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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即皇帝位,是为德宗。
新天子登基,该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服丧。
在古代,服丧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按照儒家传下来的礼法,无论哪个人遭逢父母之丧,都要守孝三年,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学名叫“丁忧”。也就是说,不管你当再大的官,碰到爹娘死了,你也得老老实实回家去丁忧三年,除了吃饭睡觉看书写字之外,几乎啥事也不能干。
可是,这事要是搁在皇帝头上,就有点不太靠谱了。
道理很简单: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别人还可以替他处理政务;皇帝要是三年不上朝,谁来替他君临天下?
为了解决这个不靠谱的问题,大概从汉文帝开始,就有了一个从权变通的办法,把皇帝的服丧时间从三年缩短为象征性的三十六天(代替三十六个月)。唐朝自高宗以后,都遵照这个办法执行,到了玄、肃二朝,更进一步缩短为二十七天。代宗临终之前,也在遗诏中表示,新君服丧二十七天,帝国各级官员则只需哀悼三天,“天下吏人,三日释服”。总之,大家意思意思就行了,三天后该干吗干吗去,别耽误了工作和学习,当然也别耽误了娱乐。
代宗这个遗诏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满朝文武极力拥护,都表示要坚决执行。
可是,偏偏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所有官员都必须跟新君一样,服满二十七天,一天也不能少!
这个人就是宰相常衮。
常衮是代宗晚年颇为倚重的大臣,和当时的名臣杨绾同时入相,可杨绾没多久就病逝了,于是常衮就成了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
在常衮之前,当政的人是弄权宰相元载。众所周知,元载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腐败,不仅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而且总是变着法儿损公肥私。比如当时宰相上班,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吃工作餐的,元载嫌饭菜不好,就公然向代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都要由御膳房提供,吃的东西必须跟皇帝一样,而且每顿都要准备十个人的量。除此之外,还要求朝廷给宰相及公卿大臣们发放特别津贴——每年绸缎三千六百匹。代宗虽然心里不满,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随后,这两项待遇就形成了惯例。
常衮上台后,为了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就主动向代宗提出:“朝廷发给宰相和大臣们的餐费已经足够了,应该让御膳房停止供应膳食。”代宗很高兴,马上就批准了。不久,常衮又建议废除特别津贴,结果一下子就犯了众怒。
要知道,朝中的大臣们虽然厌恶元载,但没有人会厌恶特别津贴。说白了,当初大伙没跟着元载吃肉,至少还能跟着混口汤喝,可如今你常衮一来,就让大伙勒紧腰带喝西北风,你凭什么呀?
此议遭到众人的强烈反对,常衮只好闭嘴,此事遂不了了之。
事后,公卿百官都在背后大骂常衮,说:“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朝廷高薪是为了养廉,你如果自认无能,对不起这份高薪,那就干脆辞职走人,何必自命清高地辞薪呢?
就这样,常衮一上台就把同僚们都给得罪了,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
可是,常衮真的不会做人吗?一个混了大半辈子官场、最后混到首席宰相的人,会连最起码的团结群众都不会吗?
其实,常衮之所以触犯众怒,不是因为他不会做人,而是因为他太急于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了,从而不自觉地损害了百官的利益。
换言之,常衮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却又流于虚伪和矫情。
代宗驾崩后,常衮的虚伪和矫情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按照礼制,满朝文武每天早晚都要到代宗灵前致哀。常衮或许是感怀于代宗的知遇之恩,或许是急于给新君李适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总之每天都在灵堂上哭得稀里哗啦,一副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的样子,让大伙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一天,常衮照例在灵堂上哭得死去活来,甚至做晕厥倒地之状,随从慌忙跑上去搀扶。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时任中书舍人的崔祐甫终于忍不住了,指着常衮对众人说:“臣哭君前,却要人搀扶,天下可有此等礼仪?”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当众揶揄,常衮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顾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强忍着没有发作。
同日,新君李适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各级官员服丧期限的问题,常衮抓住这个表现机会,一再强调:“先帝遗诏虽说‘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但意思是指低级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古时候每遇国丧,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礼制,如今皇上须服丧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当如此。”
百官闻言,心里都在问候常衮的祖宗,可表面上还是保持沉默,不想得罪这个首席宰相。唯独崔祐甫再次无视常衮的权威,冷笑着说:“先帝遗诏,并无朝臣和庶人之别。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个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应遵从遗诏,一律服丧三日。”
常衮开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释义,‘吏’即‘胥吏’的简称,专指官员自行任命的僚属,岂能与公卿百官相提并论?”
崔祐甫寸步不让:“《左传》中有一句话,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难道史书上常说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衮发现自己掉书袋比不过崔祐甫,赶紧转移方向:“礼法不外乎人情。当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与寻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礼,于心何忍,于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发出冷笑:“常大人坚持这么说,将置先帝遗诏于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犹能随便改动,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改的?”
常衮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没有人臣之礼。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责常衮肆意曲解遗诏。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顿时吵得不可开交。
新君李适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里大为不悦,随即宣布会议解散。
常衮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脸面、当众死磕,难道仅仅是单纯的礼法之争吗?
如果你这么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朝代都会爆发程度不同的礼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权力之争。换句话说,所谓的祖宗礼法,往往只是政客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罢了。
常衮和崔祐甫之争,当然也不会例外。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说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乱后的变迁。
玄宗时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六部大臣构成;而在初唐时期作为当然宰相的尚书左、右仆射,此时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从安史之乱起,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李唐朝廷开始把中书令、侍中这两个职衔拿来加授给一些功臣元勋,使得这两个宰相职位逐渐有了虚衔的性质。到了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进一步将中书令和侍中升格为正二品(原为正三品),从此这两个职衔就彻底变成了虚衔。
相应地,原中书、门下两省的副职——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为正三品,成为两省的最高长官。此后,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分别加“同平章事”衔来担任,其他的低阶官员(四品或五品)只要加“同平章事”衔,也可不问资历,直接拔擢进入宰相班子。
很显然,这样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战争和叛乱此起彼伏,朝廷权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枢政治的运作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须形成一套灵活简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阶官员,让他们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常衮和崔祐甫之争的起因。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权宰相元载;四月,杨绾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常衮以门下侍郎衔入相;七月,杨绾突然病逝,随后中书侍郎一职便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在此情况下,崔祐甫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书省的政务,无形中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长官,虽无其名,却有其权。
与此同时,常衮也取代杨绾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来,区区中书舍人崔祐甫是没有资格掌管中书省的,于是很快就接管了中书省的政务。
崔祐甫被打回了原形,当然是愤愤不平。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报了一则祥瑞,说他一个部属的家里竟然出现了猫鼠同窝的奇异景象——有一只母猫把一只小老鼠当成了自己下的崽,天天用乳汁无私地喂养小鼠。朱泚说,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之事啊,若非皇帝圣德广大,岂能有如此猫鼠和谐之祥瑞!
常衮闻讯,立刻率领文武百官入朝恭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