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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君李适丧服未除，就毅然决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换上了一个区区五品的中书舍人，如此强悍的举动，不得不令满朝文武感到吃惊，也不能不让人感到眼前一亮。
而李适接下来的一系列举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旋风。
——闰五月中旬，李适颁布诏书，宣布今后不再随便接受四方上贡的各种物品，同时撤除了由玄宗创立的皇家艺术中心（梨园），遣散乐工三百多名。
——闰五月十七日，一个不识时务的地方刺史献上一幅《庆云图》，以祥瑞之名谄媚朝廷、粉饰太平，李适对此深恶痛绝，下诏宣布：“朕以为，只有选贤举能、拔擢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于像庆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之类的东西，又有哪一样对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从今往后，一律不得进献祥瑞。”
——数日后，李适又命人把宫内豢养的大象、豹子、斗鸡、猎犬等动物全部放逐，同时遣散了数百名宫女。
——六月初，李适下诏：“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诉状而地方政府拒绝受理者，可直接进京，向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告状；此外，若地方政府受理诉状，但百姓认为审理不公、对判决不服者，也可直接到三法司敲‘登闻鼓’，上诉申冤。”此诏一下，四方百姓欢呼雀跃，每天到京师击鼓鸣冤者络绎不绝。
——六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刚刚回朝，就被天子李适下令杖打六十，即日流放边疆。此事极为突然，但明眼人却不难知晓个中原委：邵光超出使淮宁时，“按惯例”接受了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重贿，计有绸缎七百匹、上等茶叶二百斤，还有数量不等的奴仆、马匹等。天子这回拿邵光超开刀，摆明了就是要杀鸡儆猴，一举破除“宦官出差必收贿赂”的这个惯例。邵光超出事后，刚刚出使各地满载而归的宦官们得知消息，赶紧把收受的各种贵重物品全部扔掉，一个个空着双手回到了长安。此后的好些年里，凡是奉命出使地方的宦官，再也没人敢收受当地官员的贿赂。
——这一年七月五日，朝廷突然派出了一支工程部队，强行拆毁了大贪官元载等人名下的一批豪宅。很快人们便得知，这是新天子李适直接下达的命令。当时，四方百姓在连年战乱中流离失所，而朝中大臣、各地将帅、当权宦官，却竭尽人、财、物力，竞相修建豪宅，而且一座比一座豪华壮丽，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费。老百姓对权贵阶层的这种奢靡之风极度痛恨，纷纷咒其为“土木妖”。而德宗李适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对这种社会现象颇为不满，所以才有了这次铲平豪宅的举动。当那些象征着权贵利益的“土木妖”纷纷倒下之时，京师的百姓们顿时欢声雷动……
就这样，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德宗李适就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革除了种种弊政，树立了全新的政风，同时向帝国臣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李适绝对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纲，中兴社稷！
作为一个盛年即位的天子，德宗李适的上述举措已经足以体现他锐意进取、矢志中兴的勇气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几任天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光有勇气和信念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足够的胆识、谋略和政治手腕。
那么，李适具备这些素质吗？
从下面这三件事中，我们不难得出判断。
第一件事：李适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
众所周知，郭子仪是大唐帝国首屈一指的功臣，历仕玄、肃、代、德四朝，战功卓著，勋业彪炳。历任天子为了奖赏他，不断给他加官晋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时候，郭子仪兼任的职务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在此，我们不妨罗列一张郭子仪的职务清单：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关内副元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关内支度使、盐池使、六城水运大使以及押蕃部、营田使、河阳道观察使等等。
不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个功高权重、身兼十数职的帝国元勋，任何一个皇帝必然都会对其生出畏惧和猜疑之心。虽然郭子仪对李唐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生性谨慎，做人非常低调（否则恐怕早就因功高震主而被兔死狗烹了），但是当初的代宗皇帝还是很不放心，多次想削弱他的权力，却始终下不了决心，所以才一直没有动手。
眼下，如何“摆平”郭子仪就成了德宗李适不得不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
这个事情的难度在于：虽然郭子仪本人比较厚道，但他麾下那帮将领却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万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帮将领惹毛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要解决这道难题，必须有一个巧妙的办法。
经过一番审慎而周密的考虑，李适终于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又安全的办法。
一个字——分。
也就是说，必须把郭子仪手中的权力“分解”开来，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几个主要将领头上。如此一来，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鸟之效：既削弱了郭子仪的权力，又安抚了那些骄兵悍将，还能让那几个主要将领从此对德宗感恩戴德。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适下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书令，其余兼职全部免除；同时，将郭子仪原来担任的主要军职，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个主要将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至此，这个困扰了代宗许多年的问题，终于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第二件事：李适成功挫败了一起政变阴谋。
这起阴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说它不大，是因为牵涉面不是很广；说它不小，是因为它事关“废立”，直接威胁到了李适的皇权。
阴谋的策划者有两个：一个是兵部侍郎黎幹，一个是高阶宦官（特进，正二品）刘忠翼。据称，黎幹为人“狡险谀佞”，而刘忠翼则是“恃宠贪纵”，两个人沆瀣一气，内外勾结，很早就企图干预代宗“立后”和“立储”的大政。
若干年前，德宗李适尚未被立为太子，别有用心的黎幹和刘忠翼就极力劝说代宗，让他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再立独孤氏的儿子韩王李迥为太子。但是代宗没有受他们的蛊惑，而是册立了长子雍王李适。
李适即位后，黎幹和刘忠翼惟恐遭到报复，遂惶惶不可终日。当时长安坊间纷纷传言，说黎、刘二人日夜密谋，企图发动政变。李适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便派人暗中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的一个黄昏，黎幹又乘坐一顶小轿悄悄进入刘忠翼的府邸，与他密谈多时，至当天深夜才离去。德宗李适得到密报后，立刻采取行动，命有关部门将黎幹和刘忠翼逮捕。经过审讯，黎、刘二人对自己的政变阴谋供认不讳。李适大怒，当即开除二人的官籍，并终身流放边地。
闰五月二十七日，黎幹和刘忠翼刚刚走到蓝田（今陕西蓝田县），李适就命人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二人赐死。
第三件事：李适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夺回了禁军兵权。
肃、代之际，大唐帝国有两大乱象最为引人注目，一个是藩镇叛乱，还有一个就是宦官擅权。这两大乱象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让李唐天子对武将逐渐丧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军兵权交给宦官，没想到却因此导致了宦官的恃宠擅权；而宦官掌握宫禁大权后，为了巩固权位，又回过头来勾结各地藩镇，致使那些跋扈藩镇越发骄纵难制。
代宗一朝，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权宦先后掌控禁军，又因恃宠擅权而先后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所以总是治标而不治本——往往是旧一代的权宦刚刚倒下，新一代的权宦便又强势崛起。
总之，宦官虽然走马灯似地换，但宦官擅权的问题却始终如故。
李适即位时，面对的当权宦官是王驾鹤。此人继鱼朝恩之后崛起，时任神策都知兵马使、左领军大将军，“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对于阴魂不散的宦官擅权问题，李适自然也是深以为忧。同时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无法彻底解决宦官问题，是因为他始终不敢把禁军交给武将。
可是，为什么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为什么不变通一下，索性把禁军交给文臣呢？
在李适看来，要彻底解决宦官擅权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禁军交给文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