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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比哭还难看。
这是开元二十四年(736)的年底。十一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同时被免,李林甫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耀卿留下的侍中职位空缺,宰相班子由三人变成两人,李林甫成为不折不扣的首相。
新首相的第一把火,是召来谏官训话。我们知道,朝廷设立谏官,原本职在提出不同意见。然而首相大人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宫廷仪仗队里的立仗马。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养得漂亮之极,任务则只是站在殿前一言不发。于是李林甫说:大家看见那些马了吗?可都是三品待遇。但如果乱叫一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如今圣上英明盖世,哪里用得着你们多嘴多舌?要不要作仗马之鸣,诸位自己看着办。
据说,朝堂之上便再无反对的声音。[11]
此事真伪难辨,因为李林甫在历史上被妖魔化了。后人甚至说,他的为人是甘言如蜜,腹中铸剑,由此产生了“口蜜腹剑”的成语。可惜李林甫的同僚,包括被他扳倒的张九龄和裴耀卿都没有这样说过,因此同样可疑。[12]
毋庸置疑的是,他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此前,宰相任职一般三年,最长的一个九年五个月。唯独李林甫,任职十九年,独裁十六年,堪称空前绝后。[13]
这不可能没有原因,也不可能没有道理。
原因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李林甫狡猾,二是唐玄宗糊涂。可惜这说不通。李林甫是否狡猾另当别论,但可以肯定唐玄宗并不糊涂。安史之乱时,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成都的李隆基曾经与身边人评点历任宰相,数到李林甫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话:此人的嫉贤妒能举世无双。
身边人问: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用他那么久?
李隆基默然。[14]
这一沉默往往被理解为玄宗自知理亏,或者证明他在李林甫时代已经变得昏庸,其实不然。因为这次谈话中,李隆基对宰相们的评论都很精准,甚至对宋璟评价不高。他的原话是:那个人的耿直,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
请问,头脑如此清楚,能说是昏庸吗?
结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玄宗皇帝明明知道李林甫嫉贤妒能,也要用他,而且重用,正如他十分清楚宋璟未免“卖直以取名”之嫌,也仍然要委以要职一样。
实际上玄宗不愧为明主。他知道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执政之初,要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嘉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说。他这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15]
那么,唐玄宗看上了李林甫的什么?
懂事,执行力也强。
李林甫确实懂事。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该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这往往被视为奸滑。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懂规矩。规矩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懂不懂规矩,甚至也就是有没有政治素质,而李林甫在这方面简直具有天赋,这才大得皇帝欢心。
更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中,李林甫最能读懂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比方说,他深刻理解陛下关注边境战事,并不仅仅只是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更是出于对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当然也知道强军必先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作为坚强后盾,是打不赢战争的。因此,他全力支持玄宗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没有一丁点儿书生气。[16]
但,他决不胡来。
这一点,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既能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17]
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并非只是排除异己,更多的精力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由此产生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由于杀气不重,囚犯减少,乌鸦竟在监狱外面筑起了鸟巢,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变得安静祥和。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国公。[18]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天宝八载(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于言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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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图藏唐代《开元新格·卷三·户部》。
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但,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责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骄奢淫逸、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这是重大变革。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大唐本是混血王朝,因此旗下不乏胡人将领,号称番将。但在太宗皇帝的时代,这些番将多半是贵族,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铁勒酋长。他们也不是专任,只在重臣节制下任临时军职。战争结束,士兵留驻战略要地,番将则回京另谋高就。
李林甫当然不怕这个,他怕的是那些有权节制番将又军功显赫的边帅。按照大唐“出将入相”的传统和惯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调回京城进入中枢。如果是牛仙客那样的倒也罢了,倘若来一个文武双全的,好日子可就算过完。
于是,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的第十二年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他的理由是:文臣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都不能放心。胡人英勇善战,寒族孤立无援,相对安全可靠。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既然是常任,就不会跟他争夺相位。[20]
唐玄宗没有片刻犹豫就同意了。这时,六十三岁的他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皇帝,对于政治实在打不起精神。甚至早在六十岁那年,他就提出要将天下之事都交给李林甫,自己去修身养性,却被高力士劝阻。只不过,在打消了皇帝陛下这一念头之后,高力士也不敢再妄议朝政。[21]
结果是李林甫再次得逞。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决定会使帝国的边防军变成反政府武装力量——差一点就颠覆了王朝的安禄山也正是寒族胡人。当时,李林甫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权势,唐玄宗则一门心思惦记着跟心爱的女人泡温泉。
没错,这个女人就是贵妃杨玉环。
[11]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12]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后来被司马光采信,载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元年三月条,遂成为定论。但两《唐书》均无此说,十分可疑。
[13]此前主要宰相的任职时间是:姚崇三年三个月,卢怀慎不到三年,宋璟三年一个月,苏颋三年一个月,张嘉贞三年一个月,张九龄和裴耀卿不到三年,张说四年半,源乾曜九年五个月。
[14]见《新唐书·李林甫传》。
[15]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16]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及其所引(日本)谷川道雄《关于所谓李林甫专政》,袁英光、王界云《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
[17]本段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彭丽华《安史之乱》。
[18]见《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李林甫传》。但《新唐书》认为这一情况并不属实,是大理寺长官“妄言”,却不知证据何在。
[1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八载二月条。
[20]见两《唐书》之《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
[21]见《新唐书·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三载初条。