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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现在有人担心,刘豫得此叛将必会重用;而建康离淮南不远,今后恐怕这一线大概都不得安宁了。其实不然,现在有韩世忠、张浚、扬怡中、岳飞等大将屯兵在前方,兵力数十万,又有长江天堑之险,情况还不至于太糟。
只要措置适当,安抚好将士,“贼马”是渡不过长江的。皇上千万不要为避敌而离临安,因为“车驾一动,大事去矣”。那样的话,立刻就能引发一场全民的大溃逃。
高宗对李纲仍是不断有恩赏。先是因李纲在地方上干满了一年,盗息民安,给他升了金紫光禄大夫。后又因李纲奏淮西事宜“切中事机”,再次给予表扬。同时还给李纲加食邑,增补尚未当官的子侄为官。平心而论,高宗在后期对李纲还是很不错的,大概有悔过、补偿的意思在内。但李纲见高宗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也就不甚领情。这年九月,他把自己在江西所完成的政绩,列出六项清单交给高宗,仍是“请祠”。
李纲在这一时期写的诗,很准确地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很少,只有几首迎送宾朋的诗作,里面不乏“顾我已甘华发老,羡君犹戏彩衣轻”、“ 自惭老病无长策,徒奉藩条牧细民”、“羽书正报淮淝捷,想见胪传设九宾”这样很失意的句子。
是啊! 前方紧张,他自是夜不能寐;前方大捷,于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痛苦?
这年九月,张浚因对郦琼叛变负有责任而罢相,提举宫观,贬居永州(今属湖南)。台谏有人继续论奏他,穷追不止,还举汉武帝诛杀王恢为例,要求高宗杀掉张浚。
说起来,张浚与李纲的恩怨由来已久。
原本李纲与张浚同气相求,观点是很一致的。当宗泽被排挤出朝,以七十高龄去收拾汴京的烂摊子时,李纲、张浚都去相送。三人在郊外长亭摆酒,各抒报国之志。座中张浚年纪最轻,两位长者都对他寄予厚望。张浚痛泣道:“晚辈誓与金人不共戴天,天地为鉴,此生决不辜负二位先生教诲。”
但后来,张浚出于私怨附和黄、汪,论奏李纲独断专行,导致李纲罢相。但李纲非常赞赏张浚的主战派立场,并未结怨在心。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在福州居住。李纲当时正在家闲住,就专程去探访他,两人相逢尽释前嫌。李纲对情绪低落的张浚多有鼓励。
不久,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便推荐李纲去江西主管军事,同心抗金。
现在,张浚再次下台,连性命都有了问题。李纲便仗义执言,写了札子奏陈利害,认为决不可因一时失误而诛杀大臣。
到十一月,高宗终于同意让李纲休息了,让李纲提举临安府洞宵宫,由端明殿学士李光接替他的职务。李纲特地给李光写了一封信,把各项事务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打道回府了。
绍兴八年正月,李纲回到福建家中,在家乡办起了“义庄”,也就是原始的农民公社,扶助贫苦乡民共同富裕。
这一年,宋金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伪齐垮台,宋金关系有所松动,宋廷趁机派王伦出使金国,要求迎回徽宗的“梓宫”(骸骨及棺材)。
王伦在入见完颜昌时提出,请金国归还占去的陕西、河南之地,两国从此交好。完颜昌欣然同意,让王伦直接去请求金熙宗。当年八月,大金派出使者到江南,正式与宋朝议和。
宋朝这方面,高宗早就得知了王伦传回来的消息,便提拔“金人所喜”的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专主与金议和事宜。
这次金使南来虽有议和诚意,但人家不可能轻易放弃强势地位,而是打算狠狠压大宋一头。他们派出的议和使,不叫议和使,而称“诏谕江南使”。这个奇特的名义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把大宋看成是对等国家,而只看作藩属,所以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二是不说是来“议和”的,而说是来宣谕诏旨的,把大宋当成了臣属。过去,宋被迫对辽对金称“伯”而自称“侄”;在堂堂国书里,起首就自称什么“大宋侄皇帝”。这已经是千古奇耻了,现在则要进一步沦为“江南”,要大宋天子向金主稽首为礼,那还得了!朝中臣僚一片哗然,反对议和者无日无之。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反对曲膝称臣。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更是舍得一身剐,上疏请斩秦桧、王伦等,以谢天下。
汉唐以来,若非执政大臣或者言官,不得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而朝臣上书,若皇帝还未批出来,其内容是不能向外泄露的,否则要受到严厉处分。胡诠却不管那许多了:一个八品芝麻官儿,丢了官帽子又能如何?他把奏疏誊写了无数副本,广为散发。另有忠义之士为他的勇气所感染,索性把这个奏疏刊刻成了印刷品,满街张贴。
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堪称千古“正气篇”。他说:“三尺童子,可谓至为无知,假使令其跪拜仇敌,则怫然而怒。我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敌,难道无童子之羞么?陛下可忍心如此么?“倘不得已而用兵,我军难道必不如敌?今无故而称臣,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沮!”
他表示:“臣虽为枢密院属员,但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因此请求,斩秦桧等人头挂于街头,然后扣押金使,责以无礼,再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振!否则,臣愿赴东海而死,岂能处小朝廷而活耶!”
胡铨,是一条汉子!他的言论字字堪比金石。因为这个上疏,他得罪了高宗和秦桧,立刻被贬,后来又被流放到海南岛上的吉阳军。这份奏疏的内容一公布出来,临安城里立即喧腾如沸!据说“勇者服,怯者奋”,士民日夜议论,几天都不得安宁。后来有人做诗,回忆其轰动朝野的盛况:“百辟动容观奏疏,几人回首愧朝班!”金人闻讯,急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相顾失色,连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当时的宰相赵鼎是一位在原则上主张抗战的大臣,但是他不够坚定,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
伪齐垮台之后,其治下军民纷纷投宋,因此绍兴八年初的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当时赵鼎对议和颇为犹豫,便对高宗说:“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于进兵。于今议和,恐日后有议论,谓朝廷错失良机。是否召诸大将商议一下再说?”
高宗却自有他的一套思路,坚持要议和。他说:“不必虑此!今日梓宫、太后(高宗生母)、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赵鼎不敢再坚持,但也不愿意承担千古罪名,于是表示:议和之事请另择高明。在这个背景之下,高宗才选中了秦桧。
秦桧这个家伙,早先在朝中,曾留有主战派的美名。他在靖康年间作为割地使出使金国,在战乱之中逃离了敌营,跑了回来。其后,立场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成了最坚定的投降派。可是当时的他面目还不很清晰,所以,任命他为右相的诏书一下,朝士皆相庆贺,以为朝廷用人得当!
就这样,将士们在前线的流血牺牲,再次成了和谈的砝码。在命运为南宋敞开了收复失地的大门时,高宗又一次选择了走向屈辱。他这样做,是不是出于一个长期流行的说法——怕恢复失地、迎还二圣之后,他自己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呢?
否!
当时被拘在五国城的“二圣”,其实已只剩下“一圣”。这一圣即使被放回来,也不过是政治僵尸一具,不可能对高宗的皇帝位置构成威胁。而且,主战也并不是钦宗能回来的必然因素。
因此我认为:高宗之所以胆小,没有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胆小鬼!在高宗的坚持下,从绍兴八年的年初起,议和就成了南宋的基本国策,无法逆转了。
回到故乡的李纲,听到金人欲将大宋降为“江南”,也不由愤然,写了洋洋五千字的《论使事札子》,其风骨与胡铨一般无二。他在札子里直斥高宗:“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多由布衣以白手取天下;虽非吾之兵民、财物,而吾能巧而用之,积累而成帝王之业,福及子孙,传世无穷。而今我国之兵民、财物皆祖宗之遗留也,陛下不思用之,却缩身束手,受制于仇敌之手,是何道理,臣实不晓!陛下纵然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世史册何?”
接连三个问号,有如三记重拳直击皇帝,毫不留情。
接着,李纲驳斥了时下流行的投降论调:“议者必谓:势有强弱,弱者必服于强,所以勾践事吴、孙权事魏,皆以权宜之计而助大业。彼辈欲以此论调说动上意,臣皆以为不然!昔日勾践身入吴国,暂为臣仆,得归国,枕戈尝胆,终于报仇。今陛下能以此报金人之仇乎?孙氏起于江东,未能自立,所以臣魏以待时。今陛下凭藉祖宗二百年之基业,纵使未能恢复失土,岂可不自爱自重,而畏惧屈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哉?”
李纲还给这个不争气的“中兴之主”分析了南宋衰弱的病根:“今虏使之来名为议和,未必不以兵随之,作为胁迫。但问朝廷将如何措置之?措置有备,虽符坚百万之师,不足畏(指淝水之战);措置无术,虽数千百骑,便足以为吾扰。而今朝廷十数年来议论不一,信念不坚,无规模之计,虚度岁月,苟且过活,无积累统筹之功。倡导和议者纷纷,仅顾目前,而不以‘后艰’为念,以至今日国家之受辱,非偶然也!”
他告诫高宗,目前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坚决中止与金人的和议。他指出:“若议和,则必听其号令;若臣属之,则动辄为金人所制,身危国蹇,必至于亡!与其屈服仇敌、终归于亡,不如幡然改过、以振作士民之气,犹可转危为安,转亡为存,未为失策也!”
对于王伦之辈的求和主张,李纲与胡铨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力劝高宗:“正王伦误国之罪,处死而陈尸示众。若金使尚未入境,则闭门不纳;若金使已入境,则拘留而不遣返。请陛下降罪己之诏,反省前日和议之失,以激励天下臣民将士之心。将贿赂敌人之金帛,以募敢死之士,守卫边疆。此计一定,人心回转,天地神明亦当助我。强虏之师不战而屈矣!”
这道札子篇幅之长、论说之透彻、语言之激切,在李纲晚年都是十分罕见的。
他似乎是用尽了心力一搏!
但是,天心毕竟难挽回,大势去矣!李纲不聋不盲,知道高宗是“朽木不可雕也”,南宋偏安的局面再也没有机会改变了。
他这次自南昌回来,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绝少作诗。《尚书· 尧典》云:“诗言志”。李纲平素热衷于作诗,以抒报国之志。即使在流放的三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年也有百余首之多。可是在绍兴八年和九年这两年中,李纲诗意阑珊,竟然只有寥寥几首。哀莫大于心死。
面对国家屈辱、暗淡的前景,李纲,心死了!
他看清楚了:这个国家的最上层,其喜怒悲乐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及其千万百姓的命运,完全脱离了。他们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寄生物。国家或兴或亡,民生或苦或乐,是不在他们视野中的。
有一个庞大的体制在保护着这个寄生集团,令其放心安享尊荣。以一人之力,是无法与这个不合理的体制相抗衡的。
临歧路,路在何方?
唯有寄情风清白月罢了——“休问六朝兴废事,白萍红蓼正凝愁。千古一渔舟。”(李纲《望江南》词)
可是高宗还在惦记着这位功高名著的“渔翁”。绍兴九年二月,高宗又要临时用一用李纲了,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这个职务是湖北、湖南的地方最高长官。当时,湖北是抗金的战略要地,湖南是南宋重要的腹心地带,位置不可谓不重要。
但是李纲对高宗、对南宋的前景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在朝中,赵鼎因与张浚有矛盾,被秦桧钻了空子,被迫去职。一心投降的秦桧已完全掌控了朝政,主战派的种种理想,一切皆不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