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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行旅。行旅的人生，进出于历史当中。
我是爱旅游的人，手持地图，背负行囊，行走在大漠荒野中寻找故迹遗踪，是我少年时代以来的梦想。入史学之门以来，国内走得多了，东渡以后，国外也多走了。
也不知从何时起，我被视为华侨了。这种侨居外国的中国公民的法律定义，这种带有飘泊意味的世界公民的文化含义，似乎给我带来了一种游魂的宿命。我始终在永无止息地游走。
我去东南亚，追寻过华侨南下的路，捕捉到多种文化混成的异国情调。马来半岛南端的华人之国新加坡，井井有条，宛若跨国公司，却让我感到文化的飘摇。我横贯北美大陆，从温哥华岛一直到圣劳伦斯河畔，自然的辽阔和历史的短浅，让我有人迹冷清之感。我到希腊，追踪欧洲文明的源头；我到罗马，景仰世界帝国的壮丽。瑞士独特幽静，我去伯尔尼访问爱因斯坦的旧居；德国整洁美丽，我到海德堡寻觅歌德的行迹。欧罗巴久远的历史，深厚的文化，让我感到人类文明的亲近。
我到南半球，在布里斯本从容漫游，到悉尼访亲问友。当我在黄金海岸仰望蓝天，当我骑马穿行东澳的草原森林时，我有飘然若仙之感，这里是天涯海角，抑或是人间乐园？当我透过饭店的玻璃窗凝望雨中的街景时，我想起毛姆笔下的异国风情，眼前浮现出高更隐逸后的奇异色彩。那时候，点点滴滴美丽的偶遇遐想，最是哀婉甜酸；丝丝缕缕爬上心田的情绪，竟然是我那遥远的故乡，日渐远去的童年回忆，青春岁月，连带着故国山河的旧创和顽强的生命。人生若旅，我仿佛行走到半生的尽头？
澳洲归来后，家父敦促我去巴黎、伦敦，说那才是近现代欧洲文明的中心；友人劝诱我去纽约、芝加哥，说那才是当今文明的尖顶。然而，此时此地的我，心已另有所系。多年来的东西南北，岁月长久的飘来游去，我心中总是无根，我感到失去自我的仿徨。当种种新奇浮华消退以后，一种质朴的返祖归根的情绪由我心底浸润开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幼小熟读成诵的《归去来辞》响起，陶公高远明澈，冥冥中引领我脱出迷津。
“悟以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我有所领悟。我欲回归中土，我欲呼唤祖灵，我欲沟通古今，我要以有限的生命，作文化和人生的归结。情思涌动之下，我萌发一种终生之志：将已经活在我心中的一段历史，即秦汉帝国的历史，作复活型的叙述。
我研治秦汉史将近三十年。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已经使我与秦汉先民心心相系，方方面面，最为周详熟悉。我与秦汉先民对话多年，秦汉的历史早已经活在我的心中。二千年前的往事情景，宛若就在我的眼前；万万千千的生命，正在开创着千变万化的经历，如同我所生活着的今天。那是一个活的人间世界，不管是儿女情长还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容貌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动，衣食住行，一切浑然一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类的门户区别。
然而，当我试图将构想形诸于笔端时，却屡屡碰壁。我所熟悉、我能够运用的历史学的诸种文体形式，无法表达复活于我心中的历史。复活的历史，那种生动鲜活的境界，丰富多彩的变迁，那种古今交汇的融和，逆转时空的超越，无法用学院式的坚实学问来囊括，无法用科学的理性分析来包含，与此相应，也无法用考证、论文、论著以至于笔记和通史的体裁来表现。长久苦痛之余，我不得不作新形式的寻求。
历史学的本源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是基于史实的叙事。司马迁一部《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顶峰。《史记》是伴随我一生的读物。我重读《史记》，在确认史实可靠之余，再次感叹太史公叙事之良美，思虑之周详。精彩动人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深藏微露的思想，正是《史记》魅力无穷的所在。我获得又一种感悟：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当代史学中一朵光彩异放的奇葩。黄先生用一种崭新的文体，融通史学、文学和思想，开启了一代新风。一九八〇年代，我初读《万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时过境迁，我重温《万历十五年》，仔细体味之下，感悟到复活的历史，需要细腻的心理体验和当代意识的参与，需要一种优美的现代散文史诗。
秦汉帝国的历史，古来依靠的是文献史料。这些年来，得益于数量庞大的考古发掘，新出土的史料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传世文献，结合新旧史料的历史学研究已经重新改写了历史。考古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成果的引入，不但是复活历史的根据，也是直接的媒介。概略通检之下，使我想到发掘报告书和学术论文的活用。
秦汉时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数百年间亿万人生活过的历史，所留下的文献遗物，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常常感叹，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孤舟夜行，视线所及，只能见到烛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数字比喻而言，我们所能知道的古史，不过万分之零点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雾。以极为有限的史料复活无穷无尽的远古，需要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证和推理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历史学家，宛若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克莉丝蒂笔下的白罗。
我读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感慨于作者作为史家的博学多识和他高超的表现技巧。我读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他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写一个伟大的国王的宗旨，使我深有同感。当我读完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叙述罗马帝国千年历史的十二册大著《罗马人的故事》后，我明白秦汉帝国的宏大历史画卷，需要连续系列的形式。法布尔的《昆虫记》我是小时候读过的，重新浏览之余，我记下了一条笔记：“《昆虫记》以科学报告为材料，以散文形式写出，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内容以昆虫学为基础，掺入观察叙述，往事回忆，理论性议论，经历讲述等，可谓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值得试一试。”
地理空间是历史的基本要素，没有明确的空间关系的历史，宛若一锅迷糊的酱汤，不辨东西南北，始终晕头转向。地理空间绝非文字说得清楚，自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面世以后，我们对中国历代的历史地理，才有了可以索图查询的可靠依据。然而，仅仅索图查询而不亲临实地，仍然是纸上谈兵。山川气候，道路城邑，民俗风情，都需要去走，去看，去感受，去触摸才能晓得。国破山河在，人去屋宇存。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历史，往往有空间的遗留。复活历史的触点，常常就在你一脚踏上往事旧址的瞬间。今人不能身去往古，今人可以足行旧地，古往今来的交通，需要藉助于实地考察。
田余庆先生和西岛定生先生，是影响我学术和人生最深的两位恩师。田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导师，进东大以后，我成了西岛先生的门下弟子。田先生在精湛考论之余，极重实地考察，他主持大运河访古之行，行旅中解决曹丕征吴之战中的地理问题。西岛先生几乎年年到中国，研究所及，脚步几乎随之而至。
日本的中国古代史学界有出行考察的传统。近年来，同行中出了几位好走的友人。早稻田大学的工藤元男，他追踪大禹的传说，一头扎进四川西北的高山谷地，不时销声匿迹。学习院大学的鹤间和幸是秦始皇的研究者，他东西南北，追随始皇帝踪迹，求索在史实和传说之间。至于爱媛大学的藤田胜久，他循司马迁足迹，几乎走遍了中国大地，独行之余，也不时邀我结伴同行，同享行旅的甘苦。
国内同行，艰苦的田野工作，从来是由考古学者担当，他们不仅行走，几乎就住在田野上。我在阳陵发掘现场见到王学理先生时，对烈日下宛若乡野老农的考古学者，油然而生敬意。人大的王子今先生是考古出身的历史学者，他主治秦汉交通史，木车牛马所及，怕已经走得山穷水尽。北大的罗新先生从中文到历史，他好访古奇，携西人驱车西行，寻觅中恍惚与西天西王母失之交臂。更有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尝试用行走触摸文化的心髓，自称行者无疆。行笔至此，看到最近的报导，央视的崔永元也带队开始万里长征，追寻红军的故迹，要作行走的主持。
行走是人类的天性，行走是古来的传统，行走是时代的新风。在古今风流的时尚当中，我再次开始新的旅程。这次新的行旅，不是去海外世界开眼，也不是去繁华都市染风，而是回归故国河山，深入荒山野地，去追寻先民故迹，去寻找往事遗留，去寻求梦想，去复活历史。这次新的行旅，我事前有充分的准备，周详检讨史料，再三索图查询，往事史实烂熟于胸，所求所索明了于心，往往是书中笔下所及，我随之跟踪而去。
我随历史去丰县、沛县，寻访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我去芒砀山怀古，连通了古今的武装割据。我又随历史去临潼始皇陵，哀泣亡秦的骨肉至亲；我远望驰道深入阿房，感慨秦帝国兴起之暴，瓦解之急。当我行走在渭水骊山之间时，复活的兵马俑军团就在我的眼前，云水蒙蒙中，为我重演一场史书失载的大战。亡秦之战，决定于巨鹿。我随历史渡漳水，用屈原《九歌》悼念秦军阵亡将士，在感叹秦楚融和的瞬间，仿佛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终章，圣洁美丽的欢乐女神，在呼唤人类和平。河南是中原文明的核心地，我曾经多次经过，却从来没有停留。我随历史去陈留、开封，当我凭吊了信陵君的故宅，步步进入黄河中下游文明的深层时，我在失而复得的文明进程中感受到人类历史的顽强和坚忍。
我是历史的行者，当我行走在历史当中时，历史就复活在我的心中。我将复活的历史停留于纸上，笔录写成本书。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