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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上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的。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褐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十五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十六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所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三十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穿黑色西服的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那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
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二十二岁，她十七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边听摇滚乐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却总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在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大门”、“滚石”、飞马、“深紫”、忧郁布鲁斯——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性交，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六十年代也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了。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条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今日，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睡觉的女孩吗，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睡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睡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睡觉，也自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所有的男人睡了的。
一次，我出于纯粹的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三十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最终我也许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睡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
一九六九年冬到一九七〇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