”她说，“而我只在圣诞节时去教堂。”
然后她摇摇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个傻瓜，”她说，“我应该听你的话的，是不是？”
此时她住在租来的半栋体面的房子里，但抱怨说眼睛只能看见街对面的那栋房子。
仿佛大多数人所能看见的不是那栋房子似的，但我没有说。
后来所有公寓套房都完工之后，她却搬了回去，住进其中一套公寓房，在顶楼。我知道她并没有得到房租优惠，也没有要求优惠。她已经不再对房主抱有恶感，反而对窗外的风景和地下室的洗衣房赞叹不已，她每次去那里洗衣服都用硬币付钱。
“我正在学习节约，”她说，“不再想洗点儿什么就随时扔进洗衣机里。”
“毕竟，让这个世界运转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她这样说那个不择手段的家伙。她邀请我去她家看风景，但我找借口没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