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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拉古是古希腊时期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国。小国刚立新君，他的一个朋友是柏拉图的学生。这个学生觉得新国王应该愿意行事公正，愿意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他恳求自己的老师柏拉图前来叙拉古。之前柏拉图曾经到过叙拉古，在见识了老国王的暴戾后而离去。但他的学生热情地劝说他相信，新国王与老国王完全不同，值得教育。柏拉图犹豫良久，终于乘船而往。然而柏拉图很快就发现新国王不过是想为自己在学识上镀镀金罢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暴君。柏拉图的理想国方案在这里根本无法实施，他只好失望而去。六七年后，柏拉图再度接受了学生的邀请回到了叙拉古。这一次他发现，暴君愈发傲慢，根本不把柏拉图放在眼里。柏拉图只好又一次失望地离开。
1934年，当海德格尔担任了弗莱堡大学的纳粹校长后重返讲台时，一位同事尖刻地质问海德格尔：“君从叙拉古来？”那位同事的名字已经无从知晓，可是他对海德格尔的这一讥讽却十分有名。
这是马克·里拉在他的一本书中讲述的一段逸闻。他称之为“叙拉古的诱惑”。这本书的书名叫《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在书中，马克·里拉将现当代的几个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摆上了手术台，剖析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幼稚与疯狂。这些人中包括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他们的思想至今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非比一般的影响。作者希望通过分析他们介入权力政治的经历，告诉人们，这些思想深刻、影响巨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背叛了独立自由的理念，成为极权原则或恐怖政体的支持者和拥戴者，他们的心魔与他们的思想体系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而一旦人们不能深切体察这些联系，就有可能重蹈他们的覆辙。
无疑，海德格尔、施米特等人的所作所为是知识分子的背叛。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究竟要坚守哪些原则呢？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
在英语世界，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褒义词。直到20世纪中叶，英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或者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都是颇负面的词汇。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的标题，显然是这样的含义，甚至是更为轻蔑的含义。在他的笔下，卢梭、托尔斯泰、罗素、萨特等人都成了自私自傲的冷酷悭吝之徒。可是，尽管他罗织了不少耸人听闻的材料，在每一个句子上都加上表示鄙视厌恶的形容词，却只能让人明白，他是一个拙劣的泼污者。为了批判罗素的“脱离现实”，他列举的罪证之一是罗素“爱喝茶，却不会煮茶”。为了证明萨特的行动哲学是虚伪的，他认为萨特应该去炸军车或者刺杀党卫军。他的这种幼稚得近乎白痴的论调只可能得到偏执狂的认可。相反，从他的这些失败的罗织中倒可以看出人们惯常轻蔑地使用“知识分子”一词是多么地不慎重。
对于保罗·约翰逊的荒谬，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曾表示愤慨。他认为那不过是对知识分子“极端愤世嫉俗的攻击”。的确，保罗·约翰逊的描述既不符合现实，同时也不符合历史。知识分子曾经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到今天仍然如此，尽管目前他们的作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尚有争议。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给出了两种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定义。一个是葛兰西的划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而在起作用的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比如教师、牧师、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另一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挂钩，而这些阶级或企业利用他们来赢取利益和权力。他们包括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广告人、公关专家等。萨义德还提到了另一个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例如苏格拉底、耶稣、达·芬奇、伏尔泰等。这个定义来自朱里安·班达的论著《知识分子的背叛》。在对背叛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中班达确立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是特立独行、敢于面对权势的人，是“为追求非世俗的财富而感到喜悦”的人，是自称“我们的国王不在这个世上”的人。葛兰西与班达给出的定义各为极端。而明显的，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更倾向于班达，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尽管看起来葛兰西的定义更容易把握，但无疑班达和萨义德的定义更让一些人感到舒服。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愿意认同他们的观点。在林贤治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中，萨义德的观点就得到了正面的呼应。他们都强调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和“业余者”身份，强调“内心流亡”和边缘性。
古怪的是，几乎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倾向于缩小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不是扩大它，这或许是“文人相轻”的衍生含义。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过是萨义德的形容词，背叛班达的人也许正是萨义德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在班达那里，知识分子应该远离世俗，追求非实际的目标，为艺术、科学、形而上学的思索而工作。那些背叛的知识分子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降临到公共广场上”，卷入到普通大众的公共关系中，成为政治热情和世俗热忱的俘虏。而在萨义德那里，这些所谓背叛简直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应有之义。在他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萨特那样的人，“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方说，和平和正义的事业”。与此同时，鉴于他们坚持“对权势说真话”，顺理成章的，知识分子必然成为公共社会的“流亡者”，哪怕不是真的被放逐或被边缘化，也要怀着一种受难者的心情，坚持“内心流亡”。然而，尽管现代社会没有打出“欢迎知识分子回到地面”的横幅标语，但是，除了与权力的较量，要从现实中寻找知识分子被放逐或者边缘化的证据仍然困难。再者，一个被放逐被边缘化的人如何做到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意见？萨义德的定义具有某种内在的矛盾性。
如果说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话——有关现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祭司、教士以及中国士大夫的关系被讨论得够多了，那么不得不说，萨义德对此的定义有些类似于构筑神话，他自己也承认，符合他的定义的知识分子，像二战之后出现的活跃在咖啡馆的少数法国知识分子（如萨特、加缪等人）是伟大的，但几乎也是神话的。那种孤独地背负着伟大使命的人类良心，彻底反抗权力对抗主流秩序的萨特式的知识分子无疑是具备英雄气质的，但极有可能只是自恋产生的幻觉。比较客观的定义可能是雷蒙·阿隆给的。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观察者，有节制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和舆论领袖的角色。
种种知识分子的定义难以让人满意，但是总有人指出一些比较具体的例证。比如说，法国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样的说法还包括“俄国知识分子是最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中国知识界缺少知识分子精神”等等。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振振有辞，但是也很容易找到反驳的论据。当1968年巴黎的学生高呼着“宁与萨特走向谬误，不与阿隆共享真理”走向街头，萨特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更伟大了还是更值得怀疑了？当1848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俄国知识分子抛弃了自由主义，从此踏上一条通往极权社会的不归路时，他们的知识分子精神是高贵的还是荒谬的？既然中国缺少知识分子精神，那么推动、校正历史的力量从何而来？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可有可无？
也许，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试图更多地介入社会生活，从而产生更广泛影响的愿望与企图超越世俗、保持独立精神的愿望是知识分子将一直面对的尴尬宿命。实际上，这就是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冲突。权力，无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都有助于知识分子以知识影响公众。但知识本质上具有的真理性，天然地不愿意屈服于权力。或许，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充分意识到这些冲突，坦然接受尴尬的宿命，并把这种命运的独特性当作自身定义的一部分。只有理解了知识分子的尴尬，可能在阅读《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时，失望的情绪才不至左右我们的判断。叙拉古的诱惑是危险的，更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可能不仅是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而是我们整个人类所要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