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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里布莱克写道：“我必须创造一个系统，否则便成为他人的奴隶。”与其说他道出了作家们的心声，不如说探到了作家们的心病。更有哲学家将这种心病阐述得像社会新闻的标题那样惊悚，大意是凡还没有创造自我的人，在存在论意义上就是有罪责的。这种心病可称为“焦虑”。
在探究这一心病方面，没有什么作品比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更有名。在书中布鲁姆把诗人的创作描绘成摆脱他人影响的种种尝试，并用弗洛伊德的方式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一番包装。而实际上他的焦虑学说简而言之就类似于香港鬼片中鬼附身和驱鬼的情节，对付王尔德、史蒂文斯还成，一旦碰上莎士比亚这般的厉鬼就不灵了。尽管布鲁姆在回避了20年后以《影响的焦虑》再版前言的方式企图将莎士比亚纳入焦虑理论中，但他的那些臆测实在不能说服我，但我理解他的焦虑。要知道，莎士比亚就是布鲁姆的上帝，用自己的理论给造物主之上安排一个更高位阶的神癨，那是何等痛苦。
如果布鲁姆读过席勒在1795年发表的文章《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不至于20多年来为莎士比亚耿耿于怀。在那篇文章中，席勒区分了这样两种类型的诗人：一种是在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环境之间，或是在他们自己的内心，意识不到有任何裂痕的人；另一种是意识到这种裂痕的人。对于前者，艺术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形式，作为艺术家，他们理解自己直接看到的东西，为了它本身而去表达，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外在的目的。而对于后者来说，天地崩裂，不复统一，那个情与思和谐的世界已然消失，他所做的，就是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去追寻、重构那种和谐，以期重返那个世界，却又无时无刻不得不承载着断裂所带来的焦虑感。席勒将前者称为naiv（素朴的人），后者称为sentimentalisch（感伤的人）。素朴的艺术家同自己的缪斯喜结良缘，而感伤的艺术家与缪斯的婚姻却颇为不幸。因为前者的婚姻祥和快乐，而后者却要面对时代的紧张、冲突和焦虑。
按照席勒有趣的二分法，很明显，莎士比亚是素朴的艺术家，他没什么可焦虑的，而易卜生显然不是。塞万提斯是素朴的，而乔伊斯明显不是。巴赫是素朴的，贝多芬不是。李白是素朴的，杜甫则多半不是。无论如何，将作家的创作归因为摆脱他人影响的尝试，这是对易卜生、乔伊斯的矮化。他们的焦虑其来有自，绝非什么“影响的焦虑”。
而今焦虑的作家举目皆是，而席勒意义上的素朴的作家——和自己的创作手段和谐相处，普通人与作家的身份完整统一，没有自我意识或困惑，同时才华横溢，这样的人我很难找出一个。也许马尔克斯算半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