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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刚移民美国没多久就要回欧洲呆上六周，于是到移民局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移民局的办事员在查看了他的退税记录后说：“去年你只赚了1800美元，太少了。我猜你的工作能力不错，一定有大学学位，没准还会几国语言。如果你愿意到移民局来工作，包管薪水高出五成。”他转身拿出一张应聘表格让德鲁克填，说：“如果你现在填了，我的上司立马可以签字。我们俩以前是合伙开鞋店的，后来银行倒闭，鞋店也随之关了门。等你从欧洲回来，这儿就有一份新工作等着你。”
德鲁克认为这就是美国上个世纪30年代的特点：关爱陌生人，并勇于伸出援手，哪怕当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在回忆录《旁观者》中，特别是第三部分《无私天真的夕阳岁月》里，他用了不少的笔墨来描绘那种看来已经不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
回忆使德鲁克笔下的美国多少带有牧歌的色彩，或许读一读《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可以把人从甜蜜和感伤中打捞出来。在这本书中，作者周敏提到如今亚裔美国人，尤其华人被冠上的两个称谓，一个叫“名誉白人”，另一个叫“模范少数族裔”。前者明显的政治不正确，而后面一个称号也很尴尬——“华裔美国人”替代“中国佬”固然是进步，但本质上，与这个称谓划等号的“模范少数族裔”，仍然是主流社会强加的刻板形象。想一想的确如此。将刻苦耐劳、家庭团结、克己复礼、不重享受等等貌似准确的评语加诸具体的每一个美国华人都是武断和蛮横的。
另一方面，美国华人的自我定位也相当混乱。周敏注意到，哪怕是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也和他们的移民父母辈一样，有意无意地把白人和美国人混为一谈。“经常可以听到，某某在追一个美国人，你就知道她在追一个白人。如果她在追一个黑人，别人就会说她在追黑人。”
无论周敏严谨客观的社会学研究还是德鲁克甜蜜而感伤的回忆，都围绕一个词展开，那就是“认同”。如果我们对“认同”的重要性缺乏感性认识，不妨想想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加拿大人马克·罗斯韦尔（Mark Rowswell）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有一篇文章如此评价：“（他）虽然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这句话颇得“认同”一词的神韵。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友人有一个如雷贯耳的中文名字——大山。
“认同”也正是哲学家科耶夫的思想核心。他在《黑格尔导读》里讲到，相互承认、彼此认同一直是人类的欲望，也是历史的动力。一旦人们认同彼此的理念，想的一样，做的也一样，那么人类就将迈入大同世界，共享“人生的星期天”。尽管哲学家本人并不喜欢他所预想的人类远景，但我想大多数人既没有哲学家那样强大的心灵，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种科耶夫式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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