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南宋150年的“规模说”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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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方面,清理附逆的事情仍在进行。谏官邓肃曾身陷围城中,对附逆官员的情况知之甚详,他上呈了《论伪命臣僚札子》,提到有遗漏的“余孽”。李纲便命开封留守查询出姓名来。在追查过程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罪官们的供词往往涉及吕好问!
附逆问题事关现任执政之一,这事情就闹大了。吕好问是大宋名门之后,曾祖父吕夷简、祖父吕公著,都是赫赫有名的宰相。起初由李纲推荐他为谏官,其后为侍从。张邦昌僣逆后,拉他做了伪执政,算是落了水。但是,他任伪官后做了一件事救了他自己。那就是,曾写蜡书秘密送至大元帅府,敦请赵构赶快即位。因此高宗一上台,首先就投桃报李,提拔他为右丞。
然而,现在秋后算账的来了。邓肃在谈到他时,因考虑他有功,语气还颇为宽恕。但是侍御史王宾就不那么客气了,上疏极言吕好问不忠:“好问在围城中,二圣被拘押在虏营。他应该以蜡书催元帅府进兵解救,却反而劝进(劝赵构登极),此乃‘怀贰挟奸’,无大臣节操。何况还曾有受伪命的污点,因此不可立于新朝!”
这个参奏依据的是堂堂正正的原则,无可辩驳。吕好问当初所做的倒不一定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但的确是从务实方面考虑得较多,以为自己这样做是押对了一宝。没有想到,当一切危机过后,人们的评价标准仍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这可以视为一条戒律。任何以“形势所迫”为借口的叛卖、堕落行为,迟早都是要还的!
吕好问为此大惭,只能极力求去。不久,高宗就让他知宣州(今安徽宣城)去了。
谏官邓肃还有一疏,是弹劾前朝红人耿南仲的。耿南仲担任割地使时险些被拒降的河北军民抓住,他溜得快,跑到了汪伯彦那里安身,成了大元帅府里最早的一批人,但此时还是被揪了出来。
在讨论他的问题时,高宗心里明白,恨恨道:“南仲误国罪天下共知,朕曾欲持剑击之,夫复何道!”一挥手,把他打发到岭南安置去了。
导致北宋灭亡的真正罪魁之一就落得个如此结局。
这一段,在王宾的坚持下,还对金军入寇时表现不同的地方官及将领,做了甄别清理。金军入侵时,官员中有以死固守的,也有贼未至而先逃的,都分别给予褒贬,以明功罪。
高宗也鼓励言官举报,一并处置。于是大家又提出了一批官员,其中有宣抚副使折彦质、陕西制置使钱盖、防河官员许高、许亢等,都是金军一来,就吓得逃奔川峡、湖北和江南等后方去了,简直不成体统。高宗下旨,对这几人都做了严厉处理。
后来南康军有奏报说,许高、许亢在流放琼州吉阳军(今海南三亚)的途中,过境时密谋造反,当地知军事李定、通判韩璹在紧急中斩之,现两名官员待罪,请示处分。
在讨论时,大家都说这是“擅杀”。
唯独李纲力挺两个小官,说:“靖康时任命高、亢二人守河,派给的兵将甚多,贼还没到就先逃跑,以铁骑五百护送全家直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官就敢诛之,必健吏也。这可使日后受命御贼者,知道擅自撤退则郡县之吏亦得诛之,不也能使他们略知有所戒么!是当赏。”高宗同意,命给两名小官各升一级。
这一段时间的清理,对力扫投降怕死颓风、高扬爱国气节,有着巨大作用。许多有血性的臣僚都很兴奋,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当时,原开封知府和留守两人,因为怕死而被贬官,这两个职位空缺。京师重地,亟待重整,必须选干员去任职。李纲就积极推荐宗泽担任。
宗泽是浙东人,自从任小官以来,就浩然有气节,敢作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可想而知,在中国以“阴柔”为主调的官场中,这类刚烈人物从来就是命途坎坷。
靖康间,宗泽在磁州做知州,正逢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北上路过,宗泽认为金人已大举进犯河北,形势难料,极力劝康王留下,不要北上。后来,在赵构开元帅府、登大位的过程中,也出力甚多。这就必然为汪伯彦等同僚所忌之,百般诬陷,以至不能留在元帅府中,被赶到襄阳去当了知府。
李纲到达南京行在时,正巧宗泽来办事。李纲与他攀谈,觉得其言“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这印象太难以磨灭了,因此,此次便力荐宗泽。
提起宗泽,高宗是太熟悉不过了,不禁一笑:“宗泽这人在磁州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
这崔府君是何许人也?竟能使刚直不阿的宗泽如此毕恭毕敬?原来,这位大师并不是一个肉体凡胎,而是一尊神,且与高宗关系甚大。
早在南宋时期,无论官史还是私人笔记,都有关于“泥马渡康王”的传说,说得神乎其神。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民间神祗崔府君。当年康王赵构在磁州滞留时,宗泽曾经陪康王拜谒过城北的崔府君庙( 当地人称之为“应王祠”)。
这座民间神庙位于通往邢、洛州的驿道旁。康王前往的那一天,此处“民如山拥”。磁州距金营仅有百里,百姓因担心康王会取道于此继续北行,所以聚集在神庙周围号呼劝谏。
康王进了庙后,卜得一个吉签。于是庙吏十数人就抬了应王轿舆、抱着庙中神马,请康王坐轿回馆舍休息。当时情况很乱,与康王一道出使的尚书王云,不知为何包袱里塞了一条金人头巾,被民众搜出,疑为金人奸细,竟被当场打死。
康王赵构见民情汹汹,便留了下来,并于次日去了相州。假如没有这一偶然事件,也许就没有后来赵构在南京的即位。实际上赵构当时也被吓得够戗,但后来南宋官私记载中却将此事大肆渲染,演绎成了“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 ,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见程卓《使金录》)这就是后来“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传奇故事的发端。
李纲见高宗提起往事,连忙为宗泽辩解:“古亦有用权术、借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宗泽之所为恐类于此。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战火,人心未安,如没有合适的人去镇抚,不单外寇为患,内变也甚为可虑。令宗泽当此任,方可放心。”
高宗想想,采纳了李纲的建议,让宗泽兼任开封知府及留守,主持京师的军政。
宗泽这一年已是六十九岁的白发老将。当他来到开封府时,金军还有部分骑兵屯驻于黄河边上,金鼓之声,朝夕相闻。城内经过战乱,城楼破损,兵民杂住,盗贼横行,人心惶恐不安。老将军到任后剿抚两用,杀了几名大盗,又收降了一批巨寇,一下就稳定了军心民心。他又发动军民修复城池,屡次出师挫败敌军,京师形势很快好转。
南宋自诞生到现在,一切都还是在往上走。高宗若有雄才大略,按照李纲的“规模说”去做,今后恢复失土,重振开国时的声威,并非梦想。但是,高宗这人在未当皇帝时,还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旦坐上了龙床,就不免患得患失,只想保住高位,做个偏安皇帝。对他来说,京师是个恶梦,是个陷阱,是个亡国之都。他从一开始就没想回去。尽管宗泽在那里经营得有模有样,他也还是想逃得离黄河远远的。建炎元年五月,他下诏,令成都、京兆(今陕西西安)、襄阳、荆南(今湖北江陵)、江宁(今江苏南京)诸府和邓州、扬州备足粮草,修治城池,以备巡幸之用。
宗泽认为京师已完全没问题了,上疏请高宗驾返京城,主持国事,但高宗置若罔闻,只是升了宗泽为京城留守兼开封府尹了事。这时,金国尚不明大宋目前的情况,派出使者以拜访“大楚”为名,来到开封。宗泽不由分说逮了起来,请示朝廷如何处置。高宗命宗泽把金使安置在驿馆,先好好招待再说。宗泽则认为,金使纯粹是探访虚实来了,因此上疏抗旨。
高宗接到奏疏只有苦笑,又亲笔写了个札子,让宗泽放金使回去,不要生事。黄潜善便借机攻击宗泽破坏稳定,黄的意思是想撵走老将军。但是宗泽这开封府尹无人可以取代,黄潜善的囊中人物更没有一个敢去的,因此一时也无法动摇宗泽的地位。
李纲见高宗不愿返回京师,大约猜到高宗的心理,就献计说:“京师未可居,可巡幸南阳,以示天子不弃中原之意。南阳这地方,西通关陕,护卫兵马随时可至;东达江淮,可运来粮饷;南至岭(南)蜀,可取得财货;北援三都(汴京、洛阳、商丘)、两河,可与金人争锋。天下形势(地理位置),莫便于此。”
高宗也不说别的,只是派人前去南阳经营筹划,看上去好像是接受了这一建议。
李纲在六月间还连上三疏,建议高宗要募兵、买马、缮军械、修军政、择将帅、置帅府、置要郡,经略天下。
高宗接受了其中大部分建议,令河北、陕西、京师各州县乡镇都募集民工修筑城防;各地都招募民兵、增置弓箭手;沿淮、河、江设置帅府十九处,要郡三十九处,总兵力达到九十六万余人。另又大造战车,招募水军,寻访将才,招募流贼和失业百姓十万人建立“新军”,轮流入卫应天府。
这些建议中,最可称赞处,是李纲的“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的方略。他提出。以前的勤王军多已遣散,“行在”(皇帝驻跸处)附近的军队太少,何以御强敌而镇四方?而招募关陕、京东京西“流贼”,只要经过训练,不到一年就可成精兵。在要害州郡别置营房,供他们屯驻,轮流入卫,“行在”将因此固若金汤。
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不久前还虚弱不堪的南宋兵势,立刻有了复振之势。
李纲初任宰相时,大宋管辖的地面上也不宁静,前线与后方处处“盗贼”蜂起。我们今天的人都能客观评价这些“武装歹徒”了,无非是活不下去、趁乱而起的无业流民。李纲认为,对付这些盗贼,虽以招安为主,但朝廷若不“耀武”,使其有所畏惧,则他们必将无所忌惮。务必要讨平数处,其余就都镇服了。当时,有“剧贼”李昱扰乱山东、杜用起于淮南、李孝忠搅乱襄阳,为害甚大。李纲派将兵去讨平,果然,“巨贼”一灭,其余的各股流贼就都接受招安了。当时舆论对李纲任宰相的评价是:“才两月间,威令大振!”
在军事技术方面,李纲也有贡献。大金的铁骑一向威猛异常,宋军在野战中很难占到便宜。李纲对此分析道:“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骑兵少、步兵多,临战多致溃散。”
他提出:“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此乃至理。所以古人与骑兵战,多用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乃以‘武刚车’自环,以为屏障。马燧所以能兵雄朔方,乃制作战车,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以车抵挡敌方冲锋。后世有人见房琯曾用战车失败,于是不再使用。殊不知抵御铁骑非车不可,关键是如何用。”
李纲向高宗描述了他曾经成功使用过的战车:“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曾制作简易轻捷之车,数人可推,进退旋转,皆如人意。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防矢石,下设铁裙以护人足。车上士卒,长兵器刺人,短兵器攻马。车两旁有铁索,行则布以为阵,止则联以为营,平原可以驰驱,险阻可以控扼。每车用兵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射箭,其余执兵器在车之两旁。士卒有所依则铁骑无法冲击。曾制作数百辆,操演月余,士卒皆熟练,适逢臣被罢,而此法不用。”他的意见是,今日应将战车制作图式,颁发给京东京西各军,让步兵广为制造并演练。这个建议诸将皆以为可用,于是战车图式正式颁发了下去,朝廷委派提刑司总管此事。
经过李纲和主战派官员的努力,建炎元年六、七两个月,新兴南宋的国运犹如今日股市之“牛市”,全线飘红。按照这个走势,不出三年,强国可期。
但是,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个人意志,也就是皇帝本人的价值取向。一个皇朝究竟是奋发有为还是苟且偷安,完全是由皇帝的志趣所决定。
因此,南宋的命运在短时间的“高开”之后,突然转为“低走”,其间的变幻之快,足以令后代的研究者们瞠目。
李纲的“规模”之说,也从此成了一场令有为之士扼腕痛惜的大梦。——上天给南宋送来了一位堪比诸葛的良相,却没有给它带来一位志在中兴的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