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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12日，星期二
昨天夜里，也就是周一夜里，我们把已经不省人事的巴布从三号营地转移走。一听到我们的叫喊声，其他人立刻从帐篷里跑了出来，他们原以为会听到他的笑声，想不到听到的却是我们的呼救声。我们一帮人跪在地上，把昏迷不醒的巴布・里塔围在中间，此时的他依旧四肢张开，面部朝上。
雷吉看了一眼这个夏尔巴人太阳穴上的肿块和一大片瘀伤，便把急救箱扔给理查，然后一边用尼泊尔语给另外两个夏尔巴人下命令，一边给他们指出方向，接下来她和他们一起跑回帐篷，用多余的帐篷帆布和帐篷杆组装担架。理查蹲伏在巴布身边，小心翼翼地扬起他那血流如注的脑袋，飞快地把两个纱布垫放到巴布头皮上大量出血的部位，快速缠绕纱布绷带把纱布垫固定住。他敏捷且淡定地用他的铅笔刀剪断绷带，把绷带打成结。
“他还好吗？”我问。我的贴身夏尔巴人出意外了，我整个人，乃至我死气沉沉的语气，都表示我内疚无比，我要为这次意外负上责任。让-克洛德看上去同样很内疚。
“头部创伤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理查说。他一直轻轻抬着巴布的肩膀，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脖子和后背，一直向下摸到他的尾椎骨处，“我想他的脊柱没有受伤。我们可以移动他。我们现在能采取的最佳措施就是尽快把他运到大本营，让帕桑医生给他医治。”
“挪动他真的安全吗？”J.C.说，他很久以前告诉过我，夏蒙尼向导全都接受过训练，对于从山上摔下来的人，只要有丝毫脊柱受伤的可能，或者严重的脖颈创伤，就绝对不能移动伤者。
理查点头。“根据我刚才触摸后的判断，他的脖子没断。他的背部没问题。我觉得移动他比让他整夜留在这里危险要小。”
雷吉和尼玛・特仁带着临时搭建好的担架回来了，他们把帆布对折缠绕在两根6英尺长的帐篷杆上，并牢牢扎紧。
“我们需要人把他抬下山，”理查说，“我看得要六个人。四个人抬担架，另外两个随时替换这四个人。”
“我们来抬他。”我和让-克洛德带着哀伤和内疚异口同声道。
理查点点头。“彭巴、铎杰伊、登津、尼玛，你们四个人和两位大人一起下山。”
雷吉飞快地给三个不懂英语的夏尔巴人进行了翻译。我之前看到雷吉已经取了两盏提灯和两套头灯回来。她一直等待着，最后我们蹲伏在毫无意识的巴布身边，数了三下，极为轻柔地把他从雪地里抬到已经展开的担架上。
雪地上沾满了巴布的血，他的绷带已经被血染红了。
雷吉默默地把提灯交给彭巴和铎杰伊，然后把头灯装备交给我和J.C.。“特比！”她叫在一旁守候的夏尔巴人中个子最高的那个。我记得特比・诺盖会说英语。“你来当通信员，先行一步，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告诉二号营地和一号营地的人，我们到达每个营地的时候，可能需要新的志愿者来抬担架。不过不要在这些营地浪费太多时间，你要尽快到大本营，看看帕桑医生是不是能够上山来接抬担架的人。一定要向帕桑医生说清楚巴布・里塔头部的伤势以及他是如何受伤的。大帐篷外还有一盏提灯，出发时拿上吧。”
特比点了一下头，慢跑着离开了这道雪坡，跑过营地区域内被雪覆盖的粗糙冰碛石时一把拿起了提灯，片刻之间便消失在了冰柱后面，随后登上了冰川上的小路。
让-克洛德抬起了担架杆的左前端，我则握紧右后端。尼玛・特仁抓住右前端，登津・伯西亚和我一起抬后面。我们再一次数了三下，然后把担架抬到了及腰处。巴布・里塔仿佛没有一点儿重量。
“我们先在三号营地把明天需要背运的东西整理出来，一弄好就去追你们，”理查说，“告诉帕桑医生，我会带着所有人去一号营地或大本营。”
向冰川下方行进这段路非常累人，尤其是因为漫长的白天里我们都一直在登山。在我们爬上冰川准备下山之前，雷吉交给彭巴一整套吸氧装置和装在背物架上的三个满氧气罐。她的主意是，如果我们累了，就可以离队，吸一些“英国空气”，同时让彭巴或铎杰伊接替我们。
可我和让-克洛德都没有中途退出，我们用了整整四个小时下山，经过了几个营地，甚至就连夏尔巴人都轮流替换了对方。我俩也经历了非常难熬的时刻，比如说绕道下山来到冰川上，然后向上行进，再次翻越数道陡峭斜坡。在这样的时刻之后，有那么一两次，彭巴把氧气罩先是举到了J.C.的脸上，又举到了我的脸上，我们吸了几口丰富的英国空气，继续抬担架下山。戴着仿羚羊皮棉织物面罩的巴布・里塔看上去就和睡着了一样。
帕桑医生在一号营地迎上了我们，他让我们把担架放在几个箱子上，借着提灯的光亮，他给巴布进行了初步检查。
“我想迪肯先生说得对，巴布的颈部和脊柱没有直接创伤，”帕桑说，“不过我们要把他抬到下面去。你们还抬得动吗，得去大本营呢，或者我去找别的挑夫来？”
我和让-克洛德无论如何都没打算让别人来替我们抬起担架的这两个角。当然了，这态度挺荒唐的，因为这好像是我们在惩罚我们自己。不过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特别是我，的确应该受到惩罚。我至今依然如此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得像两个缺心眼儿的小学生，如果我没有大喊一声“瞧好了”，然后做出那样愚蠢的行为，巴布・里塔现在应该好好地在三号营地，一边吃晚饭，一边和他的夏尔巴人朋友嘻嘻哈哈。
快到夜里11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大本营。医务室帐篷侧边的帘子掀了起来，这里的夜暖和得惊人。一丝风都没有。医务室帐篷挂着六盏煤油灯，咝咝声不绝于耳，我终于明白了为何帕桑医生希望在这里做重要的医治工作，因为这里的空气不那么稀薄，比较暖和，而且光线也比其他营地充足很多。
和我们一块下来的四位夏尔巴人回了他们的帐篷，我和J.C.则瘫倒在医疗帐篷的铺地防潮布上，与此同时，帕桑开始仔细检查巴布・里塔的伤势。我的双臂累坏了，我感觉我再也不能把它们抬起来了。
帕桑医生先是清理了巴布的伤口，换上了新绷带，然后给他做了三十分钟检查，包括量血压，测脉搏，还检查了其他生命体征，这之后他一个字都没说。接下来帕桑拿出一个氧气罐，把氧气罩放在巴布的脸上，并把流量开到最大，又把两条毯子向上拉到这个夏尔巴人的下巴下方，然后把刚才用过的其中一盏提灯和两面镜子撤走，这时候我终于开口问：“情况有多坏，帕桑医生？”
“他气息微弱，脉搏也很弱，呼吸困难，”帕桑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巴布头部撞击到砾石的部位出现了血肿，也就是说，那里形成了血块。”
“你能治吗？”让-克洛德问。我知道这位登山向导见过很多人在山上死于大脑栓塞，这些人死前都是如此，要么是受了伤，要么是出现了高空病，从而导致肺部或大脑中出现血块。对于我而言，这只是个医疗术语而已。
帕桑医生叹了口气。“氧气应该能起点儿作用。要是在正规医院，我会尽全力找到血块的准确位置，然后，如果病人无法苏醒，生命体征持续减弱，我或许会进行开颅手术。在这里，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最多能做的就是老式的环钻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