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团的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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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班到达球场时，离比赛开始还有两个小时，似乎没人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在座位上等着。座位在四十码线的位置，主队半场，第七排。塞克斯和洛迪斯一坐下就开始争论这些破位子他妈的值多少钱，在易趣上能卖多高的价，四百美元，六百美元，一路上涨。他们的分析基于空气和异想天开，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比利没有理会他们的胡说八道。他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和左边的曼戈闲聊起昨晚的事，说坐在这儿比在蝰蛇基地掏耳朵里的沙子强多了。坐在曼戈左边的是赫伯特，外号阿伯特；接着是霍利迪，人称阿迪；再过去是洛迪斯，也叫洛德精、洛德裤，或者就叫洛德；下一个是塞克斯，但大伙儿总喜欢叫他萨克斯；再下一个是科克，听着像可卡因，外号克拉克或露股沟，特别是当他蹲下来露出一截屁股的时候；接下来是戴姆中士和艾伯特的空座位，最后是永远谜一样的麦克少校。大伙儿都说冷，可比利不觉得。天气预报说下午晚些时候会有雨夹雪和冻雨。透过体育场敞开的穹顶，他们看到天色越来越差，乌云密布，宛若一团巨大的刷锅用的钢丝球。空了一半的看台——时间尚早——发出如同地板抛光机或电扇震动的低沉的嗡嗡声。

“洛德！”戴姆中士吼道， “橄榄球场多长？”

洛迪斯哼了一声，太简单了。每天他至少要证明十次自大是真正愚蠢的标志。

“一百码，中士。”

“错了，白痴。比利，橄榄球场多长？”

“一百二十码。”比利努力表现得低调，可戴姆还是领着全班兄弟拍手叫好。

哇哈，比利，有两下子。对于戴姆这种点名让他出来接受优待和表扬的行为，比利总是充满猜疑。他总是这么直接，好像在考验其他人敢不敢挑战他。戴姆似乎打算惩罚某些人，可他要惩罚谁，比利不知道。不过教导式的惩罚是戴姆的专长。不行，此刻他正冲塞克斯大吼。塞克斯求他让自己小赌几把。自从塞克斯买黄片刷爆信用卡以后，戴姆就严格限制他的预算。

“班长，就赌五十块钱。”

“不行。”

“我一直在存钱——”

“不行。”

“我会把赢的每一分钱都给我老婆——”

“你他妈的当然得给她，但是不能赌钱。”

“求你了，班长——”

“萨克斯，你早上忘喝闭嘴的药了？”

戴姆一边说一边跨过面前的座位，走到他们前面那排空座位的尽头，大喊：“先生们，怎么样？”

“只是有点冷。”曼戈说。

“你再冷一点儿我们就可以把你插在棍子上，卖芒果棒棒糖了（曼戈（ mango） 的名字也指芒果）

。洛迪斯还觉得橄榄球场长一百码。”

“本来就是！”洛迪斯在座位那头喊道，“什么时候开始把球门区也算在里面了，哎。”

“求你了，班长，”塞克斯哀求道，“就这一回……”

“闭嘴！”戴姆扭头咆哮道，他用力地转了转脖子，好像想靠自己的力气把脑袋拧下来似的。他的目光又落回了比利身上。又来了，这种眼神，戴姆的目光里像是有一团熊熊火焰，逼视着谦卑的比利。最近戴姆经常这么看他，叫他心里发毛。戴姆灰色的眼睛中心风平浪静，边缘却涌动着疯狂，比利觉得自己仿佛置身龙卷风的中心。

“比利。”

“中士。”

“希拉里·斯万克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中士。叫一个姑娘演一个男的感觉有点奇怪。”

“比利，难道你没听说过，时下奇怪就是新的常态。”比赛日的气氛感染了戴姆，他伸手提臀侧身，做了个传球的假动作。“说不定她是要演一个女的，你听到艾伯特的话了。他们要把你改编成一个小妞儿。怎么样？后半辈子人们见到你就会说：‘瞧，那个就是比利·林恩。在那部电影里，他被改编成了一个女的。’”

“她也想演你，中士。你干吗？”

戴姆皮笑肉不笑地说：“我跟你说，有可能。只要她让我做几个星期的男朋友，我说不定会答应。”

这回戴姆真的笑了，咯咯地笑，露出聪明人调皮的天真和容易厌烦的神态。大卫·戴姆，陆军中士，二十四岁，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辍学生。他订阅《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风度》《连线》《哈珀斯》《财富》和《骰子杂志》，每本都看。此外，他每星期还要读三四本书，大多是他性感得不得了的姐姐从教堂山寄来的二手历史和政治课本。有传言说他凭借高尔夫奖学金入学，他矢口否认。有传言说他高中时是个有名的四分卫，他说不记得了。不过有一天，蝰蛇基地里冒出一颗橄榄球。戴姆或许一时间沉浸在回忆中，触发了肌肉记忆。他扔出一记六十码的螺旋弧线球，球飞过阿迪的头顶，飞进了基地的修车场。他在阿富汗战争中获得了一枚紫心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连队的其他中士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妈的自由党”。不过B班最叫人惊讶的，也是比利逐渐才发现的，是这个小分队里不止一个，而是有两个极其出色的战士都对主流的正统观点嗤之以鼻。一天，副总统切尼来蝰蛇基地鼓舞军心，受到了戴姆和施鲁姆的“热烈欢迎”，连特里普上尉都看出了他们赤裸裸的讽刺。喔，耶，迪克！让他们好看！狠狠揍他们！喔，好好教训那些家伙！全排的人都在偷笑，笑得要尿裤子了。最后上尉终于看不下去，传了一张纸条给戴姆，叫他们“马上他妈的说话规矩一点”，不过切尼似乎很高兴自己受到了欢迎。他站在台上，穿着里昂·比恩牌的卡其布裤子，双手插在口袋里，NASA风衣的拉链拉到了脖子下。他赞扬了蝰蛇基地的作战士气，并且给大家带来了振奋人心的作战情报。毫无疑问，他说。根据最新情报，他说。我们在战场上的指挥官，他说。说话时，切尼的声音变得好像拨号音，他说的话听上去他妈的那么有道理。他到底说了什么？哦，对了。武装分子不堪一击，他说。

“艾伯特！”戴姆喊道， “比利觉得希拉里·斯万克很奇怪。”

“等等，不是。”比利转过头，看见艾伯特正微笑着，带着西海岸的派头若有所思地走下台阶。“我只是说她想演男的让我觉得很奇怪。”

“希拉里挺好的。”艾伯特和蔼地说，“老实说她是好莱坞最友好的女明星之一。不过你想想，比利。”每当艾伯特直呼他的名字时，这位年轻士兵总是很反感。他想说，老兄，算了吧，你不用记住我的真名。 “对于任何一个演员，反串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我明白她为什么对我们的电影感兴趣。”

“他不想让一个小妞儿来扮演他。”戴姆说， “他怕会让人们觉得他是个娘娘腔。”

“艾伯特，别听他胡说。”

艾伯特咯咯笑了，比利一瞬间想到了圣诞老人，另一个笑呵呵的大胖子。“别紧张，伙计们。现在还没到操心这个的时候，咱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艾伯特的目标是B班每个人的故事都至少卖到十万美元，加上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费用、点数、百分比和其他他们根本不懂、只能依靠他的东西。在两个星期的“凯旋之旅”中，艾伯特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在华盛顿见了他们一次，然后飞走了；在丹佛见了一次，然后飞走了；在菲尼克斯见了面又走了；如今到了旅途的终点达拉斯。两个星期前，他说感恩节前就能把这事定下来，现在虽然看上去一切尽在掌握，但比利隐约觉察到这件事的热度正逐渐减退，只是艾伯特表面上还努力维系着而已。但B班的其他人什么都没说，所以应该是比利搞错了。可能是他搞错了。亲爱的上帝啊，但愿是我搞错了。假如能趁机赚点儿钱，他要把所有的钱都用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利刚到位于胡德堡基地的部队的时候，戴姆和施鲁姆整天奚落他，不客气地说他是小混混、不良少年、少年犯。不知为什么，他们总喜欢跟他过不去。想到将要和他们一起派驻海外，想到自己的服役期还有三年半，比利明白如果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他的日子可不好过。终于有一天，当他在健身房举重的时候，他们俩又来了，搬出那套混混、废物、痞子的台词。比利跟着他们去了大厅，以最正式的语气告诉他们，戴姆中士，布里姆中士，我不是少年犯，也不是流氓或痞子，请不要再这样叫我。我只想竭尽所能为自己的排和连队立功。

不，施鲁姆说，你就是个他妈的目无法纪的小流氓。只有小流氓才会去砸别人的车。

操，比利心想，他们怎么知道的？“要看是谁的车。”他说。

谁的车？

我姐姐的未婚夫。前未婚夫。

这话让两个人提起了兴趣。什么样的车？戴姆问。

一辆萨博，比利告诉他们。石墨合金轮圈，五挡变速，刚出厂三个月。两个人伸长耳朵等着他往下说，他只好对他们讲起二姐凯瑟琳，她是家里的明星，十分漂亮，而且又温柔又聪明，已经获得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部分奖学金。到此为止一切都很好，她主修商科，加入姐妹会，每学期都被选为优秀学生。一切顺利。她跟一个比她高三个年级、正在读工商管理硕士的学长订了婚，一个扭屁股的娘娘腔，很是自以为是。但这也还好，不坏，过得去，虽然比利私下并不喜欢这个家伙。直到二年级末、五月一个下着雨的早晨，凯瑟琳开车去上班。她在布林保险公司当接待员和实习经纪人。一切都好，除了在鲍伊营大道上被一辆打滑失控的梅赛德斯拦腰撞上。那个巨大的黑色物体打着转朝她飞来，她怎么都忘不了旋转涡流发出的呼哧呼哧声，仿佛死亡天使在扇动翅膀。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平躺在地上，三个头发花白的墨西哥人站在她身边，正用一块硬纸板帮她挡雨。每次说到这里，凯瑟琳就开始哭。讲到这里她就忍不住情绪崩溃，说那三个男人如何瞪大眼睛、惶恐地俯视着她。他们的衣服被雨淋湿了，小声地说着西班牙语，小心翼翼地举着硬纸板，像是在供奉什么。

我甚至没谢谢他们，凯瑟琳说。我只是躺在那里看着他们。我没法说话。事实上医生们说她大难不死是个奇迹。盆骨骨折，大腿骨折，脾脏破裂，肺功能衰竭，大面积内出血，脸上和背部像织花边似的缝了密密麻麻的针，脖子以下缝了一百七十针，以上缝了六十三针。你会好起来的，手术第二天，整形外科医生对她说。要花上两三年，不过最终会治好的，这种事情他见多了。可那个娘娘腔受不了。车祸后第三个星期，他开车来到斯托瓦尔，解除了婚约。温柔的凯瑟琳把订婚戒指重重地扔到他脸上，像是扔掉一只爬在手上的蜘蛛或者鼻涕虫。可比利觉得这样还不够。这可是关系到他的姐姐，关系到全家人的骄傲，最起码关系到天杀的做人的尊严，关系到一切的一切的大事。他开车来到沃思堡，在那个娘娘腔的公寓外找到了那个娘娘腔的萨博，用那根他一路带过来的在真值五金连锁店买的铁撬棍把萨博砸得稀巴烂。当他爬上车顶、准备让挡风玻璃狠狠吃第一棍的时候，他内心感受到了平静和正义。那一刻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使命。在躁动的青春期，比利无数次冲撞权威，惹了一堆自作自受的祸，这次他决心好好干一场。他冷静地举起棍子，仔细地精心挑选落棍的地方。效果令人十分满意。刺耳的汽车警报声也没能叫他动摇。他早就想给这家伙点颜色瞧瞧，这下总算可以动手了。

当时他还有两个星期就毕业了。校董事会开了好几次会，一本正经地刁难了几次之后，决定比利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但是只能邮寄。他不能“上台领”，也就是说，不能按照传统，和其他毕业生一起排队上台接受毕业证书。校董事会主席以最阴沉、最可怕、如宗教审判般的语气向比利宣布：“你不能上台领。”为了忍住笑，比利觉得喉咙快炸了。好像他他妈的在乎似的！呜呜呜，我不能上台领？呜呜呜，我这辈子完了！帮他与校董事会谈判的律师在帮他免除牢狱之灾时费了更大的劲儿。砸烂萨博不是什么大事，要命的是他在停车场追着那个娘娘腔跑，手里还拿着铁撬棍。“我没想伤害他，”比利对律师坦白， “我只想看他跑。”事实上，比利笑得站都站不稳，根本没有认真去追。

最后，地区检察官同意，只要比利参军，就把重罪指控降至恶意损坏。军队不失为一个洗心革面的好去处，而且也比蹲监狱、每天晚上被外号叫“牧师”或“公猪”的家伙强奸强得多。于是他就这样在十八岁当了兵，成了一名最低等的步兵二等兵。

你姐姐后来怎么样？他讲完后，施鲁姆问。

她好多了，比利说。他们都说她会好起来的。

你到底还是一个少年犯，戴姆说。不过后来他们的态度缓和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