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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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说的时候,还不知道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困难得多。为了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他需要进行一年血腥、残酷的战斗;而让自己的人相信接受这些条件的必要性,又需要一年的工夫。他的军官们不愿出卖胜利,发动了起义;他镇压这些起义,残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力量坚决粉碎这些抵抗。
他决不是当时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人。他相信他终归是为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和口号进行战斗(政客们善于根据情况不断变换这些口号),所以充满了热情。就象以前为了胜利而坚定不移地作战一样,为失败作战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指责了奥雷连诺上校不必要的蛮勇。“不用担心,”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死亡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对他来说,确实如此。他相信自己的死期是预先注定了的,这种信心给了他一种神秘的免疫力——在预定的期限之前不死;这种免疫力使他在战争的危险中不受伤害,使他最终能够赢得失败——赢得失败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只抽空应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跟家里的人相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怎么也无怯使哥哥的形象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以为奥雷连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长久蛰伏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啦,”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之前一个星期,他回到了家里:没有侍从,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把骡子的鞍俸和翰具以及一小箱诗篇放在廊上——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行装中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她叫了他一声。奥雷连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她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亲热地说,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瞧吧。”
奥雷连诺上校就象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微微一笑,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回到了马孔多,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他说,“时间过得多快啊!”
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奥雷连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孔多的,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腋下的脓疮又发作了,六个月以前,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没药,以为儿子回来之后就会在雷麦黛丝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他经过乌苏娜拾掇得特别仔细的首饰作坊时,没有发现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而且在这房子里,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在长久离开之后,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墙上剥落的灰泥,角落里凌乱的蛛网,弃置不顾的秋海棠,白蚁蛀坏的木梁,长了青苔的门框,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谲的陷阶都没使他掉进去。他坐在长廊上,用毛毯裹着身子,也没脱掉靴子,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整个儿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乌苏娜终于明白。她无法长久把他留在家里。“也许还要去打仗。”她想,“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是死。”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可信,乌苏娜认为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右芋拿面包,左手握汤匙。他的孪生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呢,左手拿面包,右手握汤匙。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孪生兄弟知道他们两人完全相似,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来欢迎奥雷连诺上校。可是奥雷连诺上校什么也没看见。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甚至没有注意到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有乌苏娜一人敢于把他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她在晚餐时说。“你起码应当记住今儿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连诺上校这时明白,乌苏娜是唯一识破他精神空虚的人,但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地盯地她的面孔。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牙齿已经磨损,头发枯萎、稀疏,眼神显得惊恐。他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娜比较了一下,当时他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片刻间,他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茧子、疮痪和伤疤,这些可悲的痕迹甚至没有引起他一般的怜悯。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努力,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已经发霉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它。从前,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娜的气味时,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而且经常觉得他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甚至他的妻子雷麦黛丝,在他心中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他的女儿的·他在爱情的沙漠上邂逅过许多女人,他和她们在沿海地带撒下了不少种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通常,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他,黎明前就离去,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想起她们,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是他童年时代对哥哥霍·阿卡蒂奥的感情,但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串通。
“对不起,”他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战争把一切都葬送啦。”
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中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