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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〇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乐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睡了，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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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身世，我知道得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致是说高中一年级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也跑出高中），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上是同对方睡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EN的摇滚乐节目一边性交。星期三早晨醒来去杂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校园，顺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释的咖啡，天气好的时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她称之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真像来郊游似的。”
“真像来郊游？”
“嗯。草坪一望无边，人们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费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燃。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来了又去，时间像空气一样流淌，岂不有点像郊游似的？”
那时，我二十一岁，再过几周就二十二了。眼下没希望从大学毕业，却又没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大学不念。在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搅和到一起的绝望之中，几个月时间里我都未能踏出新的一步。
我觉得整个世界在运转不休，唯独我滞留同一场所不动。一九七〇年秋，目力所及，似乎无一不凄凄切切，无一不惨惨淡淡。就连太阳光和青草味儿，甚至低低的雨声，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梦见夜行列车，梦都千篇一律。车上充满烟味儿厕所味儿闷乎乎的人群味儿，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坐席沾有过去的呕吐物。我忍无可忍，离开座位，在一个车站下来。而那里一片荒凉，一户人家的灯火也见不到，站务员也没有，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什么也没有——便是这样的梦。
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好像对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是否自己对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看上去她丝毫没有介意，或者不如说（说得极端一点）是在引以为乐，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到底，她在我身上寻求的恐怕并非温情。如此一想，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悲从中来，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飘浮的肉眼看不见的厚壁。
＊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那个奇特的下午我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被一场大雨打落的银杏树叶染黄了——黄得如干涸的河——杂木林间的一条小径，我和她双手插在大衣袋里，在这条小径来回踱步。除了两人脚踩落叶的鞋声和鸟尖锐的叫声，别无任何声响。
“你到底苦恼什么呢？”她忽然问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烟，我也挨她坐下。
“总做不好的梦？”
“总做不好的梦。大多梦见自动售票机找不出零钱。”
她笑了笑，手放在我膝头上，又缩了回去。
“肯定不大想讲，是吧？”
“肯定讲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运动鞋小心碾灭。“真想讲的事是讲不好的，不是么？”
“不明白啊。”
地面上“扑棱棱”飞起两只鸟儿，仿佛被吸进去似的消失在没有一丝云絮的天空中。我们默然望着鸟儿消失的方向，良久，她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画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图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