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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1</h5>
尽管葡萄园历尽磨难，但最初的担心总算没有了——原来最挠头的葡萄销路，由于有了豪爽汉子武早，几乎已经不成为问题。不仅销售稳定，而且还可以卖最高的价钱。用武早的话说，我们的葡萄园出产的葡萄是最优质的，他是秉公办事。
武早成了葡萄园的常客。这里已经成为他远游的一个根据地。每次打猎他都把摩托车放在这儿，如果有时间，总是由我或拐子四哥陪伴他。虽然如此，他还是很难从那种绝望的情绪里摆脱出来——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回忆起象兰就万念俱灰，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他说：
“我跟你讲过，有一天我要把她领到你的园子里来。那时候你见识见识吧。我相信你从来也没有见过她那样的人。那真是个没法捉摸的小怪人儿……到时候再看吧。”
我只能应付着他的话。说实话，就我对象兰的一知半解而言，我决不会喜欢这个人的。当然我们的园子也不会拒绝她，我们这里可以结识各种各样的人。真像他说的那样，这个女人到底又有什么好留恋的？当今之世类似的轻浮男女数不胜数，在他那儿怎么就成了一件千追万寻的宝物？不过总让我心里纳闷的是：这只是一个放荡的四十岁女人而已，竟使一位豪迈英俊的大汉如此迷恋，不能自拔。我不愿意得罪武早，更不愿让他失望。我只好说：“那是的，当然一定是的。”
武早是我们葡萄园的救星，也是我在这个平原上所遇到的真正不同凡响的一个人物。我不仅指他的见多识广，也不是指他涉足艺术，而是因为我的确发现了一个极有趣味的人。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人感到枯燥的人。这样的人在茫茫人海里实在难得一遇。像很多优秀人物一样，他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神经质，整个人敏感得很。我渐渐相信与他的交往绝不仅仅是建立在一种世俗的需要上，不只是为了我们的葡萄园。当然我们极其需要他，而他也需要我们，他需要一种安慰，一种谅解。一个人在他的特殊时刻里总得找个说话的人，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我敢说他好不容易才寻到了这个葡萄园。我能看出他非常喜欢这儿。
总之我们彼此需要，他需要这个田园和这些人，我们则离不开他爽朗的笑声——那是一种极有感染力的声音，这声音响彻在海浪与林木的和鸣之中，让我们感到格外舒畅。就像一个酒徒必须按时找到一种酒才行，我们二者之间彼此都算是对方的烈酒。不同的是那一方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而我们这一方却是土地园林及人、这一切的综合……我不知该怎样准确地表述，只觉得二者相互交往的过程，真像是一场场的畅饮和陶醉。他寻到了这个葡萄园，而我们则通过他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和新鲜的世界：酒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延，我稍稍有些吃惊地发现，这个孔武的汉子竟然长了一颗如此多情缠绵的心。
我们财运亨通了。这个葡萄园与那个伟大的酒厂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可是我们确实在走向兴旺发达。一想到这里，我就从心里感激武早。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骚扰，比如我被叫去开会的次数显然是更加增多了。我对老驼抱怨说：
“钱也交了，怎么还要开会呢？你知道我们园子里的事情蛮多，耽误不起这么多时间啊！”
老驼说：“城里人嘛，还有不忙的？不过再忙，也不能不过组织生活啊。有一年上，有那么个游击队员，他傲得可以哩，结果哩……”
我知道他接下去又要讲差一点儿被鬼子打死的那个人了，就连忙说：“现在早就没有鬼子啦……”
“就是啊，可是野物满多哩。什么野物还伤不得你？你一个人出门在外，靠的就是朋友，小村里不顾怜你，我这个村头不给你长着眼色，还有什么葡萄园？任是什么也得给野物弄毁……”
听到这里，我心中渐渐明白了他的“野物”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想他的话倒也不假，如果发生了哄抢或其他更可怕的事情，仅有拐子四哥的土枪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这个葡萄园原来是多么脆弱和单薄啊。我们只有淳朴的没有任何邪念的万蕙，有不堪一击的纤弱细瘦的鼓额和那个肖明子……想到这里倒也坦然平静了许多，只想安安静静地听从他的劝告，按时赶去开那一场场会了。
<h5>2</h5>
漫长的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我不会吸烟，可在这时却要饱尝老辣的烟叶味儿。会上什么都议论，渐渐，我连这个村子的历史也烂熟于心了。我知道了村子里有多少怪异的事，比如曾有人一口气养了十二个孩子，还有人连生了三对双胞胎；有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如在大拇脚趾上生了一个小疮，三五天就死去了；有的人发了大财又逃之夭夭，携带巨款跑上东北，又跑到外国，那里叫什么“斯克斯克斯克”！这种“组织”的生活使我不敢厌倦，我觉得这个村子里的人即便有一万条缺点，有一条优点还是难能可贵的，那就是他们的乐观精神和深深的幽默感。他们对自己的土屋、单调的日月、贫乏的文化生活丝毫也没感到忧虑和不安。他们总是向前看，看得很远，看到子孙后代，从容沉着。在他们红红火火又腻腻歪歪的日子里，我感到了一种了不起的韧性和乐观品质。不过我究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还很难讲——在这漫长的闲扯的会上，我常常想到了这样一些问题。
有一次我不知怎么问到了那个独居一处的老太太，老驼立刻嘬着嘴说：“啊呔！”我等着听下去，他却把烟锅咬得使劲往上翘着，含混不清地咕咕噜噜。后来我总算听明白了一点：这可不是一个平凡人物，早年可以说是一个“女革命家”哩，后来不知怎么跟上了一个“筋经门派”，就是练气功武功的教门里的男人，从此就不再革命了。不过因为总还是老资格吧，上级专门来叮嘱过，所以村里还是得事事高看她一眼……我听到这儿长长吐了一口气，问：
“她是什么‘女革命家’？”
“哦，就是支队在海滩上那会儿，她参加过。人勇啊，能就地十八滚，双手打枪。别看她年纪不显，其实是民国十六年生人，快七十了……可惜啊，人一沾上教门，革命意志也就衰退了……”
好不容易要熬过秋天了，一些穿了深色衣服、头戴大盖帽子的人物也光顾我们的小茅屋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要掏出一沓子花花绿绿的单据和表格让我来填。我发现我在这些表格上已经占据了一个显著位置，我那会儿被称作“纳税人”。我不得不追问：我已经经营了几年葡萄园了，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纳税人”呢？
大盖帽子们说：“那是因为你刚刚干，光景艰难，我们替你免了。”
我从心里感激他们，可又觉得眼前的数额有点儿太大了，虽然交得起，却不很情愿。我知道从道理上讲大多数人都应该是“纳税人”，我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我这个突如其来的“纳税人”，常常受到冷落的“纳税人”，该向他们解释些什么呢？
我顺从地在表格上填了数字。当填完了表格，笔杆从手里滑脱的时候，我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只木然地瞅着对方犀利的目光。到后来我竟在心里羡慕起他们来。我眼前这些人的生命力多么旺盛啊，瞧瞧，从面部看他们无一例外地健康。我甚至有了个奇怪的发现，即他们的脸差不多都长得一样，粉粉的，有些嫩红，不过毛孔显然是过大了，每个人的神情也差不多。就是这些人忠于职守，执法如山，他们都长了一副逻辑发达的、然而又是糊糊涂涂的头脑。总之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些穿戴整齐的人，心想那要多少健康的母亲才能生出这么一些大孩子啊！我跟他们拉呱儿，扯闲篇儿，最后他们都很高兴。
后来，即便不填表格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光顾这里。他们爱询问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有时还停下来逗一逗做活儿的鼓额。他们弹弹她的脑壳，跟她开个玩笑，还给肖明子起了个外号，叫他“黑皮带”。实际上我们的肖明子确实被晒得很黑，又像一根皮带那么柔软细长。这些人热闹一阵走了，我倒常常感到空虚。拐子四哥与我不同，他特别愤怒。他觉得这是勒索。他说：
“我游荡了一辈子，也没纳什么税。你太老实了。你是个书生啊，就让人欺侮去。你该去打打官司看。”
我没有应声。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这些税务人员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他们又居住在哪儿，他们的办公地点，他们是怎么闻着气味寻到这么远的海边上来的，等等。我到哪里去找他们呢？我只有默默地等待和承受。我相信以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到这儿来，正像我们也等来了武早这样的人一样。我想我们应该安于这种生活——这些话虽然以前没有说出来，但实际上我已在默默地遵循。我学会了特殊的忍耐。因为我觉得能活这四十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依仗了某种忍耐精神。我在那座城市就因为不够忍耐，结果惹下了大大小小的麻烦，让梅子一家叫苦不迭。关于我因为不够忍耐而招致的痛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年轻啊，毛头小子啊，耐不住啊，满腔正义和一肚子委屈啊，就是这一沓子事情搅在了一块儿，积成了我的四十余圈年轮。我从海滩平原上赤脚奔波、跨过山脉和河流、跨过一些陌生的小镇，才走入了那座大城市，今天又走了回来。这是疙疙瘩瘩的一大圈。得了，还是忍耐吧。我这种忍耐的功夫，主要是看着岳父瘦削而坚硬的头颅练成的——从他吐出“六人团”那几个字到如今，我一直在忍耐。一个人没有这种忍耐的本事，那就什么都做不成。我从一来到这里，就知道一种新的忍耐开始了。我发疯地干活，以便忘掉一切。只有在这劳作中，我才能渐渐压住心底的各种思念和其他欲望。我用力地挥动铁锹翻土，推车运肥，扛葡萄筐笼，忙得来不及叹息。我可以和斑虎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交谈。我相信斑虎什么都听得明白，只不过像个高深的智者一样不愿轻言，腹富口俭。它越来越英俊了，像一个懂得藏讷的男子汉，胸脯很结实地向前昂着，站在那儿何等挺拔。它有时在强烈的阳光下老要皱着眉头，我想它一定也被思索所累。我像按摩师那样给它揉着眼睛四周的肌肉，用手舒展着它的眉头。我发觉那样它很舒服。它的头有时也昏昏沉沉吧。我觉得一个用乏了的脑子，敲一敲就像一块实心木头。我有时间就给它按摩起头颅来。它的头颅很大，怪不得这样聪明。我问：
“你跟在我们身边，天长日久不觉得无聊吗？”
它鼻子里发出呜吠一声，是肯定还是否定，不得而知。
<h5>3</h5>
我和鼓额在一块儿劳动，心中充满了另一种安慰。她是一个令人怜惜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我多次和拐子四哥催促她回去看看老人，她答应下来，只很少回家，而且每一次回来眼睛都有些红肿。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她有一点儿强烈的独立生活的愿望，这一切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影响，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她那么勤快，当累得疲乏了，就换一种轻活儿，只不愿闲下来。她不爱说话，鼓鼓的脑壳装满了隐秘。她对这个园子寄托了无比的希望，这从她的眼睛里就能看出。她希望从这里得到一种稳定的生活、一份未来的保障。她希望葡萄园日益兴盛、不再遭受任何磨难。这是怎样珍贵的一份情感，想一想让人感动。她和肖明子的薪水较高，比起平原上的同类雇工要高得多。我总觉得亏欠鼓额和拐子四哥他们一份情意，而且很难偿还。
我问鼓额：“你如果有什么不高兴、有什么要求，一定告诉我们啊。”
“俺欢喜哩。”
“就是说，你很满意这儿的工作，是吗？”
“满意死了。”
“你觉得比在家里好吗？”
“老好了。”
回答简单到了极点。我又问：“爸爸妈妈不挂念你吗？”
她迟疑一会儿说：“家里太累太难了，哪顾上喜欢我。爹火了就打俺……腚。”
最后的那个字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来了。
“俺妈一不顺心，就拧俺。”
我想，这么一个瘦弱的女儿怎么能忍心拧她打她呢？我心里有些酸楚，说：“那么你就安心地待在园子里吧。园子是我们大家的。万蕙待你多好，她还要给你做件新衣服。”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自觉地瞅了瞅在她身上已经变得有点紧儿绷的那件布衫。这一瞥让我发觉鼓额比刚来时长高了一点儿，也微微胖了，那两个小乳房已经像苹果似的凸起。
鼓额嗯嗯着，淡淡地笑了。她脸上永远油渍渍的，太阳怎么晒风怎么吹，这张脸都不会粗糙。我从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最可宝贵的东西。
肖明子在前边打着口哨，腰上扎了一条桑皮做成的武装带。这个小伙子的确有点儿威风了，由于长时间没有理发，头发很乱地覆盖在脑壳上，像个野地骑士。他漫长的小凹脸里蓄满了庄重的神情，很快就要十八岁了。他常常一个人跑到那个园艺场里去玩，回来时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些吃的东西。我知道这都是肖潇给的。他还说她的宿舍是天下最干净的地方，没有一丝灰尘；床什么样子，桌子什么样子，行李什么样子，他都描述了一番。他听她弹过风琴，唱过歌。
他说起这些样子有些自豪。我发现，他的手，还有衬衫里露出来的一截胳膊上边，都凸起着青青的筋脉。真的，这已经是一个生猛的小伙子了。他只经过了一两个秋天就长成了这样，鼻子下面的小胡子已经在稍稍变黑；嘴唇那么柔嫩，那么红，显然谁都没有吻过。他和肖潇姐弟般的友谊，让我在感动中又有了一丝小小的嫉羡——这是真的……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我们一块儿做起活儿来，我们把葡萄藤蔓往架子上搭着，小心地用草筋把它系起来。肖明子这会儿话多起来，他和我无话不谈。
当我们在园子里劳动的时候，万蕙就要给我们操办伙食。她的卫生状况刚开始让我有点儿担心，可后来才发现这大可不必。她比我们大家都干净。我很喜欢吃她做出的饭菜，出自她手的不论是主食还是菜肴，都有一种大为不同的味道。万蕙做的饭菜是十足的乡村风味——不，是十足的流浪汉风味。她的手艺完完全全由拐子四哥训练出来。她的饭菜做得随意而自由，多数时候就地取材，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野菜、野味儿。她用园子里的蘑菇熬汤，用未成熟的葡萄汁代替米醋；她做的窝窝、蒸的红薯，常常就粘在了一块儿：吃窝窝的时候也正好要咬到红薯；还有蒸豆角、蒸花生棵和高粱穗，那是整枝整枝、整棵整棵地投在锅里。它们香甜可口，带着一种原生气，带着一种青草味。它绝对是让人健康的食物。我心里对万蕙和拐子四哥充满了感激。这真是一场美好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