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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鼠消失后不久，我浑身一阵难以忍受地发冷，在洗脸间吐了几次，但除了游丝般的气息什么也没吐出。
我爬上二楼，脱下毛衣钻进被窝。发冷与高烧交替袭来，房间也随之一胀一缩。毛毯和内衣给汗水浸得一塌糊涂，而一冷，又冷得叫人缩成一团。
“九点给钟上发条，”有谁在我耳畔低语，“绿线接绿线……红线接红线……九点半离开这里……”
“不要紧，”羊男说，“会顺利的。”
“细胞在更新嘛。”妻说。她右手攥着带白色花边的长筒裙。
我下意识地把脖子左右摇了十多厘米。
红线接红线……绿线接绿线……
“你简直什么都不明白。”女友说。是的，我是什么都没闹明白。
涛声传来。冬天滞重的波涛。铅色的大海和女人后颈般莹白的海波。冻僵的海鸥。
我置身于门窗紧闭的水族馆展厅。厅里陈列着好几根鲸鱼阴茎。热得令人窒息。该有人开窗才是。
“不成，”司机说，“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果真那样，我们都要一命呜呼。”
有人开窗。冷不可耐。海鸥声传来。它们尖锐的叫声撕裂我的皮肤。
“你记得猫的名字吗？”
“沙丁鱼。”我回答。
“不，不是沙丁鱼。”司机说，“名字早已换了。名字说换就换。你不也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晓得的么？”
冷得出奇。且海鸥数量过多。
“平庸使人走漫长的路。”那个黑西服小子说，“绿线即红线，红线即绿线。”
“关于战争听到什么没有？”羊男问。
本尼·古德曼开始演奏《特别航空信》。查理在独唱。他头戴奶油色呢帽。那是我所记得的他的最后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