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路易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道德三部分
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小男生。有人问他“你认为上帝是什么样子”，他说据他所知，上帝“总是到处窥探，看是否有人开心，发现了就极力制止。”一提到道德，很多人可能都产生这种联想，道德是个干涉你、不让你开心的东西。实际上，道德准则是人这台机器的用户指南，每一条道德准则的存在，都是为了避免这台机器在运转过程中发生故障、负荷过度、产生摩擦，所以，这些准则一开始似乎总与我们的天性作对。你在学习怎样使用这台机器时，师傅会不断地告诉你：“不，别这样做。”因为有很多事情在你看来是正常的，理所当然应该用这种方式来操作，可是实际上却行不通。
有些人喜欢谈道德“理想”，不喜欢谈道德准则，喜欢谈道德上的“理想主义”，不喜欢谈道德实践。诚然，我们无法达到道德的完美，从这个意义来说，道德是一种“理想”。从这个意义来说，一切的完美对于人类都是一种理想，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完美的驾驶员、完美的网球选手、画出绝对笔直的线。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称道德的完美为一种“理想”着实令人误解。当一个人说某位女性、某座房子、某艘船或某座花园是他的“理想”时，他并不意味着（除非他是个十足的傻瓜）人人都应该和他有同样的理想，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爱好，因而有不同的理想。但是，称一个谨守道德律的人为“具有崇高理想的人”是危险的，因为它会让你觉得道德的完美是他个人的爱好，其他的人没有必要和他有同样的爱好。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十全十美的行为也许像开车时准确的换挡一样无法达到，但是，它是人这台机器的本性为所有人规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理想，就像准确的换挡是车的本性要求所有驾驶员都具备的理想一样。一个人若因自己努力做到绝不撒谎（不是偶尔撒谎）、绝不犯奸淫（不是偶尔越轨）、绝不欺侮别人（不是适度地欺侮），便认为自己“具有崇高的理想”，这就更加危险。它会让你自命不凡，觉得自己很特别，认为别人应该为你的“理想主义”庆贺。倘若如此，你每次计算时力求把题算对也该值得庆贺了。计算正确是“一种理想”，有些计算难免会出错误，但是，每次计算时力求做到每一步正确没什么值得炫耀，不去努力是愚蠢的，因为每一个错误都会给你以后带来麻烦。同样，每一个道德错误肯定都会给你自己，还可能给别人带来麻烦。不谈“理想”和“理想主义”，改谈准则和实践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这些事实。
我们再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人这台机器可能出现两种故障。一种是个体之间彼此疏远或相互冲突，以欺骗或欺侮的方式彼此伤害。另一种是个体内部出现故障，他的各个部分（不同的官能、欲望等等）或各行其道，或相互干预。把人类想象成一支列队行进的舰队，你就可以明白这点。要想航行胜利，首先，船只之间不能相互碰撞，不能阻挡彼此的航道；其次，每艘船自己必须经得起风浪，引擎良好。实际上，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船只不停地发生碰撞，它们很快就再也经不起风浪；另一方面，如果船只自身的操舵装置失灵，船只之间也难免相互碰撞。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把人类看作一支演奏的乐队。若想演出成功，需要具备两点：每个乐手的乐器必须音调准确，每种乐器必须在恰当的时刻加入进来，和其他乐器一起演奏。
但是有一点我们尚未考虑，我们没有问这支舰队到底要去哪里，这支乐队想演奏哪一首曲目。这些乐器音调可能都准确，也都在恰当的时刻加入了进来，但是如果他们应邀演奏舞曲，结果却演奏了“葬礼进行曲”，演出仍然不能成功。这支舰队无论航行多么顺利，如果其目的地原本是纽约，结果却抵达了加尔各答，这次航行仍然失败。
如此看来，道德似乎涉及三件事。一是个体之间的公平与协调一致，二是每个个体内部的清洁与协调一致，三是人生的总体目标，即人为何而造，这支舰队应该行驶哪条航线，乐队的指挥想让它演奏何种曲调。
你可能注意，现代人考虑的几乎总是第一点，忘记了另外两点。当人们在报纸上说“我们正努力达到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时，他们的意思往往是“我们正致力于国家、阶级、个体之间相互友好与公平”，也就是说，他们考虑的只是第一点。一个人谈到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时说：“这不可能是错的，因为它没有给别人造成任何伤害。”当他这样说时，他想到的只是第一点，他在想：只要自己的船只不撞上旁边的船只，自己的船只本身如何无关紧要。我们开始思考道德时首先想到的是第一点，即社会关系，这是很自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好的道德在社会关系领域产生的后果非常明显，我们每天都会不由自主地看到，如战争、贫困、贪污、谎言、假货等。另外一个原因是，只要局限于第一点，大家对道德问题就少有异议，几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在理论上）都同意人应该诚实、友善、相互帮助。首先想到第一点虽然很自然，但是对道德的思考若仅停留于此，我们还不如不作思考。不进一步思考第二点，不思考每个人内部的清洁，我们只是在自己欺骗自己。
如果船只自身破旧不堪，根本无法行驶，教它们如何行驶，以免相互碰撞有何意义？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贪婪、怯懦、坏脾气、自负使得我们无法遵守社会行为的规则，在纸上起草这些规则有何意义？我绝不是说我们不应当考虑、认真地考虑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改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们若意识不到唯有个体的勇敢和无私才能使一个体制有效地发挥作用，所有这一切考虑都只是空想。消灭现行体制中存在的具体的贪赃枉法、恃强凌弱的现象很容易，但是只要人还是骗子，还是恶霸，他们就会找出新的办法在新的体制下玩老一套的把戏。你不可能通过法律让人成为好人，没有好人就不可能有好社会。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第二点——个体内在的道德。
我认为我们也不能停留于第二点，我们现在该谈不同的宇宙观引发不同的行为这个问题了。乍一看，停留在凡有头脑的人都一致同意的道德，不深入到宇宙观的层面，是很明智的。可是，我们能不往前思考吗？不要忘记，宗教包含了一系列对事实的陈述，这些陈述或正确或错误。如果正确，它对人类这支舰队正确航行就会有一套相应的结论，如果错误，相应就会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结论。以上述那个人为例，他说一件事只要不伤害别人就不为错，他很清楚自己不应该损害舰队中其他船只，但是他也确实认为，他对自己的船只做什么纯属私事，与别人无关。但是，这艘船是否是他私人的财产难道不至关重要吗？我是自己的身体和思想的主人，与我只是一个佃户，应该向真正的主人负责，难道没有重大的区别吗？如果别人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创造了我，我对他就要尽很多的义务，而这义务在我属于自己时是不存在的。
基督教宣称每个人都有永生，这句话不是对就是错。倘若我只能活七十岁，有很多事就不值得我去操心，但是倘若我有永生，我最好认真地考虑考虑。我的坏脾气或嫉妒心可能会逐渐变得严重，这个变化过程缓慢，在七十年内不会太显著，但是在一万年内就可能变成真正的地狱。事实上，如果基督教说得对，用地狱这个词来描述我未来的状态再准确不过了。人的不朽还带来另外一个不同，这个不同慢慢就与极权主义和民主之间的不同联系起来。倘若个人只能活七十岁，一个可能会存在一千年的国家、民族或文明就比个人重要。但是如果基督教说得对，个人就不但更重要，而且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因为他有永生，与他相比，一个国家、文明的寿命只是一瞬间。
如此看来，要考虑道德，我们就必须考虑三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的情况、人与创造他的力量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点上大家意见一致，从第二点开始产生分歧，在第三点上分歧更加严重。基督教与非基督教道德观的主要区别就在第三点。在本书余下的部分，我将从基督教的观点出发，看看如果基督教是真的，道德的全貌将是如何。
“基本德性”
前面部分原是为在电台发表简短讲话而作，你若只有十分钟的讲话时间，一切都得从简考虑。我之所以把道德分为三部分（以舰队作比喻），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样来全面地探讨该问题似乎最便捷。现在我想谈谈先哲们对这个问题的划分，这种分法很好，可是内容太长，我在广播讲话中无法涉及。
按照先哲们的分法，“德性”共有七种，其中四种被称为“基本”德性（Cardinal virtues，“cardinal”一词与罗马教会中的“红衣主教”无关，它来自一个拉丁词，指的是“门的铰链”。这些德性之所以在过去被称为“基本”德性，是因为它们很关键，“起枢轴的作用”），另三种被称为“神学”德性。“基本”德性为所有文明人所认可，“神学”德性通常只为基督徒所知。神学德性我在后面再谈，现在只谈四种基本德性，它们分别是谨慎、节制、公正和坚毅。
谨慎指的是在实践中运用常识，花工夫仔细思考自己所做的事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如今大多数人都不愿把谨慎视为“美德”。实际上，因为基督说过我们只有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天国，很多基督徒便产生这种想法，认为只要“善良”，做傻瓜也无妨。这是一种误解。首先，大多数孩子在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时都十分“谨慎”，非常明智地把事情考虑清楚。其次，正如圣保罗指出的，基督的意思绝不是要我们在智慧上永远停留在孩提阶段。基督教导我们不仅要“驯良像鸽子”，还要“灵巧像蛇”，他要的是儿童的心、成人的头脑。他要求我们像好孩子那样单纯、专一、有爱心、肯受教，但是他也要求我们调动一切智慧，时刻警惕，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你捐钱给慈善机构，并不代表你无需努力去查明这个机构是否在行骗，你思考上帝本身（例如，在祷告时），并不代表你可以停留于自己五岁时对上帝的认识。诚然，如果你天生智力平庸，上帝不会因此少爱你、少使用你，对那些智力差的人上帝给他们安排了用武之地，但是上帝要求每个人各尽其才。我们正确的座右铭不是“做个可爱的好童女，谁聪明就让她聪明去吧，”而是“做个可爱的好童女，别忘了，这包括充分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上帝不喜欢人在智力方面懒惰，正如他不喜欢人在其他方面懒惰一样。如果你正在考虑做基督徒，我提醒你，你正在从事一件将要占住你整个身心——你的头脑及其他一切——的事。幸运的是，反过来亦如此。任何一个真心实意想做基督徒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变得睿智。做基督徒为什么不需要接受特别的教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所以，像班扬那样没文化的信徒也能够写出让全世界震惊的书籍。
很不幸，和其他一些词一样，节制这个词的含义也已发生变化。它现在通常指绝对的戒酒，但在人们将它定为第二大德性的时代，它丝毫没有这种含义。那时的节制不专指饮酒，而是指所有的享乐，它的意思不是戒绝，而是适可而止。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绝对的戒酒，是错误的。当然，在具体的时候，某个基督徒或任何一个基督徒可能有义务戒绝烈酒，这可能是因为他是那种不喝则已、一喝必酒醉方休的人，也可能是因为与那些常常醉酒的人在一起，他不应该通过喝酒来纵容他们。总的说来，他因为一个充分的理由拒绝一件他不谴责、也愿意看见别人享受的事。有一类坏人，他们有一个特点，自己要戒绝的事也必须要求其他的人戒绝。这不是基督教的做法。某个具体的基督徒可能觉得，自己为了特殊的原因不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结婚、吃肉、喝啤酒、看电影——是合适的，但是一旦他说这些事情本身不好，或看不起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便走偏了。
节制这个词在现代限指饮酒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它让人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对许多其他的事，人们完全可能同样没有节制。一个以高尔夫、摩托车为生活中心的男人，一个一门心思扑在服装、桥牌或狗身上的女人，与一个每晚都醉酒的人一样，都“没有节制”。当然，这不那么容易在外表显露出来，迷恋桥牌、高尔夫不会让你倒在马路中间。但是，上帝不会为外表所骗。
公正远不只是指法庭上的公正，我们今天称为“正当”的事，过去都用“公正”表示，它包括诚实、互让、正直、守信等等一类的美德。坚毅（fortitude）包括两种勇敢：危险时表现出的勇敢和在痛苦下坚定不屈的勇敢，现代英语中与它意义最近的一个词可能就是“Guts”。当然，你会看到，离开了这项美德，其他任何美德都坚持不了多久。
关于美德还有一点应该注意，那就是，做一件公正或节制的事不等于是一个公正或节制的人。一个水平不高的网球手偶尔可能也会打一个好球，但是当你称一个人为网球好手时，你指的是，通过打无数的好球，他的眼睛、肌肉、神经都已训练有素，足以保证他每次都能打出好球。即使不在打球时，他的身体也仍然透露出一种特定的气质，就像一位数学家，他的思维已经养成了一种特定的习惯，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眼光，即使不做数学时，那种习惯和眼光也仍然在那里。同样，一个坚持行正义的人最终也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品质，我们所说的“德性”指的就是这种品质，而不是具体的行为。
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想到的只是具体的行为，我们就可能助长三种错误的观点：
（1）我们可能会认为，只要所做的事情正确，做事的手段、理由都无关紧要，愿不愿做、是高高兴兴还是闷闷不乐地做、是出于舆论的威慑还是为了事情本身去做，都不重要。但是事实是，出于不当的原因作出的正当行为无助于“美德”这种内在品质的建立，这种品质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那位水平不高的网球选手重击一球不是因为他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而是因为生气，这一击可能偶然帮他赢了这场比赛，但是不会帮助他成为一名可靠的选手。）
（2）我们可能认为上帝只要求我们遵守一套规则，而他要求的实际是具有特定品质的人。
（3）我们可能认为“德性”只对于今生必要，在彼岸世界我们无需正义，因为在那里我们无需为什么争吵，也没有危险，所以无需勇敢。确实，在彼岸世界可能没有场合需要我们作出正义或勇敢的行为，但是随时随地我们都要做正义的人、勇敢的人，我们只有今生作出正义或勇敢的行为，才能成为那样的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没有具备特定的品质上帝就不允许你进入他的永恒世界。关键在于，人自身之中若连这些品质的萌芽都不具备，任何外在的条件都不可能为他营造“天堂”，也就是说，不能使他们对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深深的、强烈的、稳定的幸福感到满意。
社会道德
对基督教关于人际关系的道德我们需要澄清的第一点是：在这方面基督没有倡导任何全新的道德。新约的金规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实际上是对众人都认可之事的一个总结。真正伟大的道德导师从来不引进新的道德观念，只有江湖骗子和怪人才会这样做。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相对于教导来说，人更需要不断的提醒。”每一位道德导师的真正职责都是反复不断地将我们拉回到那些古老而朴素的原则中来（这些原则是我们都渴望回避的），就像把马拉回到它拒绝跳越的篱笆前，把孩子拉回到他想要逃避的那部分功课前来一样。
第二点需要澄清的是：基督教没有，也不声称自己有一个详细的政治计划，要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一点在具体的时间应用到一个社会中。基督教不可能有这样的计划，基督教面向的是所有时代的整个人类，适合一个时代或地区的具体计划对另一个时代或地区未必适合，总之，基督教不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基督教告诉你要给饥饿的人提供饮食，但不教你如何烹饪；它告诉你读圣经，但不教你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甚至英语语法。基督教无意取代、废除普通的人文学科和科学，毋宁说，它是一位指挥，如果愿意服从它的调度，它会给这些人文学科和科学分配恰当的任务。它还是力量的源泉，赋予它们新的生命。
人们说“教会应当领导我们”。如果他们对教会和领导的理解正确，这句话就对，如果理解错误，这句话就不对。他们所说的教会应该指在行为上实践基督教导的全体基督徒；“教会应当领导我们”应该指一些基督徒，那些具备合适才能的人，应当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当是基督徒，他们在政治和经济学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应当以实施“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为目的。倘若这一切真的实现，其他的人也乐意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基督教解决我们各自社会问题的答案。但是实际上，当人们要求教会领导时，大多数人的意思是希望神职人员提出一个政治计划。这是愚蠢的。神职人员是教会内部接受特殊训练的一批人，他们专门负责有关我们永生的事务，而我们却叫他们从事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们没有接受训练。这项工作实际上应该由我们平信徒来承担。将基督教的原则应用于工会工作或教育上，这应该由身为基督徒的工会领导或校长来做，正如基督教文学由基督徒小说家和戏剧家创作，而不是由主教们业余时间聚集在一起创作一样。
尽管如此，新约（虽未详细描绘）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一个全面的基督教社会的面貌。这个社会中有些东西也许我们不能接受。新约告诉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吃闲饭或不劳而获的人，不做工者不得食。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每个人的劳动都会生产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生产愚蠢的奢侈品，然后再用更加愚蠢的广告劝诱人去购买它们。在这个社会没有人“摆阔气”、“摆架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督教社会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左翼”社会。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始终主张服从（以及表示尊敬的外在行为），主张人人服从合法任命的行政长官，孩子服从父母，妻子服从丈夫（这一点恐怕很不受欢迎）。第三，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社会，到处充满着歌声和欢乐，在这里人们视忧愁和焦虑为错误。礼貌是基督徒的美德之一，新约不喜欢所谓的“好管闲事”之人。
假如确实存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你我在参观之后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我们会觉得它的经济生活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先进的”，但是它的家庭生活和行为规范却很传统，甚至有些仪式化、贵族化。我们每个人都会喜欢这个社会的某些方面，但是恐怕很少有人喜欢它的所有方面。如果基督教是人类这台机器的总规划，人们对它作出的反应可能亦如是。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偏离了这个规划，对它进行了修改，都企图证明修改后的规划就是原始规划本身。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凡属真正基督教的东西都经过了这样的修改，每个人都为其中的一小部分吸引，想要挑取这部分，放弃其他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为什么为截然相反的目的而战的人都说自己在为基督教而战的原因。
还有一点。古希腊的异教徒、旧约中的犹太人、中世纪伟大的基督教导师都给了我们提出忠告，告诫我们，借贷不要取利。但是现代的经济制度完全违背了这一忠告，这（我们称之为投资）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未必说明我们错了。有些人说，在摩西、亚里士多德以及基督徒一致主张禁收利息（他们称之为“取利”）的时代，他们没有预见到股份公司的出现，只考虑到个体的放债人，因此，我们不必在意他们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最终的发言权，我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投资制度是否该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景况负责，正是在这点上我们需要基督徒经济学家。但是，我若不告诉你，作为我们整个生活基础的那个东西在三大文明中都一致（至少乍看起来如此）遭到谴责，我便是在撒谎。
再讲一点我就可以结束本节。新约中有一段谈到人都应当做工，原因是，这样“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慈善，即周济穷人是基督教道德的一个基本部分，从上帝区分“绵羊与山羊”那个可怕的比喻中我们看到，人是得永生还是下地狱似乎都取决于它。今天有人说慈善不应当存在，我们不应当周济穷人，而应当努力营造一个不存在穷人、不需要周济的社会。他们说我们应当营造一个这样的社会也许很对，但是若有人因此认为我们现在就可以不周济穷人，那就与整个基督教道德分道扬镳了。我相信一个人无法确定周济的数目，唯一可靠的准则恐怕是：给予的要超过能够匀出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舒适品、奢侈品、娱乐活动上的花费达到了同等收入之人的普通水平，我们捐赠的可能就太少。如果行善丝毫没有让我们感到拮据，没有给我们带来丝毫妨碍，我们捐赠的就太少。应该有一些我们想做，但因为行善而无法做到的事。我现在说的是一般的“慈善”，你自己的亲友、邻居、员工具体的窘迫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上帝迫使你关注的）要求你捐赠的可能要多得多，甚至会严重影响、危及到你自己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行善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奢侈的生活或想赚更多的钱的欲望，而在于恐惧，对生活失去保障的恐惧。我们应当常常视之为诱惑。有时候骄傲也会妨碍我们去行善，我们忍不住想要炫耀自己的慷慨，在有些花费上（如，小费、请客）超支，而在那些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上付出的却不足。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想冒昧地猜测一下这部分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我想，有些“左翼”的读者可能因为我没有讲得更深入而深感不满，持相反观点的人则可能因为我讲得过火而十分生气。果真如我猜测，我们就正好遇到绘制基督教社会蓝图过程中面临的真正困难：在讨论社会道德时，我们并非真心想了解基督教的观点，只是希望从基督教中寻求对自己派别的观点的支持。基督教原本是要给我们一个主人或法官，我们却在它那里寻找盟友。我也一样，这部分的有些内容我原先也想把它省略掉。所以，我们若不从远处讲起，兜一个很大的圈子，这样的讲话便起不到任何效果。没有大多数人真心的渴望，基督教社会不会到来；不变成彻底的基督徒，就不会有真心的渴望。我可以重复“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一直重复到声嘶力竭，但是不爱人如己便不能将它真正付诸行动，不学会爱上帝便不能学会爱人如己，不学会遵守上帝的诫命便不能学会爱上帝。所以，正如我前面告诫你的，我们被一步步逼到需要考虑更内在的东西——从考虑社会问题到考虑宗教问题的地步。因为最长的弯路也是最近的归途。
道德与精神分析
我已经说过，除非大多数人都成为基督徒，否则便不会有基督教的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进行任何社会改良，直等到遥远的将来理想时机的到来。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同时开始两项工作：（1）看看如何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具体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去；（2）做那种掌握了方法就切实去运用的人。下面我要开始考虑基督教对好人的看法，即基督教对人这台机器所定下的规格。
在讨论具体细节之前，我想谈两个大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既然基督教宣称自己是让人类这台机器恢复正常的一种方法，我想，你也许想知道它与另外一种方法，即精神分析法（这种方法似乎作过类似的宣称）之间的联系。
你需要明确区分两点：一是精神分析学家实际的医学理论及方法，二是弗洛伊德及其他人加于这些理论和方法之上的笼统的哲学世界观。后者，即弗洛伊德的哲学，与另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是直接冲突的。此外，当弗洛伊德谈如何治疗精神病患者时，他是自己所在研究领域的专家，但是当他进一步谈笼统的哲学时，他是外行。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在一个领域尊重他、倾听他的意见，在另外一个领域却不。我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更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发现，当他离开自己的领域，改而谈另外一个我有所了解的领域（即语言）时，他表现出极度的无知。但是，除弗洛伊德及其他人添加的哲学内容外，精神分析本身与基督教毫无冲突，它的方法在有些地方与基督教道德重合，每个人都了解一点精神分析法没有坏处。但是，它与基督教道德不是一直都沿着同样的路线，二者从事的是不同的工作。
人作道德选择时涉及到两点：一是选择的行动；二是他的心理装备向他提供的各种感觉、冲动等，即选择所使用的原材料。原材料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包括人人都具有的那类感觉；另一种可能包括极不自然的感觉，这些感觉来自潜意识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对真正危险的东西感到恐惧属于第一种，对猫或蜘蛛毫无理由的恐惧、男人对男人的反常的渴慕则属第二种。精神分析学的工作是要除去这些不正常的感觉，也就是说，要给人的选择行动提供更好的原材料，而道德只关心选择的行动本身。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有三个人去作战。一个人对危险怀有常人所有的那份自然的恐惧，通过道德的努力他战胜了这份恐惧，成为一位勇士。假定另外两个人因为潜意识中出现的问题夸大了对危险的恐惧，使之变得不合情理，任何道德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假如来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治愈了两人的心理疾病，也就是说，将两人恢复到与第一个人同样的心理状态。这时，精神分析学就退出，道德问题开始出现，因为这两个人既然已经恢复，就可能走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第一个人可能说：“谢天谢地，我终于摆脱了那些恐惧，现在总算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国尽忠了。”但是，另外一位可能说：“我真高兴自己在炮火之下也能保持适当的冷静了。当然，我还是决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尽可能让那个家伙去冒险，这点不会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恐惧有一点好处，我可以更加集中精力照顾自己，而且可以把这点掩饰得更好，不让别人发觉。”这两个人的区别纯粹在于道德，精神分析学对此无能为力。无论你如何改进这个人的原材料，仍然还有其他东西在发挥作用，那就是这个人在提供给他的原材料的基础上自由作出的实际选择——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前还是最后。道德唯一关心的就是这种自由选择。
不良的心理材料不是罪，而是病，人不需要为之忏悔，只需要将它治愈。顺便说一句，这点非常重要。人根据外在的行动来评判彼此，上帝则根据人的道德选择来评判人。一个对猫怀有病态的恐惧的精神病患者，出于善意鼓足勇气拎起一只猫，在上帝的眼里，他很可能比一个心理健康、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人更勇敢。一个从年轻时就被教坏、视残忍为正当之人，如果他行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举，或冒着可能被同伴嘲笑的危险，避免做一件残忍之事，在上帝的眼里，他的行为可能胜过你我为朋友舍命。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当中有些人似乎很好，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发挥一点自己优良的秉赋和养育，这样的人比我们眼中的坏人更坏。倘若我们和他们一样有着不良的心理条件，接受了不良的养育，又掌有希姆莱那样的权力，我们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不会那样吗？所以，圣经教导基督徒不要论断别人。我们只看到一个人在已有的原材料的基础上选择产生的结果，但是上帝不是根据原材料，而是根据他利用原材料作出的行为来判断他。一个人的心理结构很可能大部分都来源于他的身体，身体死了，一切心理结构也都离他而去，而那个真正的核心的人，那个作抉择、使原材料发挥最佳或最差作用的东西却赤裸裸地站立在那里。一切我们认为属于自己，实际上却得自良好的胃口的好东西都会离我们而去，一切由体弱、不良的心理产生的不好的东西也会离别人而去。那时，我们才第一次看到每个人的真实面目，我们会为之惊讶。
这样我们就到了我要谈的第二点。人们往往把基督教道德看成是一种讨价还价，上帝说：“你若遵守这种种的规则，我就奖赏你，若不遵守，我就惩罚你。”我认为这不是对基督教道德的最佳认识，我更愿意说，每次你作选择，你都使你核心的那个部分，即作选择的那个部分发生了些微的改变。纵观整个人生，通过无数次这样的选择，你一生都在逐渐地将这个核心的东西转变为神圣或邪恶的造物，转变为与上帝、其他造物及自我和谐，或与上帝、其他造物及自我敌对交战的造物。成为前者即是进入天堂，拥有平安、喜乐、知识和力量；成为后者则意味着疯狂、恐怖、愚蠢、暴怒、无能、永远的孤独。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向前者或后者迈进。
这解答了我过去对基督教作家一向抱有的疑惑。他们有时候显得极其严格，有时候又极其宽松，纯粹心里的罪在他们看来无比严重，而最可怕的凶杀和背叛在他们看来仿佛只需忏悔就可以得到赦免。现在我开始认识到他们是对的。他们考虑的始终是行为在那个小小的核心的自我上面留下的痕迹，这个痕迹今生没有人看到，但是，每个人都得永远忍受或者享受它。人所处的地位各不相同，一个人的愤怒可能引发几千人流血，另一个人无论如何愤怒可能都只会招来嘲笑。但是，愤怒留在灵魂上的痕迹可能非常相似。除非忏悔，否则两个人在下次遇到可气之事时都更难控制自己不发怒，一旦发怒，就更将暴烈。倘若真心转向上帝，两个人都能将核心的自我中扭曲的部分恢复直，否则，两个人最终都只能走向灭亡。事情表面上的大与小不起真正的决定作用。
最后一点。还记得我前面说的吗？正确的方向让人不仅获得平安，还获得知识。人在变好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残留的恶，在变坏时越来越认识不到自己的恶。一个中等程度坏的人知道自己不太好，一个彻头彻尾坏的人认为自己样样都好，这是常识。人在醒着时知道何为睡眠，睡着时却不知道；在头脑清醒时能发现算术中的错误，在犯错误时却发现不了；在清醒时知道什么是醉酒，在醉酒时却不知道。好人知善又知恶，坏人既不知善也不知恶。
性道德
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基督教关于性的道德，即基督徒称作贞洁的德性。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教关于贞洁的准则与社会关于“正派”，即得体、体面的准则混淆起来。社会关于得体的准则根据的是具体社会群体的习俗，比如规定人体多少部分可以暴露，哪些话题可以谈论，以及用什么样的言语谈论。因此，虽然贞洁的准则对于所有时代的所有基督徒都相同，得体的准则却会发生变化。太平洋岛屿上几乎一丝不挂的少女，与维多利亚时代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贵妇人，按照各自社会的标准可能同样“正派”、得体、体面，仅从服饰来看，可能同样贞洁（或同样不贞洁）；莎士比亚时代贞洁的妇女使用的有些语言，在十九世纪只有彻底放荡的女人才会使用。人若为了刺激自己或别人的情欲，违背自己所处时代和地区有关得体的准则，就是不贞洁；若出于无知或粗心违背了这一准则，只能算不懂礼貌；若为了让人震惊或尴尬故意违背这一准则，则未必不贞，但肯定不友善，因为以令别人不自在为乐是不友善的。我不认为非常严格或苛求的得体标准能证明或有助于人的贞洁，因此，当今大大放松、简化这一标准在我看来是件好事。在目前这个阶段，这种放松和简化也带来了不便，不同年龄、不同类型的人认可的标准不一，我们很难知道自己究竟是对是错。我认为，只要这种困惑存在，老年人、保守人士就应十分谨慎，不要认为年轻人、开放人士只要（按照老标准）行为一不得当，就是堕落。反过来，年轻人也不要因为长辈们不易接受新标准，就称他们为假正经或过于拘谨。真心希望自己能够相信在别人身上发现的一切长处，尽可能使别人感到自在，大多数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