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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喜道：“若盖邑有寇千人，南牧有寇千人，加甫邑之寇千余人，目寇最多不过四千人。吾以七千敌四千，其必胜也。更何况，敌分三处，相隔三十里，救援必不力，我军可各个击破。”
林笃皱眉道：“喜君所言及是，十余年前我父曾赴目方宣王命，其地方不过百里，大邑一处，小邑二十余处，人丁亦不兴旺，不过是一寻常方国，国力与我林方相似，远不及贵攸方。即便十余年来不受侵扰，繁衍生息，其可登之兵不过三千，征集老幼奴众随军，也不过四五千人，恰与喜君方才所言一致。”
攸喜面有得色，拱手向林笃施礼道：“林方伯足智多谋，十余年前便已探得目寇虚实，未出征便立下一功，此番多亏有林君在我阵中，胜算更增。四五千老幼乌合、衣甲不全、疲惫寇境之旅，便是合兵一处，我军亦能一鼓而破。”
子时道：“那甫邑来人说，目寇千人围攻甫邑近一月，所射箭矢仅二百支。以我所见，目寇不似全力攻城，倒像有意示弱。”
攸喜道：“目寇射兵不多，缺弓少矢，也是可能之事。”
子时微微摇头：“非也，日常射猎比箭，一人所箭矢尚有数十，更何况千人之师行挞伐之事乎？千人一月，射矢二百，如同儿戏！”
攸喜微愠，说道：“时君，殷都比箭胜我，何必时时提起。更何况君胜在酒量，非弓术赢我！”
子时耗不相让，道：“你我比箭，矢三十，不分胜负。再定规矩，先饮而后射，喜君饮后，射十中九，在下饮后，十全中，故而略胜。先定规矩，再分胜负，所定之规，君亦应许。胜负之物，朋贝二十，君若不舍，还你便是，何须多言。何况今日所言，乃征伐之事，与都中宴饮比射何干？”
攸侯由眼见攸喜满脸通红，正要下场大吵，不想让自己挂帅的第一场军事会议因为年轻人比箭打赌的事情吵作一团，而罪魁祸却是自己的亲儿子和商王的亲儿子，忙话维持秩序：“喜，汝休要胡言乱语，今日所谈，唯兵事耳。若再有他言，本师便要请出大王所赐神虎金钺，以正军法。”
作者按：
甲骨卜辞中有“师”、“旅”、“行”、“族”、“戍”等涉及军事单位的字与词，学者们认为它们就是商王国军队的编制名称。
其中，“师”是甲骨卜辞中可见的最大的军队编制，也被称为王师，有左、中、右的名称之分，如：
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甲骨文合集》33oo6）
以上为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其中的“右、中、左”即右师、中师、左师。目前，确切可知在武丁时期已经有三师，其后的武乙文丁时期卜辞中的“王作三师”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商王的一次扩军行动，将商王国的军队由武丁时期的三个师扩大到六个师；其二，是军队重组或重建行动，目的是重建被歼灭或溃散的军队。
被称为“右师、中师、左师”的都是王师，甲骨卜辞中较为常见的还有将族名或方国名与“师”字连缀的，如武丁时期卜辞中的吴师、臿师、雀师等，武乙文丁卜辞中的壴师、犬师。其中的“师”字可以理解为泛指某地或某国的军队，也可能是成建制的方国武装或地方武装。
根据学者推测，当时王师的兵力约为每师一万人，而方国武装或地方武装一师的员额不定，取决于方国和地方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师的最高长官称作“师氏”或“师长”，即《尚书·盘庚》所说“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中的师长。
考古掘显示，商代墓葬中的殉人与兵器很多都是以十为单位的。例如，殷墟侯家庄大墓的殉葬人多为十人一坑埋葬，第1oo4号大墓出土的兵器戈、矛亦为十件一捆。由此可以推测，商代的人力资源和军事编制以十进制划分管理。
此外，在《尚书·牧誓》中有“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师氏”排在千夫长之前，亦可推测师长是千夫长的上级，一师由数支至十支千夫长率领的千人军队构成。
旅作为商王朝的军队编制之一，与师一样也有左旅、右旅之称。例如：
丁亥卜，……贞，右旅……左其……（《甲骨文合集》36425）
翌日，王其令右旅暨左旅￡见方，捷，不雉众。（《小屯南地甲骨》2328）
关于商代旅的编制有一千人和三千人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甲骨卜辞中一次登人以三千最为常见，三千人符合左、中、右三旅的组织形式。但是一千人为旅，三旅为一师，则一师仅有三千余人。另一种观点认为三千人为旅，三个旅即左、中、右旅合成为一师，即九千徒兵，加上战车甲士则一师由一万余人构成，与卜辞中“登人三千，登旅万”的记载相符。结合西周二千人为旅，笔者认为商代三千人为旅的可能性更大，旅的最高长官称作“亚旅”。
因此，商代军制中，一个“师”当由左、中、右三旅组成，而每旅以三千人计，每师便有步卒九千人，加上战车甲士以及射手，一师应有一万人左右。
旅以下的编制是“大行”和“行”，甲骨文中可见的基层作战单位是“行”，“行”前往往缀以邑名，所以某行即为由某邑长统领的来自该邑的军事单位。如，“永行”、“羲行”、“令行”、“福行”等。
辛未卜，行贞，其呼永行有遘？（《甲骨文合集》23671）
戍为羲行用遘羌方有捷？（《甲骨文合集》27979）
呼令行。（《甲骨文合集》4898）
……午比福行来……方不获……（《甲骨文合集》2o447）
甲骨文中的“行”还有“东行”、“上行”、“中行”、“大行”等与表示方位的用语相连。这是因为在作战中，大量步兵布阵迎敌，往往分为左、中、右三个编队，如：
惟￡用东行，我受祐？（《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464）
惟￡比上行左￡，王受祐？（《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464）
戊戌卜，引击中行征方，九日丙午遘……（《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5o4）
辛酉卜，惟大行用？（《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581）
“行”作为商代军队编制之一，既分左、中、右三部分，也有上、中、下，与商周时作战采用方阵战术有关，而“行”还与邑名连缀，与当时的兵役制度有关。
多数学者认为“行”作为商代军队的基层单，位由一百人至二百人构成；“大行”包括数个行，由数百人至一千人构成，左、中、右三大行构成一旅。“登人三千”即是出动一个旅，包含三个大行，两千至三千人。
参考文献：
宋镇豪，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o1o(11).
王绍东.甲骨卜辞所见商王国对外战争过程及行为的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o1o(4).
李雪山.商代封国方国及其制度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oo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