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成梁：努尔哈赤的杀父仇人和庇护神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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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曾经是大明帝国真正的英雄。

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间的恩怨纠葛，错综复杂，极为诡异，至今无人能够考证清楚。

诚如我们所知，早期的努尔哈赤远不像后来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样强大与传奇；而早期的李成梁则是一位真正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一位起于贫寒却曾经百战百胜的将军。

可惜，当努尔哈赤日益强大起来时，这位英雄却在大明朝万历十年之后扑朔迷离的政局中，如美人迟暮般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末路。努尔哈赤崛起的整个经过，几乎贯穿在李成梁没落的全部过程之中。双方此种消长的原因何在，正是我们需要在此展开的。而这种消长的结果，便是大明帝国辽东局势的糜烂日深。

仔细观察一位真正的英雄走向末路，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体验。

李成梁四十岁时，一位慧眼识人的大明巡按御史发现了李成梁。

当时，这位具有朝鲜族血统、出身于中级武将世家的李成梁，正在辽东铁岭卫走投无路，苦度时光。这里，就是今天出了个赵本山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的辽宁省铁岭市。

李成梁，字汝器，又作汝契，号银城。他的先祖李英是朝鲜人，明朝初年从朝鲜渡江来到中国，定居在辽东铁岭卫并以军功当上了大明帝国的中高级军官。按照帝国制度，军职可以由子弟世袭，然而，由于家道中落，到李成梁这一代时，贫困交加，穷得连去北京办理袭职手续的盘缠都没有。四十岁的李成梁，空怀一身本领和满腔雄心大志，却只能在窘迫中长吁短叹。

恰在此时，他的幸运之星降临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成梁见到了那位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巡按御史李辅。李成梁器宇不凡，给这位御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慷慨地拿出一笔不算少的钱，赠给这位在贫穷之中已经蹉跎到不惑之年的好汉，资助他来到北京，获得了辽东军事要塞险山堡参将一职。这一年，是大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这一年，努尔哈赤八岁。

险山要塞的所在地位于今天辽宁省丹东市西南约十二公里处。参将一职是明代镇守边疆的领兵官，职位在总兵、副总兵之下，大体相当于今天的边防部队团级军官，负责一地或一路的防务与策应。就此，李成梁获得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位虽然落魄却仍然在《明史》记载中被形容成“英毅骁健，有大将才”的中年男子，一飞冲天，成为一颗照耀在帝国东北部上空极为耀眼的将星。（《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

第二年，大明隆庆元年，四十一岁的李成梁第一次在对抗蒙古骑兵的战斗中崭露头角。他因“赴援有功”而一战成名，随着捷报进入帝国最高层的视野。战后，虽然继续驻守险山要塞，却已经官升副总兵。按照帝国军事制度，总兵一职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或军分区司令，负责统率镇军即整个军区或军分区部队，为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兵，为奇兵；游击略低于副总兵，分领三千兵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此时的李成梁已经成为至少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的高级将领了。

这一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在他的老师徐阶提拔重用下，以礼部侍郎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兼中央组织人事部第一副部长，开始“预机务”，即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与制定。

此后十六年，前六年名臣云集，徐阶、高拱、张居正联手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新政；后十年，则是更加著名的张居正新政。这十六年，是李成梁走向辉煌、功成名就的十六年。在惨烈的政治、军事搏杀中，相当于今天内阁副首相、首相的张居正给予李成梁极大支持。这种支持，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欣赏、信任、重用之外，帝国制度上的保证，譬如在张居正万历新政中最为重要的“考成法”，可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万历六年正月，一个名叫速把亥的蒙古部落酋长率军大举入犯，李成梁闻报之后，昼伏夜行，飞兵出塞，长途奔袭两百里，出其不意地直捣敌营，连续杀死对方五位首领级人物，阵斩并伤敌数以万计，李成梁大获全胜。

当年底，速把亥会合其他部落，集结三万多兵力，声势浩大地前来报春天的一箭之仇。李成梁竟然摸透对方心理，一点不变地又来了一次昼伏夜行、长途奔袭两百里。那蒙古酋长事先准备得颇为充分，却怎么也没想到李成梁会把一模一样的故事再演一遍。结果，大营被李成梁奇袭踏破，伤损比前一次还要严重。一年之内，两次飞兵出塞两百里，并大获全胜，这在当年是了不起的大功，为帝国有史以来诸将之冠。为此，皇帝专门登上皇极殿举行大典，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按照“考成法”，李成梁被加官晋爵，先是加封为太保，世荫本卫指挥使，继而晋封为宁远伯爵，岁禄八百石。受到帝国如此大张旗鼓的表彰，李成梁喜悦之余，为了表示对张居正赏识提拔的感激之情，给张居正送去一笔数额颇大的礼金，结果，被婉转谢绝。张居正的理由是：按照帝国制度，李成梁获得的荣誉和地位，都是靠他自己一刀一枪出生入死换来的，不需要感谢我。我若是收了他的钱，就是侮辱了他。我也无法面对高皇帝的在天之灵。这个故事令人感叹，至少让我们知道了李成梁能够成为一代名将和张居正能够成为一代名相的部分原因。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长途奔袭是这位将军最擅长的战法。在没有摩托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这位将军带领以步兵为主的部下，曾经多次星夜急行军两百里以上，一鼓作气直捣敌人巢穴，将毫无防备的来犯之敌打得措手不及、一败涂地。显然，要想做到这一点，仅仅骁勇善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出色的情报工作。同时，这种战法，对领导者的判断力、组织力、执行力、亲和力要求极高；对统帅与部队的意志、毅力、训练与特别能战斗的团队精神也必定要求极高。

这一切，李成梁都做到了。在数十次战役中，李成梁“出师必捷，威震绝域”，在职业生涯前期，几乎百战百胜地捍卫了帝国边疆，立下极为显赫的战功，成为——如果不是声望更高、战功更为显赫的话——至少是与同时代的戚继光并驾齐驱的一代名将。因此，当时在军中与国人口中，有“南戚北李”一说。他们成为大明帝国后半叶军事成就的最高代表，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与爱戴。

四年以后，速把亥再一次卷土重来。当时，这位酋长在蒙古部族中最为剽悍凶猛，号称勇冠蒙古各部。他曾经在战场上亲手将李成梁之前的一位大明帝国辽东总兵斩于马下，并先后数次重创其他几位总兵率领的大明军队。与自己忠实的骑士们呼啸着杀入大明边关，如入无人之境地烧杀抢掠后从容离去，成了这位酋长最为快乐的节日。就此，速把亥为患边疆长达二十多年，成为令大明帝国君臣将佐谈而色变的一方巨祸。

自从李成梁出现后，这位酋长便屡屡败在李成梁的奇袭之下，令他感觉很不爽，于是，越败越勇，发誓要和李成梁决一胜负。这一次，据说他是动员了所有兵马和子弟精锐，准备一举拿下李成梁。李成梁则改变战术，将速把亥的兵马引入设在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境内）的埋伏圈里。结果，开战不久，此人便被李成梁所指挥的部下一箭射死。酋长的弟弟抱着哥哥的尸体痛哭而去，从此势力大衰。

就这样，李成梁屡立大功，受封为伯爵，跻身于帝国贵族行列。在其当时，他的地位、名望等，很有可能已在戚继光之上。有一种看法，包括《明史》的作者们认为：恰恰因为戚继光威名太盛，于是坐镇蓟门十六年，使敌人从来不敢来犯，转道入侵辽东，才给了李成梁屡立战功的机会。即便如此，仍然难以掩去李成梁军功的耀眼光辉。历史上，甚至就在李成梁的同一个时代，面对与李成梁同样的敌人，损兵折将，丢尽帝国脸面的军人和官吏可是不在少数。

当时，在张居正的主持下，帝国推行“考成法”，赏罚严明。为了表彰李成梁，万历八年，在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的广宁，修建了一座大牌坊，上刻“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给予了李成梁将军极为崇高的荣誉。在朝鲜保留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记载：“辽广之人，但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宣祖大王四十一年七月丙戌）对于李成梁以边帅之身所创下的军功之盛，《明史》作者评论说：是大明帝国“二百年来未有也”。（《明史》卷二百三十八，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就是说，作为帝国边防军高级将领，李成梁独领风骚二百年。

大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是大明帝国晚期历史上意义特别重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时年五十八岁、凭借一己之力和十年坚持，几乎实现了大明帝国辉煌中兴的张居正，重病后死了。

此后数年间，帝国政治地覆天翻，张居正时代所制定的政策、法规、制度被一一废止，帝国政界在动荡不安中变得晦暗不堪。受到张居正支持重用的戚继光被迅速边缘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五年前以战功受封宁远伯爵位，进入帝国贵族行列的李成梁，如今五十六岁，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他同样受到过张居正的支持和倚重，然而，可能由于下面的三个原因，李成梁避免了池鱼之灾：其一，远离京师，与张居正没有过多的私人交往；其二，赫赫战功给万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动荡不安的辽东局势离不开这位骁将。

第二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清算张居正的工作拉开序幕。随后，张居正家产被查抄没收，十余口人饿死在被贴上封条无人敢于启动的家中，张居正那些或真或假的罪行被公告天下。

时年五十七岁的李成梁，耳闻目睹了张居正的生前身后——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辉煌到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全部过程；也耳闻目睹了另外一位真正的英雄——戚继光，从威震天下、威名赫赫到默默无闻地死去的全过程。

我们无法知道李成梁对此的感受如何，无从知道他是否物伤其类，是否胸怀不平？但肯定有证据表明，从此以后，李成梁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一件不大的谎报军情与战功开始的，随后，逐渐加速度，并扩大为几乎是全方位的堕落。此时，如果张居正回到人间，可能会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曾经深切信任与支持过的老部下，如今怎么竟变成这副完全不同的模样？

仿佛冥冥之中真有天意。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远离帝国首都的白山黑水之间，发生了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在乱军混战中被李成梁部下误杀的恶性事件。

相隔千里之遥的两件事情，显得同样乖戾不祥。它们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两件事情看作是大明朝死去和大清朝新生的起点。从此以后谈论大明帝国时，似乎只要说“这个政权正在死”就可以了。而大清朝则在此时现出自己极为微弱的一丝丝曙色。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将会不停地看到，整个帝国呈现出来的，几乎全部是病态的景象。面对着生气勃勃的努尔哈赤，大明朝所发生的一切，可以典型地告诉我们这种病态已经是如何的无可救药。

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不久，他开始了血亲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称颂为“十三副遗甲起兵”。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努尔哈赤还太年轻，太无足轻重。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祖父、父亲被官军误杀，如果被误杀的不是朝廷认可的建州酋长的话，大约没有什么人会把这个满腹悲伤、委屈和愤恨的小伙子放在心上。

因此，关于他在此期间的记载，大体上都不是当时做出的。这些后来流传下来的东西，充满了种族的、国家的、英雄的、贼寇的、忠诚的、叛逆的、牛皮哄哄的、低三下四的等等激情。有些像“卧薪尝胆”的故事一样，带点儿悲伤而阴冷的人生智慧；有的又像“水晶鞋”那样，满是激动人心的纯情浪漫天真可爱……

诚如我们所知，清代官方与民间史籍的不可靠程度，大约可以排在我国历朝历代包括堂皇二十五史之首。原因来自于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字狱。这种注定要留下恶名并受到历史永久诅咒的文字狱，在顺治皇帝进入山海关以后便初露端倪，在康熙皇帝时期锋芒小试，在雍正皇帝手中头角狰狞，在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时代登峰造极。因此，隐恶扬善便成为这一时期以及后来主流知识分子和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任务与方式。因此，这些记载中的许多部分都经过了刻意的扭曲与修饰，从而显得云遮雾罩，或者怪诞乖张。

这种情形反证了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努尔哈赤所在的爱新觉罗系建州女真，曾经受到过大明帝国长时间优厚待遇和汉族人士的长期帮助。这些历史事实与人物，常常受到大清国权贵们的刻意歪曲与打压。好在漫长的岁月里，累积起来的资料已经够多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再加上不需要很多的一点儿常识，似乎就能够还原出当时的大体面貌。

努尔哈赤是大明辽东建州左卫指挥世家的子孙。“卫”、“所”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军事制度，在理论上讲，一个“卫”应该有军人五千六百名，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人员也不停地逃亡流散，到努尔哈赤的时代，卫所制度残破不堪，早已不复当年的光景。努尔哈赤家族属于边疆部族。他可以明确向前追溯的六代祖先，都是接受过大明朝廷封赏的地方土酋。

永乐初年，他的六世祖带领斡木河，即今日图们江（位于吉林东南边境）下游的女真部落归服朝廷，被永乐皇帝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带有政治上笼络抚慰的性质，可能并非真的具有一个卫的军户编制。他还曾经跟随这位皇帝，一起远征过漠北，即今日之外蒙古地区。

大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设置了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努尔哈赤的几代祖先便世袭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到他的祖父时代，整个家族迁居到了赫图阿拉，隶属今天辽宁省新宾县治下。当时，他祖父兄弟六人，号称“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是满语“六”的意思，贝勒则是满语“大人”、“老爷”之意。“贝勒”这个词汇，后来成为满清王朝的一个皇室贵族爵位。

当时，这“六位老爷大人”分住六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他们居住在泥草房里，四周围着木栅栏，比那些身份低贱人家所居住的地窝子，已经豪华了许多。其情形大约和我们今天在东北农村能够看到的那些村落差相仿佛。与今天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相互间的攻伐械斗频繁，这些村落便时常坐落在形势险要之处，并围着土城土寨，以资保卫。这种情形表明，这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虽然名头不小，其实际的势力范围，不会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北方乡镇大很多。

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议处恰恰就在于此。

事实上，当时不论是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头衔，还是建州都督同知甚至都督的头衔，虽然级别不低，听起来也吓人，实际上离开了他们那小小土城之外，其权力便有限得可怜。除了每年来自朝廷不多的财政补贴，他们最大的实惠就是朝廷发下来的敕书。这些敕书的作用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委任状、特别通行证、特别身份证、特别护照之类，还兼有贸易特许状或今天的进出口许可证的综合功能。只有在这些敕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等等宝贝，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敕书的这种特权，控制住自己的部族人众。大明帝国对于边疆包括东北地区成百上千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城主、部落头人、土著酋长的控制，凭借的就是敕书——政治、经济羁縻再加上军事威慑这两条腿。

努尔哈赤即建州爱新觉罗家族就是这几十上百个部落酋长中的一个。从当时辽东——东北的情形判断，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比其他土豪酋长更应该被高看一眼。这种情形在敕书分配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政府发给东北地区女真部族的敕书可能一共有一千五百道，建州三卫合计可以分到五百道，而努尔哈赤祖父、父亲总共才可以拿到三十道。

问题在于，有证据显示，迁居到赫图阿拉，即今天辽宁省新宾县境内的努尔哈赤祖父、父亲，与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结下了可能是十分友善的关系。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曾经断言：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结托极深”。（孟森《明清史讲义》下）这就使事情变得完全不同了。

努尔哈赤进入辽东总兵府的时间，肯定比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愿意承认的时间要早得多，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也要长得多，很有可能在他十九岁分家出来独立生活后不久就开始了。在一些史籍中，分别有努尔哈赤曾经做过李成梁的书僮、侍卫、侍卫长，甚至被李成梁收养为义子的说法。这些记载，显然不应该被看作是凭空捏造。

在众多记载中，都曾经谈到过努尔哈赤逃出总兵府，投奔叶赫贝勒的故事。其实，这段故事的真实情形，很有可能和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血气方刚的努尔哈赤犯了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在男女关系上出轨，有了生活作风问题。

在斑驳庞杂的史料和传说中，我们大体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努尔哈赤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李成梁不错的待遇。他们像家人一样亲切相处，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后来祖父、父亲被误杀，也没有能够妨碍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友善与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