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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迎来了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时刻。本来，我打算更早一些时候进行这项工作。
这是由于突然发生了笔者预料不到的《恶魔的饱食》（第二集）误用照片的问题。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应付这一事态，同想以这件事为借口，趁火打劫“搞垮《恶魔的饱食》”者进行斗争，出于无奈，把开始执笔写第三集的时间大大推迟。在这里，向各位读者深表歉意。
关于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已在《文艺春秋》月刊（1983年1月号）上发表。由于这一事件，不仅成为“问题”的第二集，甚至第一集也不得不停止发行了。另外，预定出版的演讲、论文等的汇编集《不再重演恶魔的饱食》也无限期地延期出版了。
这一切都是在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我集中精力写《恶魔的饱食》的意图是：揭发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过错，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以防止重蹈那些悲惨而又愚蠢的覆辙。但是这一意图被歪曲了，《恶魔的饱食》成了那些不乐意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攻击目标。
由于我借《赤旗》报发表这部作品，加之我的秘书兼合作者下里正树又是《赤旗》报记者的关系，有人就说《恶魔的饱食》是日本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事实上，《恶魔的饱食》是根据我既不“左”也不“右”的个人信念写成的。
支撑我写作《恶魔的饱食》的信念是希望在反对军国主义、维护和平与民主而努力的基石上添加一块石头（堪称是夙愿）。这同“左”、“右”的影响毫无关系。
对一个作家来说，为重新唤醒一时不得不停止发行的《恶魔的饱食》而写完第三集，比澄清误用照片问题责任更为重大。
虽然一时处在难于同读者再次见面的困境之中，但是，在此开始执笔写第三集，又有机会同各位读者再次见面，作为笔者来说，内心无比軎悦，感慨无限。
本书即将付梓时，《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也会以新的面貌出版。
通过执笔第一、二集，想去看看731部队的根据地——平房的心情更加强烈。
以原部队人员的证词和航空照片为基础，通过原部队人员绘制的精密的“全图”，在我的脑海里已形成了一张731部队设施想象图，甚至连做梦我都看到了它。
但是，想象图终归是脱离不了想象的范围。731部队最早设置在哈尔滨市近郊背阴河的附近是1933年。从1938年6月开始，在哈尔滨以南约20公里的地区划出了约6平方公里的大规模军事特区。这一地区当时被称作滨江省平房。在这里，他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建成部队的各项设施。
然而，关东军“划定”军事特区的这一地区是别国的领土，并不是日本固有的土地。在平房原来就没有居民吗？如果有的话，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征用土地和房屋时，日军是否进行过补偿呢？这些人现在怎么样呢？有人说731部队为当地的医疗、防疫做出过贡献，当地人对731部队留下的记忆和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本书第一、二集是根据加害者一方有勇气的证词写出来的。但是，731部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组织内部的分工很细，每个部队人员分工的范围很狭窄，是很专业化的，因此，原部队人员中就有人怀疑，说“731部队真的干过那么残酷的事情吗”？“仅靠听说就能写出《恶魔的饱食》吗”？
为了确认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实地调查。如果731部队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话，那么，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731部队对当地的医疗做过贡献的话，那么，也许当地的居民会有所感谢。
只收集加害者一方的证词而不听取受害者的呼声，那等于是车子少了车轮，太片面了。
到当地去，能否听到受害者真实的声音呢？据传闻，“马鲁太”全部被屠杀，没有一个幸存者，但果真是如此吗？即使没有幸存者，难道没有遗族吗？无论如何我要亲自去确汄731部队的“现场”。
1982年9月，中国大使馆正式发来了同意入境的通知。我们是在这一年春天申请入境访问的，由于下里是《赤旗》报记者，所以，中国方面的答复来得晚一些。
中国方面的条件是：下里先生不以《赤旗》报记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我的秘书随我赴《恶魔的饱食》现场采访。此外，可带一名翻译随行。
我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希望调查的项目和访华的条件。希望调查的项目如下：
一、设施（遗迹）：
1.哈尔滨市内及近郊731部队有关的各种设施、建筑物，尤其是日本领事馆（1936年前）哈尔滨宪兵队本部、731部队第三部遗迹；
2.平房的遗迹及附近的农村；
3.长春：孟家屯第100部队遗迹；
4.沈阳：中国（原满洲）医科大学北野政次(1942-1945年任731部队部队长）的足迹；
5.北京军事博物馆；
6.如果日程允许的话，访问孙吴、海拉尔、牡丹江、林口等731部队各支队及安达实验场的遗址。
二、采访受害者、遗族及有关人员。
三、战争结束时，731部队撤退以后，可能遗弃在当地的实验标本、记录、照片、实验器具和其他一切有关资料以及听说中国政府公安部保存着的原部队人员的口供记录和名单。
四、平房设施遗迹在战后的发展情况，目前利用状况，测量记录，平房当地历史及解放后的照片。
五、据传，朝鲜战争时美军在中国领土内使用了细菌武器，当时的调查记录以及据传当时从事细菌战的美空军士兵俘虏的口供记录及录音带等。
我们大致提出了以上“贪婪”的要求，访华的条件是：
1.访华的全部费用由我负担；
2.日程全部根据我的想法来拟定，变更自由；
3.对采访事项的执笔内容不加任何限制；
4.翻译随我同行。
我们提出上述要求以后，中国方面全部应允。在实现访华计划之前，我多次同中国大使馆进行沟通，并得到了中国蔡子民和张玉良两位先生，还有野村礼平先生和多和辉雄先生以及其他希望匿名的各位人士的热心帮助。
另外，中国作家协会提供了访华期间在各城市内采访用的车辆，在这里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一行，除我之外，还有下里正树和翻译，共三人（翻译是东京女子大学中国语讲师德永淳子）。1982年9月14日，在期望的访华出发前夕，我们抑制着首次访华的激动心情，住在成田机场的旅馆，准备翌日早晨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